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对美国、日本、德国这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办学体系做了提炼和总结。具体如下：
日本：网页链接
美国：网页链接
德国：网页链接
通过分析这些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的大学办学体系，能给我国的民办大学建设，以及给中国民办高校或高教股的投资者哪些启示呢？思考如下：
启示1：私立大学不是洪水猛兽，对私立大学盈利也不必谈虎色变。
在中国，在红旗下长大的人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市场经济，但在谈起高等教育市场化时却又一脸鄙夷，认为教育领域是一片神圣净土，不应该让资本染指。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学生人数上来看，私立大学在美国是常态，在日本是主流，在刻板的德国也日渐繁盛。
这是因为，私立大学在各国的作用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中学生们上大学的需求渐趋强烈（不管是出生人口增多，还是毛入学率提升）的情况下，引入社会资本办学是一个合适正确的选择。当今美国，虽然美国大学以公立为主，但因联邦及州政府对教育支出的拨款连年下降，使得大学学费连续提升，这里面的公立和私立的成分又该如何区分呢？
此外，私立大学有其自身独有的优势。它对市场反应敏感，课程设置灵活，可以通过设置市场需求紧缺的专业快速回笼资金、积累资本，类似于项目管理中的quick-win项目。正因如此，日本美国德国的盈利性的私立大学的定位大都以应用科技或职业教育居多，这是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思路。盈利性私立大学一般只有在具备较强的实力，有了基本的原始积累，不再担心饿肚子的问题后，才有资格能“坐而论道”，进军办学难度难度更高、学费也更高的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
其实，在中国，人们之前对收费高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都能接受，盈利性的民办大学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四十年了，现在还讨论民办大学、民办大学能否盈利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实际上，作为中国社会几乎是最后一批放开的行业，中国民办大学的实力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中国的民办大学的发展不是太快了，而是太慢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当前这个阶段，对民办大学应该鼓励发展，而不是限制发展，我想这才是民促法制定时针对高教的根本出发点。
至于民办大学应该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而是需要解决实际的资金来源问题。美国私立大学因为奉行不受政治干扰的独立办学，又有传统的校友捐赠传统，解决了没有或少有政府补助下的资金筹措问题。尽管如此，美国私立大学校长的首要工作还是筹资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民间的财富积累还远远不能与美国社会相比，捐赠意识和捐赠管理也还很不完善，在政府提倡的“三次分配”的指引下，捐赠以及捐赠办学的情况会逐渐改善，但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除非非盈利性的大学有政府的强力扶持，否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盈利性的民办大学应该会是长时间的一个主流。
有一个现象是，无论美国还是日本的私立大学，都有不少“野鸡大学”。这种现象是私立大学发展中特有的产物。如前所述，私立大学因为相对灵活，能快速设置社会紧缺的专业，更好满足社会需求。但也正因为灵活、野蛮，不可避免有了滋生野鸡大学的土壤，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可以这么说，在办学质量上，长期看下来，私立大学办学质量的平均值要大于公办大学，但因总体上各个学校的质量水平差距较大，私立大学办学质量的标准差也大于公办大学。更简单的说，在私立大学里，最差的一批和最好的一批一样多。
由此，在中国，对民办大学的监管是必要的。事实上，中国政府民办大学的监管是长期的、严格的。但是，仅仅监管是不够的，还需要扶持。只有政府的财政扶持才能降低民办大学的学费，适当拉近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民办大学与普通教育为主的公办大学的学费，才能引导更多的学生们报考民办大学，提升职业教育学生的整体素质，打造大国工匠，促进产业升级。
启示2：中国民办大学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民办大学投资者的未来是什么？
这个问题之前有所思考，未有成文。引发我进一步深入的是帖子中一位球友（@点一 ）的提问，及帖子中的另一位球友（@研值担当赵一鸣 ）对这个问题的互动，让我有了以下的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高校体系各不相同。首先，德国是唯一在一级分类上区别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国家，但大学的主体还是公立教育，是非盈利性的。
其次，从美国日本这么多年的发展结果来看，并没有出现单一的、大型的、盈利性的私立大学的办学集团。可以说，盈利性私立大学的长期发展存疑。
最后，日本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但其盈利能力堪忧。这可能与其背后的举办者有关。私立大学的举办方很多是财团，很多时候它们并不追求盈利，只需保持盈亏平衡，其根本目标是人才培养，保障企业的人材输送。
可以说，各国大学的办学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情，并没有统一的模板或样板。中国民办大学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路，是一个未知，需要我们自己去跟踪和思考。
当前，中国头部的一批民办高教集团正处于高速扩张的过程中，要么在积极并购，要么在拓建现有学校的新校区。扩张一方面反映的是人口基数稳定和毛入学率提升共振下的市场总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反映的是行业在大浪淘沙中的优胜劣汰，办学落后的学校在倒闭、在被并购，办学优秀的学校在崛起、在整合。这个过程预计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行业的集中度将持续提升，行业的办学质量将随之持续提高，职业教育的发展、兴盛、乃至推动产业升级是看得见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高教公司来说，只要有扩张的野心，资金饥渴将是常态，每年的利润除了分红，都将被转换成教学楼、校舍、设备仪器等非流动资产。正如科培管理层给教育部领导直白的、讨好式的解释，“即使公司利润高，我们也是用来做教育再投资的，这些利润转为土地、校舍、固定资产，我们是不能分配的”。事实上，过去5年，科培的经营现金流净额23.5亿，资本开支12.8亿，并购扩张15亿（具体见文章：网页链接）。也就是说，再强劲的经营现金流都满足不了当下扩张的需求。
对于高教公司的股东来说，目前这些账面上的利润都是“纸上富贵”，利润不能自由分配，那现金流永远不自由。长期下来，积累在帐面上的不是现金，而是越来越多的学校资产。对于小股东，真正能掌控的是拿在手里的公司每年的30%的利润分红。此时，即使高教公司表面上的财务指标堪比高端白酒，但比起高端白酒利润中的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含金量，绝不能同日而语。
这种状况会持续很多年，直至公司不再扩张。这个节点最可能发生的时间点是需求到顶，也就是出生人口开始下降、毛入学率基本稳定的2035年左右。
如果将上面这个过程称之为入围赛，则接下来的是晋级后的淘汰赛。其时，惨烈的淘汰赛才真正开始。因为需求开始稳步下降、供给能力却处于顶峰，在生存危机下，各个高校会为了生源问题“大打出手”。最先被淘汰的是区域人口下降最为严重，以及区域内现存高校中口碑和运营最差的那一批，而一般的高校能维持既有的规模已经是胜利，只有区域内最优秀的高校才有资格进入缓慢增长的行列，享受最肥美的果实。
此时，因为优秀高校的扩张性资本开支大幅减少，基本只有日常的维护性资本开支。因为这部分开支每年只有净利润的最多不到20%，自由现金流滚滚而来。
需要说明的是，一所高校在达到它的扩张极限后会进入成熟状态，但作为一个高教集团整体，只有整体扩张的脚步停下来才会有自由现金流。在此之前，它的所有资源必将向扩张这个目标集中。所以，集团旗下的某所或某几所高校的成熟不代表什么，只有集团整体不再扩张了，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现金流。
这个时候，最优秀的高教集团具备了盈利模型的边际效应—成本端相对固定，收入端的微幅提升就将带动利润端的大幅增长。这些高校的经营结果将表现出堪比高端白酒的最佳状态：高毛利率、高净利率、充足的自由现金流、优秀的ROE、缓慢稳健的增长—虽然在商业模式上与高端白酒的差距还甚远。与此同时，生源不足的高校因为供给端的投入过剩，价值在慢慢损耗。
但是，坏消息是，在这个时阶段，资本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的办学需求已经基本被满足，民办大学或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已经上一台阶。而此时民办高教资本强盛盈利能力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极大概率会引发政策的强烈介入，将它拨向公益的一面。
也就是，民办高教这个高光四射的时点才将是其最具投资风险的时候，可能也将是高教公司投资者最适宜的撤离时点。而当下的2021年，这个表面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点，恰恰是其最具投资价值的时点。
这就是我思考下来的、未来十五年左右高教行业的演绎生态。
综上，民办大学在停止扩张后的财务表现可类比高端白酒，但高教毕竟不是茅台，可以千秋万代—或许茅台也只是在当下表现出这样的态势而已。
对于一个国家，办学是目标，资本只是手段，民办大学普遍性的盈利性以及高盈利性或许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在国家财政能力充足、民间财富充裕、“三次分配”下捐赠兴盛的情况下，盈利性的民办大学走向萎缩或许并不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样看来，民办高教的发展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产物，民办高教的投资也可能只是阶段性的机遇。那民办高教的投资岂不是一件让人觉得鸡肋的事情？我想未必。反过来想，哪个行业的发展及其投资不是阶段性的呢？况且这个阶段是以十年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