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教培行业覆灭，高教集团的股价亦飞流直下三千尺。即使释放民办高教和职教政策红利的《民促法》落地，也只换来了短暂的反弹，然后相关股票继续创下新低。
股价下跌，市场就会有更多的悲观声音，并出现各种臆想，寻找各样的理由尝试解释下跌的原因。比如：
港股边缘化，失去流动性（确实如此）；
教育是公益的不应该赚钱（道德绑架）；
上面会不允许集团化办学（臆想）；
要限制教育集团的学生人数（臆想）；
私下不鼓励并购（私下的态度不确定，市场上还是有并购）；
选营选非的相关问题，补税计税致资产及利润下降（多少有点影响）；
人口减少，学生数量减少，虽然是18年后的事情，但股价一跌现在就开始担忧（人总是会死的，但路要一步步走）；
……
股价一路暴跌，心里恐慌吗？多少有忐忑，但更多是兴奋。个人认为，目前这个阶段的高教行业，再次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机遇。
市场上充斥着如此悲观的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对标了教培行业的情况。说完蛋就完蛋，谁不怕呢？而且不到完蛋的那天，这种担忧还无法证伪。什么鼓励的文件，什么落实的措施，市场都不看了，不相信。
用脚投票，无可厚非。但若能把格局放大一点，就会得到不一样的投资逻辑。这个格局就是，我国必然要实现的制造业升级。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可是，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却遇到了一个关键瓶颈，那就是相匹配的人才。 $希望教育(01765)$
于是，2017年的时候，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共同发布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该指南明确指出了那些仅能胜任流程化操作的一线技术工人已经处于饱和和过剩的状态，企业缺乏的是能够胜任智能机器人的安装、调试、维护、保养与维修等岗位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
劳动市场越发的不均衡，导致结构性失业的问题逐渐显现。一方面，根据麦肯锡的数据，去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过剩的低端劳动力高达5800万人。可见，低端劳动力不仅在国内饱和过剩，还需面对越南印度等国的竞争。越南的低端劳动力成本大概1000元/月，印度只需600元/月，但我国沿海地区要2500~3000元/月，“中国制造”的市场正在被抢占。
另一方面，缺乏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技术工人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关键瓶颈。未来企业需要的人才，不是流水线上娴熟的工具人，而是具有知识能动性的创新型技术人才，是要能动脑子解决问题的技术人才。 $中国科培(01890)$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主体，所以国家才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进一步改革。我们不需要怀疑产业升级的决心，因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也不需要怀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重大战略实施的基础准备。
历史上每一次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都伴随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为教育集团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一是发展空间依然巨大，二是以史为鉴，三是只要有利用价值，就不会被抛弃。
1、关于发展空间
我们的教育建设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一直在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然后根据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设计出一套中国方案。换个角度想，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依然十分巨大。参考一下各国的发展模式，就能发现有太多方面是可以借鉴的，这些可以改善的空间都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可塑性和成长性。
在美国，推行的是融合式的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并没有单独的体系，而是融合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各个阶段的教育系统都包含了职业教育的课程和项目。比方说，在中小学就有职业技术的认知教育。学生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实现职业生涯的优化设计。
美国的学生之所以能方便地调整学习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学分认可和转移系统，不同层次、不同教育机构的课程学分可以互认，从而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打通了深造和学历提升的通道。
在欧洲，流行的是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的职业教育模式。德国和瑞士实行双元制模式，英国采取现代学徒制模式，法国推行工学交替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与企业合作来培养技能型人才。以双元制模式为例，它的本质是以企业为办学主体的体制，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培训模式以及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机制。
在澳大利亚，实行不同教育类别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模式。该模式下，基于国家统一的证书、文凭和学位框架，使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环环相扣，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日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单独成为体系。学生在高中阶段实现分流，在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可参加日本统一的职业段位评估，从而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我们国家在1980年就开始参考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当年教育部部长带队访问了德国、法国和美国，回来后便推进“双元制”试点。1981年德国教科部部长访华，1985年中德签订了“职业教育合作协议”。此外，与其他国家在职业教育上的交流也陆续展开。
通过多年来的探索，我国还是更多借鉴了德国模式。《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18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推动职业院校服务企业转型升级。
其实，套用某种模式很简单，比如信息化改造，比如双元制。硬件的堆砌总是很简单，有钱就行，表面的合作也不难，给个面子就行。难就难在教育的实效，整套机制的灵魂，没个十几二十年的耕耘，很难有大收获。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利益的问题，行政僵化的问题，灵活性创新性的问题等。个人认为，民办高教集团就是解决许多问题的一把利刃。
2、以史为鉴
为什么现阶段要推进职业本科层次的建设？为什么不是5年前，为什么不是5年后，而是现在？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职业教育过去40年的发展说明了一点，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配套工具，经济发展需要什么类型人才，教育体系就会调整方向，为经济部门输送相应层次的人才。
1978年至1984年，化命结束，百废待兴，需要一大批技术技能人才。那中等职业教育就迎来了发展机遇。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要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方针。为了落实这个方针，1984年一批普通高中就改为了职业中学或农业中学。
可是，数据上虽然显示中职教育发展起来了，但实际上很多学校换汤不换药，并没有能力培养出靠谱的技术工人。于是推出了短期职业大学，结合当地需要来培养能用的人才，效果不错。
到了1984年，经济好转，《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战场。但是，当时的教育事业不仅落后，体制上还存在许多弊端，怎么去支持经济建设？继续改革呗。
既然短期职业大学的效果不错，那就继续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到1990年前后大多数地区高中阶段的普职比要大体相当的目标。我国的教育政策其实还是很稳定的，很多都有历史背景和渊源可循。
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肯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并开始探索“如何办高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各种尝试百花齐放，有迂回有进步。
到1999年，《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确定了由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普通本科院校二级职业技术学院、部分重点中专、成人高等学校“六路大军办高职”的局面。
到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要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于是，民办教育迎来了发展机遇。
2006年，《关于编制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深化改革，要提高教育质量。
此后，国家就一直大力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大力进行教育资助，不断拓宽教育筹资渠道。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职业教育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很明显，社会力量就是一把能帮助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利刃。
2015年，第十二届人大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人才层次的需求再次提高，职业教育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又来了。
通过了解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环环相扣模式，那就是教育建设紧密围绕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同层次的办学机构从无到有，从有到高质量发展，同时教育层次不断往上延伸，从而实现教育体系的完善。
把这个模式套在现状上，再次完美契合。一些民办教育集团在积极并购的同时，制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这些做法都是符合指导方针的，而且职业本科的规模还会快速发展，到2025年将不低于高职教育规模的10%。
若把这个模式套在10年后，也不难想象未来的情形。所以，结合历史去看问题，就不会那么杞人忧天了。
3、有利用价值，就不会被抛弃
为什么国家要大力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大力进行教育资助，不断拓宽教育筹资渠道？钱是一方面，能力也是一方面。
过去十年，国家财政学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4%。预算就这么多，教育的建设和改革又要加快步伐，怎么办？把义务教育的核心抓牢，高教借力民办力量。
如果只是缺钱的话，民办高教集团的处境就危险了，说不定哪天说割就割掉了。所以，民办的利用价值，除了弥补政府投资不足这个因素，必然需要创造一些核心的东西，来换取生存的空间。
$新高教集团(02001)$ 的老板是个明白人。反正手里的钱也不多了，就集中精力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为更远的未来铺路。上面也需要这样的明白人。
比如产教融合，促进就业的问题。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已强调，要走产教结合的路子。
2004年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改变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即按照企业需求实行“订单培养”的模式定向育人，转变办学机制、运行机制，加深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普职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7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对未来10年的产教融合格局做出展望：“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
产教融合强调了这么多年，实际上的效果如何？可惜，产教融合“合不深”、校企合作“企冷淡”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问题。表面功夫可以做，企业为了给面子也会配合，但实际效果可能差一些。
相比之下，民办教育集团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时则有天然的优势，比如执行能力强，灵活程度高，市场灵敏度高，扁平化管理，公关效果好等。能紧跟市场需求，并向企业输送合格人才的学校，才会有喜人的就业率水平。为什么新高教在当地能获得支持，为什么李董能被上面表扬？还不是因为公司能有效帮助解决就业问题。
民办资源一直都是被利用的对象，钱也好，满足学历需求也好，促进就业也好，都是对教育体系的一种补充，有利用价值才会让你生存。既然是这样的定位，那就根本不用想赚大钱的问题。
行业的性质就是这样，想赚大钱没门，只会给你一个长期稳定的合理ROE回报。
当然不排除日后的清算，许多跑不出核心价值的教育集团，最后会被收割。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高校未来稳定了就会是现金奶牛，钱多了自然会被惦记，千万种法子把ROE给你压下去。但那些能跑出来的高质量学校，依然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以利用价值可以换一定的话语权，比如少数集团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可能会比较可观。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目前这个阶段的高教行业，再次面临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机遇。值得珍惜。
刺猬偷腥
2022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