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拉油事件
1963年的资产负债表大致如下:
资产(合计10.2亿美元):
现金2.67亿美元
投资证券(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州和市政府债券)4.44亿美元
政府债券0.35亿
贷款1.72亿
应收账款0.52亿
土地、建筑、设备(成本计价)0.14亿
负债(合计9.42亿美元):
旅行支票4.7亿
客户存款3.66亿
与美国政府债券对应的对冲负债0.35亿
其他负债0.71亿
净资产:0.78亿美元
从以上简明的资产负债表得出结论:美国运通是类似于银行、保险公司,有非常高的杠杆(10倍以上),账面上有大量的浮存金(8.37亿),这些浮存金投资于债券、股票、贷款,从中获得收益。
我们使用“已占用资金收益率”(扣除维护性资本支出后的净利润/已用资金)得出,美国运通的已用资金收益率为78%=0.1126/0.1435(假设净运营资金为零),因为该企业只有1400万美元的土地、建筑、设备。如果考虑它的净营运资金是负值——即考虑到账上大量的旅行支票和客户存款的浮存金因素,已用资金收益率则为无限大。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78%(或甚至更高)的已用资金收益率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特许经营价值(它使这家企业创造的收益率远大于资金的成本)。
书中还提到,霍华德.克拉克是1960年加入美国运通的,在经营上,他为美国运通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稳定了信用卡业务,二是提升了营销在公司经营中的分量。在“色拉油丑闻”爆出来以后,克拉克承诺要用巨额现金进行偿付,这体现了他的正直人品,而这正是巴菲特看重的品质。
估值分析:
巴菲特在收购美国运通期间,其股价最低跌至35美元,由于他收购的数量不小,不可能完全抄底,我们假定巴菲特的平均成本为每股40美元。当时,美国运通的流通股为446万股,1963年净利润为1100万美元,PE=40*446/1100=16.2倍。
按照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来说,该估值约等于(1.78-(2.67+4.4+1.72-8.37))/0.16=8.5倍。如果更保守一些,将净现金视为零,则企业价值倍数等于1.78/0.16=11倍,
这个价格似乎不便宜,况且美国运通正遭遇黑天鹅呢。巴菲特买入,要么是愿意为优秀企业支付高价,或者是估值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
假如按照美国运通董事长霍华德的声明,赔偿6000万美元,那么,真正的预期负债应该是6000万美元减去2000万美元的潜在合法避税(就是按照34%的企业所得税率减少的利润),实际赔付4000万美元。
美国运通的库存现金已经超过2.5亿美元,足够偿付这笔债务。对估值而言,4000万美元的成本意味着,对每股40美元的价格来说,投资者在收购时将要支付更高的倍数,大体是20倍的市盈率及11倍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在巴菲特眼里,应该不算便宜。
其实,巴菲特看中的关键一点,是来自浮存金的投资收益。1963年综合利润表中,有一项税后已实现的投资利得440万美元,直接计入股东权益。当年股息支付总额640万美元,股东权益最终增加约1000万美元。
这个440万美元可能是一个非典型的超常收益。假如旅行支票的偿付期是2个月,1963年末的未支付旅行支票总额为4.7亿美元,那么来自旅行支票的浮存金差不多是4.7/6=0.78亿美元,投资回报率按照5%计算,年收益近400万美元。况且还有信用卡(负浮存金)、银行的浮存金为计算在内。
按照1963年1100万美元净利润、440万美元税后额外收益为例,调整后的综合利润是1540美元,每股40美元的话,相当于按11.5倍市盈率及6.5倍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如果考虑4000万美元的赔偿费用后,其调整后的市盈率为14.2倍,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是8.5倍。对巴菲特而言,这已经算合理估值范围了。
最终,对巴菲特而言,美国运通不是一个廉价的收购案。巴菲特是致力于寻找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即一家有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企业,他愿意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进行投资。他对浮存金的深刻理解,是这个案例成功的关键。
美国运通不是一个雪茄蒂型的投资,从此后,巴菲特更倾向于,为收购优质企业而支付一个公允的价值,胜于为了一个很好的价格而购买一家平庸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