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 M2 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上升。有人因此认为中国货币发得太多了，有“货币超发”的问题。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中国持续上升的 M2 占 GDP 的比重是中国储蓄过剩的表现。面对居高不下的 M2 占 GDP 的比重，正确的问题不是问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货币，而是问中国这么多的货币为什么没有被花出去。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内生于经济状况的，央行并不具有无限的调控货币的能力。以货币发行为例，在纸币体系下，银行系统的确可以创造任意数量的名义货币。但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顺畅的情况下，这些货币会很快反映到商品价格上，使得通货膨胀上行。
由于GDP是以商品价格加总的全社会最终产品的总价值，通货膨胀上行会导致GDP的名义值变大，即M2占GDP比重的分母变大，所以央行发行货币不一定推高M2占GDP的比重。用更学究一点的话讲，当通货膨胀上行时，用价格水平缩减过后的实际货币存量反而有可能下降。 而M2 占 GDP比重是真实货币存量的概念，它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并不完全由央行决定。
事实上，中国 M2 占 GDP 比重持续上升的背后是中国储蓄的不断累积。正是因为中国储蓄率高，所以货币所蕴含的购买力并未完全转换为名义总需求，而是沉淀在了金融体系中。这样，中国才能有高于通货膨胀率的货币增长速率，从而实现了储蓄增速大于物价增速——真实货币存量的不断上升。所以，中国的货币存量不过是实体经济储蓄的货币表现形式，而并非央行超发的货币。
前文网页链接论述了在中国储蓄过剩的背景下，国内储蓄有向国内投资转化的必要。这种转化必须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中国储蓄过剩的失衡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在外需走弱的背景下，必然要将国内储蓄大量转化为国内投资，从而带来国内债务的持续累积。不过，中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却在前述对中国债务问题的误解之下，试图强行抑制国内债务的上升。
而金融体系是联系储蓄和投资的渠道，金融体系中的融资就是债务的增量。于是，去杠杆政策就人为阻塞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令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效应显现。中国的M2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于去杠杆政策与储蓄过剩的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
如果把储蓄看成一个水池，那么在正常状况下，这个水池本身存在着水位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就是储蓄与消费之间的自动调整。如果储蓄是由消费者做出的，那么在储蓄过多、储蓄回报率过低的情况下，消费者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这样一来，就能让储蓄这个池子里的水位下降。但中国的特殊经济结构决定了储蓄与消费之间的这种调节机制并不健全，储蓄池子很难向消费“泄水”。原因见前文网页链接。
这样，在流向国外受阻的情况下，储蓄就有很强的势能要流向国内投资，包括地产和基建投资。作为联系储蓄与投资的渠道，中国金融体系为债权型融资所主导。储蓄向投资的流动就会形成债务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杠杆政策就主要表现为对融资渠道的管控和堵塞。但由于流动的势能一直在那里，堵塞了一条通路，并不能真正让储蓄向投资的流动停止下来，而只是让储蓄改道由金融体系中的其他渠道流向投资。去杠杆政策对这种储蓄流动的不断阻塞，反而导致了新的更隐蔽融资渠道的创设，反倒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度，引发了不少金融乱象。$上证指数(SH000001)$ $招商银行(SH600036)$ $创业板指(SZ399006)$
——转自徐高《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国视角》，仅用于平时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