之前专门写过文章，资本充足率管制会压制银行整体回报率，因此放弃投资招商银行。招行2019年年报出来了，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5.28%，看似光鲜靓丽，难道招行真的能够逃脱管制吗？
一、压制银行回报率的逻辑（详细见后附链接）
经济逻辑是社保医保缺口带来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赤字需要发行政府债券，政府债券需要持续强力的买盘，银行正是市场上最大的买方，资本充足率管制趋严便可以驱使银行大量增持政府债券。该逻辑可以从财政赤字、银行业持有政府债券比例逐年上升、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上升情况验证，这就是我国自2013年起坚决执行巴塞尔协议的原因。
银行资本充足率=（总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 * 100%
商业银行对中央政府债权（国债）的风险权重为0%，对公共部门实体债权（地方债）的风险权重为20%。
由此可知，商业银行增持国债、地方债可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即减少分母，提高资本充足率，这是增持政府债的直接驱动因素。
二、招商银行的报表痕迹
由表3可知，6年来，招行零售贷款比例增长最快，政府债券次之，公司贷款一直在下滑，背后的原因自然是趋利避害。
2019年招行零售贷款收益率6.07%，考虑到接近一半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较低），其他零售贷款收益率约为7%，同时会带来个人存款、理财等其他服务收入，但有一定的坏账率。
2019年末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1%，目前为2.7%，预期未来国债利率将持续走低。国债免增值税、免企业所得税，实际收益率大概分别对应4.4%和3.8%，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坏账风险。
2019年招行公司贷款收益率4.34%，同时会带来公司的存款、理财等增值服务收入，也有一定的坏账率。
从收益和风险的角度看，招行不傻吧？做的很正确。
（一）如果没有资本充足率管制
如果没有资本充足率管制，资源一定投入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零售贷款显然优于政府债券，当然是要倾其所有，提高资产回报率。2013年前的招行，政府债券配置比例一直低于3%，因为2013年之前没有管制。
银行会自发投资国债，这是在低收益低风险和高收益高风险之间做选择，经济环境稳定时，国债和贷款之间比例关系就大致稳定。从2008年到2019年，经济始终一般般，按理08年后银行增持国债的积极性就该立竿见影的提高，然而实际情况却是09、10年银行国债持有量显著提高，随即回落，要等到13年再次起飞并且一去不回头。这不就是2013年起执行的巴塞尔协议III吗？
如果资本监管真的能创造价值，对股东有利，在商业银行过去100年历史里为什么市场没有自发的创造出这一监管安排？难道说过去这100年里银行没有做到正常运作，创造股东价值？可现实是美国大萧条、60年代滞胀、70年代能源危机，香港也一直是自由市场，在美国、香港都没有提出资本管制，但他们发展得很好，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只不过各种力量的博弈。
从本质上讲，银行生意是一本万利，是撮合存贷双方的资金需求，为储户和贷款人服务。但管制下，银行不能自主选择回报率最高的资产配置，只能一边发行各种资本工具补充资本金，盈利不能过多分红，一边大比例增持政府债券，如此资本回报率彻底被压制住。
（二）未来管制的方向
既然已经明确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那么通过赤字的增长，即可判断管制的方向和力度。
本来社保、医保缺口每年都在增长，但今年又有了新冠肺炎，财政支出必将大幅增长，赤字当然也要飞起。钱从哪来？发债呗，谁来买呢？银行呗。银行为什么要买呢？管制提升呗。管制提升，银行业收益率会被进一步压制，长期来看，制约银行业回报率最大的石头就是资本充足率管制。
今天，我依然坚信这一经济逻辑，有疑虑的朋友可以等待时间的验证，未来银行业是否要持续发行大量资本补充工具，增加政府债券配置比例，监管层是否会持续强化资本充足率等要求，或提升配置政府债券的收入，比如地方债风险权重降至0。
三、结语
银行也是生意。任何生意，股东都要依靠现金分红去获取回报，除非留存资本的在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资本成本。银行利润留存是股东资本，其资本成本显著高于国债利率，不分红去投资国债，有利于股东价值？当然用优先股、永续债比股东资本成本低，但是依然高于国债利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优秀如招行也不能突破行业阴霾，报表痕迹显著，既逼着招行买国债，不能全力发展高回报的零售业务，又限制了杠杆率，招行资产回报率彻底被压制，减值前利润增速已经下滑很久了，长期投资回报率必将下降，招行本来是超一流生意，活生生被阉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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