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这种策略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吧。
这种卷策略起源于日本，光大于韩国和台湾地区，最新的继承者是大陆。
以台湾地区为例，上世纪90年代，当时台湾当局认定的朝阳产业是信息产业，于是搞产学研一体化策略（如由“经济部技术处”提供经费、“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官方机构负责基础技术研发、民营公司接受技术后负责经营以保证市场竞争活力、但幕后当局依然保留所谓“民营公司”的最终控制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选定了一些潜力方向，快速本地化美日最新的科研成果，具体方式就是上潮水般产能+快速迭代。届时此种策略获取了极大竞争优势。比如台湾的CD-ROM产业，1992年被认定为朝阳产业后，其产能在7年左右的时间里扩充了1000倍以上，单位生产成本之低冠绝全球；很多核心组件都能做到本地化甚至技术领先世界，实现了对日美的超越。
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对于工程式渐进改进的相关产业，只要确定某产品生命周期还在中期，就迅速上产能+迭代，做出me better类产品，从而能分到一些超额利润。在我们都熟悉的医药业，就是在迭代较慢的的医疗设备业中实现的国产替代；或者TKIs那些大量me too的替尼中，少量的me better了。现在的汽车也算这个策略分支。
这种策略的劣势在于，其一它并不能做出破坏式创新，而只能跟随大致已经确定的趋势。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赚到全生命周期70%以上的利润，而me better 可能有个20%的占比就算较高的了。这样子哪怕加上失败的研发，做FIC的ROIC还是比做me better内卷产能+迭代的要高。这个策略只能喝汤。
劣势其二在于，快速跟随fast follow策略可能会跟错方向，而技术创新源头新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指定的扩散方向不再是你。比如上面的CD-ROM产业，台湾地区做到世界第一又怎样？虽然2000年前后这个产业依然不能算不景气、算是吃了10年红利，但当U盘和高速光纤普及后，谁还用光碟来传输、读取数据？这个行业被彻底地破坏式创新掉了。
但更新的信息产业分支，比如iphone产业链，美国就不在选择台湾、而是大陆进行技术扩散了。
为什么后面的新兴产业不再选择台湾扩散？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经济原因。1980年代台湾之所以能捞到信息产业的一些技术扩散和转移，是因为台湾在那个特定时刻，有了一定工业基础+单位教育成本还未随着人均GDP增长而上涨、从而错峰形成的工程师成本红利+国外留学高端人才可以带着技术回国兑现、再次被动形成技术扩散+技术源头美国鼓励、至少是不反对这种扩散。
但到了2003-2010，有了这个优势的不再是台湾、而是大陆了——台湾的“国家/地区生命周期”已经过了成本最低的高峰区、开始向下走，而当时的大陆到了台湾的1980S生命周期阶段——正如未来十年，印度等国即将进入大陆的现生命周期阶段一样。
第二，政治原因。这里需要做一些铺垫。假定这个世界存在较稳定秩序、而美国是事实上的秩序维持者。这样一个世界，假如所有国家都采用自由贸易策略，美国其实是不用在意其所研发创新的技术扩散的秩序的——根据科斯定律，所有资源最终将走到最合适它的人手上、并得到最合适的定价；自由市场状态下，技术扩散的结果自然均衡或者说“最优”。
但有些国家会在这个过程中采取扭曲要素价格、减少消费+加大投资基建等方式、加大经营杠杆，获得满产时单位生产成本更低的优势；从而使得自己抢夺技术源头新生的技术扩散时，可以相对其他后发国家获得先机，最终使得技术扩散的结果，从随机国受益变为自己受益。
对秩序维护者而言，这种方式虽然存在不公平问题，但当后发者还穷时，默许某些后发国用这种手段做起来，本质是奖励后发穷国里最能吃苦的那批、鼓励先进，或者说扶贫——毕竟人家用克制消费、积累资本以降成本的方式来谋求发展，也算是在后发国的竞争中很上进的那批了。
但当穷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任由其采取这种方式继续做大，一是开始对其他后发国不公平（蛋糕就给他一个人吃？），二是会危及到自己的第一位的地位。所以技术源头国会打压这个国家、转而扶持别人，也可以说开始对别人尽扶贫义务，任谁也说不出个不是来。于是新发技术的扩散秩序，会换到生命周期此时合适的次级后发国身上。
综上所述，快速跟随策略的劣势在于，跟随阶段的优势给国家带来的路径依赖，会使得使用这个策略的国家很难转变成为技术源头国（擅长抄/优化的人反而丧失了自己做/从头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而如果不能成功转变，技术源头国产生的新技术一定是转而优先扩散给次级后发国，从而对第一后发国形成前堵后追的压力。正如AI、星链和后续其他的突破式创新，美国一定会选择非中国，作为首要扩散对象一样。日本前一阵面临的产业流失等问题，就和前堵后追有关——而我们不能说，这一定不会再现。

卷王的根源是国内大一统市场提供卷的市场基础，后面就看最关键的半导体产业链能否卷到世界第一。

就说星链吧，位于距离地表400公里的轨道上，与之通信的技术难度显然是低于华为Mate60 Pro跟距离地表38000公里的天通卫星通信的难度的。你们老是讲中国人突破式创新不行，说白了一方面是我们离前沿还有距离、还没到突破的时候；另一方面则是钱还不够多、不到位；而到现在这时候，任正非都说进入了无人区，那么，大概会有一些突破式创新要来咯。

这么说吧，中国的新能源革命，如果成功把能源的平均价格打到中东产油国的水平，那么单单这一个优势都能制造出巨大的优势来；然后国内这边还有通讯网络的成本优势，物流网络的成本优势等等；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现在是看明白了，只要国内哪个产业做到了全球前列，海外再想反超的可能性就是零，除非使出盘外招。

你在扯，却反而不让人说话？星链的这些玩意儿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创新，既有技术的整合而已，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国内对此没有需求的场景啊，国内4G/5G网络覆盖这么好，卫星通讯只是边边角角的需求，赚不到几个钱，所以没人会往这上面投资。另外，往地球同步轨道上打卫星，先覆盖中国，再覆盖一带一路国家，最后覆盖全球，总共也用不了几颗卫星，一颗卫星又可以用很多年，成本很低。

怎么说呢...这种策略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吧。
这种卷策略起源于日本，光大于韩国和台湾地区，最新的继承者是大陆。
以台湾地区为例，上世纪90年代，当时台湾当局认定的朝阳产业是信息产业，于是搞产学研一体化策略（如由“经济部技术处”提供经费、“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官方机构负责基础技术研发、民营公司接受技术后负责经营以保证市场竞争活力、但幕后当局依然保留所谓“民营公司”的最终控制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选定了一些潜力方向，快速本地化美日最新的科研成果，具体方式就是上潮水般产能+快速迭代。届时此种策略获取了极大竞争优势。比如台湾的CD-ROM产业，1992年被认定为朝阳产业后，其产能在7年左右的时间里扩充了1000倍以上，单位生产成本之低冠绝全球；很多核心组件都能做到本地化甚至技术领先世界，实现了对日美的超越。
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对于工程式渐进改进的相关产业，只要确定某产品生命周期还在中期，就迅速上产能+迭代，做出me better类产品，从而能分到一些超额利润。在我们都熟悉的医药业，就是在迭代较慢的的医疗设备业中实现的国产替代；或者TKIs那些大量me too的替尼中，少量的me better了。现在的汽车也算这个策略分支。
这种策略的劣势在于，其一它并不能做出破坏式创新，而只能跟随大致已经确定的趋势。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赚到全生命周期70%以上的利润，而me better 可能有个20%的占比就算较高的了。这样子哪怕加上失败的研发，做FIC的ROIC还是比做me better内卷产能+迭代的要高。这个策略只能喝汤。
劣势其二在于，快速跟随fast follow策略可能会跟错方向，而技术创新源头新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指定的扩散方向不再是你。比如上面的CD-ROM产业，台湾地区做到世界第一又怎样？虽然2000年前后这个产业依然不能算不景气、算是吃了10年红利，但当U盘和高速光纤普及后，谁还用光碟来传输、读取数据？这个行业被彻底地破坏式创新掉了。
但更新的信息产业分支，比如iphone产业链，美国就不在选择台湾、而是大陆进行技术扩散了。
为什么后面的新兴产业不再选择台湾扩散？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经济原因。1980年代台湾之所以能捞到信息产业的一些技术扩散和转移，是因为台湾在那个特定时刻，有了一定工业基础+单位教育成本还未随着人均GDP增长而上涨、从而错峰形成的工程师成本红利+国外留学高端人才可以带着技术回国兑现、再次被动形成技术扩散+技术源头美国鼓励、至少是不反对这种扩散。
但到了2003-2010，有了这个优势的不再是台湾、而是大陆了——台湾的“国家/地区生命周期”已经过了成本最低的高峰区、开始向下走，而当时的大陆到了台湾的1980S生命周期阶段——正如未来十年，印度等国即将进入大陆的现生命周期阶段一样。
第二，政治原因。这里需要做一些铺垫。假定这个世界存在较稳定秩序、而美国是事实上的秩序维持者。这样一个世界，假如所有国家都采用自由贸易策略，美国其实是不用在意其所研发创新的技术扩散的秩序的——根据科斯定律，所有资源最终将走到最合适它的人手上、并得到最合适的定价；自由市场状态下，技术扩散的结果自然均衡或者说“最优”。
但有些国家会在这个过程中采取扭曲要素价格、减少消费+加大投资基建等方式、加大经营杠杆，获得满产时单位生产成本更低的优势；从而使得自己抢夺技术源头新生的技术扩散时，可以相对其他后发国家获得先机，最终使得技术扩散的结果，从随机国受益变为自己受益。
对秩序维护者而言，这种方式虽然存在不公平问题，但当后发者还穷时，默许某些后发国用这种手段做起来，本质是奖励后发穷国里最能吃苦的那批、鼓励先进，或者说扶贫——毕竟人家用克制消费、积累资本以降成本的方式来谋求发展，也算是在后发国的竞争中很上进的那批了。
但当穷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任由其采取这种方式继续做大，一是开始对其他后发国不公平（蛋糕就给他一个人吃？），二是会危及到自己的第一位的地位。所以技术源头国会打压这个国家、转而扶持别人，也可以说开始对别人尽扶贫义务，任谁也说不出个不是来。于是新发技术的扩散秩序，会换到生命周期此时合适的次级后发国身上。
综上所述，快速跟随策略的劣势在于，跟随阶段的优势给国家带来的路径依赖，会使得使用这个策略的国家很难转变成为技术源头国（擅长抄/优化的人反而丧失了自己做/从头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而如果不能成功转变，技术源头国产生的新技术一定是转而优先扩散给次级后发国，从而对第一后发国形成前堵后追的压力。正如AI、星链和后续其他的突破式创新，美国一定会选择非中国，作为首要扩散对象一样。日本前一阵面临的产业流失等问题，就和前堵后追有关——而我们不能说，这一定不会再现。

其实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有个观点我很赞同。他的大概意思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技术产业链上的生态位、或者说技术水平先进程度，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出口的顺逆差金额变化趋势、以及顺差中出口产品的构成变化。
这种顺差的趋势性，本质又是由于在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发展等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储蓄或者说投资量（导致的边际制造业固定成本摊薄）+教育成本、社会福利（导致的边际可变人力成本变化）的动态演化所决定的，具体反映为国家生命周期。
广场协议前后，日本正处在上述周期成本/收益的最低结构点，所以哪怕签订广场协议、进行贸易战，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的趋势也不会消除、美国照样抹不平逆差。因为日本在周期的这个阶段，就是同样的东西我更便宜、同等成本下我性能更优（因为大量投资后摊薄的固定成本更低+工程师红利导致的人力成本更低）。
但上述观点反过来说也一样。
所以就看能不能顺利从后发阶段，发展到先发阶段来接续发展势头了。

卷王的根源是国内大一统市场提供卷的市场基础，后面就看最关键的半导体产业链能否卷到世界第一。

竞争力哈哈，就是没有创新。模仿别人，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政府大笔投资基建和补贴企业，效果显著，让老百姓无比自豪。但另一面是，政府投资的钱多了，留给老百姓消费的钱就变少了。
无法既要又要，所以只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然后结果是大家都赚不到钱 企业死了一大半
就拿文中说的一代代卷王英利天威到隆基 卷了三四代到第二阶段了吗？还是单瓦盈利微不足道 仍在继续密集资本投入竞赛当中 赚来的钱全转化为两年就淘汰的设备里
有什么乐观的呢？
要不是资本过剩 前面的人赚后面的钱 谁会买这些股票？不怕一觉醒来从第一梯队掉到第二梯队吗

还是很多人只看到了疯狂迭代产生的浪费，没看到疯狂卷出来技术和成本优势，让新能源车非常有竞争力，汽车产业链和利润留在国内，日本德国产车大国利益才严重受损了。就是投资新能源企业和新能源汽车企业难度变大了
做为普通消费者，不管买油车还是电车，都得到实惠了。

地方政府 地不好卖、债不好借 后，能砸给企业卷产能的补贴应该会大幅下降，估计能缓解一下新兴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压力。

请教，为啥我国人均用电量会超越德国？
因为工业用电？

建立在对人力资源的压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