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语境中的现代社会，是指土地物产等各种资源和人力，能够借助债券股票和银行贷款存款等债权合约，重新组合（同时也是广义的“印钱”）；并用于满足社会成员们的各种需求，把印的“钱”挣回来，履行还本付息分红等合约义务；这样社会才能持续稳定运行。
对应的“前现代社会”，则大多资源由部落村社、军阀黑帮、官吏祭司等分割控制、强制汲取，用于自存自利，和彼此之间零和博弈，没多少合约义务也无法“印钱”，自然就会陷入贫穷动荡（南亚非洲），或高压强制，或改革转型（中国印度），或崩溃重启（前苏东集团）。
“半现代社会”则迷惑性较强，多数资源可以借助债权合约重组并同时“印钱”，但也会被权力和观念场域内的竞争者们劫持和扭曲，充当寻租池、选票池、筹码池和燃料池，导致滞胀或次贷或政治极化或人口消亡等危机。比如韩国新生儿数量只有四十年前的30%，再有四十年估计会跌到10%左右，这损失率堪比饥荒、瘟疫、战争和集中营。
本文语境中的现代化进程，则是此前部落骑兵、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时期，诞生的各种权力和观念体系，逐渐坍塌或消亡的过程，直到新一轮立宪。比如银行基金业主导的债权人议会、保险业主导的风险委员会，和自治市镇们主导的一般议会，“新三权分立”，能将各种胡闹和灾难，限制在个别的家庭、企业和市镇层面，而不危及社会整体。
这在多数公众眼中，可谓离经叛道。谁主导了手握解释权、处方权和手术刀，谁自然就是医生，怎么会是病源。但也有些人本就不是，或不愿做旧制度旧观念的燃料、筹码和复读机，有意寻求更好的解释、解决方案或应对策略。这个系列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这篇关于生育和人口的讨论，会结合前几篇《货币》、《致命缺陷》、《01住宅》和《02全社会现金流》内容，以后也会加上市镇自治、教育卫生、国资国债、财税社保、银行基金、保险、股市债市、学界媒体、议会政府等讨论，尽可能全面的串起当下社会因果网络的基本层级、主要链条、关键卡点、症状和演化趋势，欢迎关注。
以下是正文部分，也继续使用社会生理学、管制病理学、权力解码器、观念解码器等叙事方式。因为既要讨论生育和人口危机，也要讨论旧制度旧精英们为何无法应对（或者涉嫌制造）这些危机。
1. 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考量
人类的生育养育周期长达十几年，对子女后代的投入之重，远超过其他动物。早期人类普遍采用小群体内部互相支援食物、互相协助照料幼儿的方式，但感染、疾病、狩猎和领地争夺战争等，还会导致三五成的死亡率，因此女性平均需生育4到6次，才能保证两个以上能活到生育期，维持群体规模。
近现代则发生过几轮人口转型，目前仅那些尚未摆脱战乱动荡，未普及消毒观念、疫苗和抗生素，教育媒体电视手机普及率也较低的地区，以及流行内婚制的中东地区，尚保持较高生育率。这里暂时忽略，以节约篇幅。
关于这几轮生育转型，辉格在《第三牧场》第16章中，探讨过不同时代和处境下的家庭的生育决策，和死亡率下降、避孕工具、人口密度、城市化、住宅类型、童工禁限、学校教育、女性就业、战争与危机、向上流动和中产焦虑等外部影响，也给出了不少参考文献，推荐阅读。
接下来重点讨论的，是其中被当下政界学界忽略和低估的两项约束：密度效应和阶层焦虑。
1.1 密度效应。
许多动物在感知到群体密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本能地减少生育，人类也不例外。农村生育率高于城市，郊区生育率高于中心城区，小微城镇高于大都市；同时，独栋住宅高于联排，联排住宅高于多层公寓。这些都接近于常识，也差不多是学界共识。
育龄夫妇们直观感受到的密度压力，还包括卧室数量，大于等于3个为好；以及是否有自家坪院，每户百八十平米似乎就基本够用。不带自有坪院的独栋联排，效果会差很多（比如日本很多一户建），至于北美澳洲那些几百上千平米的草坪，提升似乎并不显著。
这涉及人类在数十万年狩猎采集时期，形成的另外几组本能：
其一是婴儿本能地默认环境危险、存活不易，需要竭力汲取父母的关爱。已经习惯了各种社会分工和自动化的现代人，就会感觉很累（还有照顾身心机能严重退化的超老龄人口）；
其二就是从幼儿直到青春期，要持续熟悉自然界、动植物和所在小群体并游戏演练，以免未来死于狩猎采集和群体协作等技能的缺乏。这也是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本能，只是人类发育期特别的长。没有自家坪院可随时“放羊”的话，父母就要压制儿童天性，或陪同去绿地公园玩耍，几乎没得喘息机会；
其三是青春期心理，青少年倾向于探索各种可能的边界，为离家生存做好准备。缺乏独立生活和社交空间的话（学校班级规模过大，可能也会有影响，部落时期同龄青年很少超过二三十人），会导致压力和紧张，因为本能会感觉资源缺乏、未来生存不易，其成年后的生育意愿多半也会低一些。
前几年我曾留意到，富国生育率主要亡于规划管制。当时有几张简图也贴过来，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自行更新补充数据，结合辉格《第三牧场》中提到的相关文献，做的更严谨一些：
从这几张图的数据来看，富国的生育率，粗略等于公寓比例+独栋联排比例X 2。比如公寓占比0.2，那生育率大约就是1.8上下；公寓占比0.7，那生育率就是1.3上下。住宅单价较高、备婚备孕和还贷等压力较大的话，还要再降一些。
其中不带坪院的独栋联排，还有不利于儿童户外活动的寒带，系数似乎也要打折。比如日本公寓占比约40%略多，但很多一户建缺少坪院，生育率就长期低于1.5；最冷的北海道生育率约1.1，而最南端的宫崎约1.6，冲绳则高达1.7。
另外就是，城区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3000人时，压力就开始显著。到了韩国那水平，可以说神仙都没救了。
忽略密度效应，指望其他各种促进生育措施，约等于和几十万年进化出来的本能对抗，结果多半是逐渐灭绝消亡。然而密度效应，往往又是政府规划管制的结果，也就是病原体主导着解释权、处方权和手术刀，这就很难办了。
1.2 阶层焦虑。
辉格注意到，1870年代英美澳加等国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与电报报纸媒体的兴起有关；1960年代西方各国的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与电视的普及有关；当下穷国的生育率的显著下降（比如印度、孟加拉等一大批低收入国家，目前都跌到2.0左右），又与电视和手机视频的快速普及有关。
而且，某一文化圈里自认为地位低下、机会较少的群体，生育率也更低。比如美国圈的印第安人和波多黎各，生育率只有1.2左右；东南欧低于西欧（也与住房形态有关）；马来西亚的华人尽管相对富裕，但由于上升空间被打压，生育率已低到0.8。而各国的富豪阶层，生育率却显著高于紧随其后的高收入中产，因为他们不再为阶层而焦虑了。
对此辉格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现代传媒尤其是各类视频节目，对成功者们的展示频率过高，而公众大脑在采样时不会加入概率纠偏，会有别人都很成功的错觉（类似的还有容貌、身材等错觉），引发焦虑，认为还要继续奋斗几年，才够资格够体面，或者“对得起孩子”，继而推迟结婚和减少生育。
同样，对子女未来上升空间的焦虑，也会影响生育意愿。如果社会生态单调、上升通道狭窄，比如只有公务员、教师、医生和大城市一流公司的经理雇员，才算“体面”人，中产父母们就会“拼娃”内卷，从小就开始加大投入和陪伴，自然也就“生不起养不起”。
缓解阶层焦虑的可行方案，只能是市镇自治和土地住宅自由流通，各种资源人力都能自由组合“印钱”、市镇生态尽可能丰富。由此普通人依赖普通技能，比如建筑维修厨师护理收银司机保安等，加上适当自律他律，也能买房买车；社区邻里对好猎手好车手好球员好厨艺好舞艺等的认可，也能吸引人们参与兴趣，带来自尊和自乐。
因为对群体信息的关注，对成功者的特别关注和仿效，对地位或啄序或阶层的敏感、攀比和竞争，也是人类除基本生存以外最强烈的本能，无法消除和压制。在几十万年的群体狩猎采集生活中，天生对这些不敏感、不合群、不上进的人，都死的更早。很多人都有过经验，明明有事要忙，可就是仿佛有种无形力量，拉着自己继续刷新闻、刷视频、刷群聊。
密度效应和阶层焦虑以外的因素，共识比较多，这里就略过。
1.3 以当代视角理解当下社会
多数人类群体、组织和社会，除了生死存亡时刻，主要是由人们对地位啄序阶层的敏感和竞争所驱动。不愿竞争攀比的，自动会跌落和边缘化。赢家们则会设法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传播有利于自己的观念。当群体、组织、社会受到压力和冲击时，才会应对调整。搞砸了无计可施了，就换人或解体，由新一轮的赢家重新来过。
区别在于，传统社会基本上是零和博弈，地主所得的，就是佃户的所失；开疆辟土觅封侯对应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债权合约能充分重组资源并“印钱”以后，涌现出了各种复杂合作可能，和大量可以互相服务的新型组织、赛道和阶梯，就不再完全是零和竞争；饥饿寒冷、瘟疫猛兽、动乱战争等，也不再是主要威胁。
由此个体家庭、各类组织机构的行为，和社会整体的演化动力，也与此前大不相同。这里我推荐一个简易的“三场域三层级分类法”，即分为经济、权力、观念三个场域；个体家庭、企业市镇，和国家社会三个层级。对每个场域和层级，都装载一套入门级的解码算法，不至于太过困惑。然后再根据自己所处位置和需要，追加深度练习。
经济场域主要由债权规则主导，银行投行基金保险、投资者、资本市场和消费者等，共同说了算。各方可以借贷发债发股（印“钱”），但也得把“钱”挣回来。信用或能力不足的，就拿不到或者很快会失去资源掌控权。因此企业层面的演化速度很快，新产品新技术新形态层出不穷，而市镇和国家就要慢的多。
权力场域则更接近零和竞争。国家夺到的，往往是市镇、企业或居民们失去的；政党政客赢到的，就是对手输掉的；某部委抢到的预算份额，其他部委就没有。投票权比例清晰，且处于竞争淘汰压力下的企业们，内部权斗的烈度通常较低。到市镇和国家层面，“一纸规定万骨枯”，宁可一起完蛋也不能让你赢等等，就更为常见，也很难被淘汰。
观念场域的分析，这里就不展开。只是提醒，上一代各种社会科学体系，其创始者们（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凯恩斯到萨缪尔森等），所处的社会本身就是畸形的病态的（金本位零和），能借鉴的历史学、人类学、脑科学、委托代理、演化论、博弈论等材料或工具，也都很原始。因此只适合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不适合充当研究工具。
前文《致命缺陷》也提到，历经了改造穷国、应对滞胀、东亚危机、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失败和批评，到次贷和欧债危机时，面对政界和公众的怒潮，主流宏观学界才坦承，圈内其实不懂何为货币、何为增长、危机从何而来。但他们不会走人而是要“继续研究”，不知情的经济和权力场域内的玩家们，也就只能继续使用。前者危害有限也会被市场淘汰，后者就很要命了。
主流政治学和社会学其实也差不多，共同点是贬低债权合约的作用，也就是“债盲”。很多还认为自己可以给社会各方立约，或者管一管。以他们自定的学术标准去和他们争吵辩论，过去几十年和未来二三十年，都很难有什么结果，“学术进步靠葬礼”。除非权力精英们修改学科设置或基金项目，经济精英们赞助特定的讲席期刊等等，才能加速新旧替换。
这期间只能寄望于学界以外的研究群体，比如投资者经营者和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等机构，就可以参考《致命缺陷》前两部分，初步解析现代的“钱”和“权”，加上辉格的《第三牧场》，详细解析个体家庭和观念文化的互动演化。然后再对照现实世界，甄别整合相关的前沿或应用研究，能提高胜率，能被模仿，那新观念体系，也就能生长扩散。
2. 提升家庭生育率的有效措施
这里只提几个关键变量，和理论上最优的解决方案。看起来确实阻力重重，否则也不至于众多政界学界精英们，长期只在外围摆出要解决的姿势，而无人肯下刀了。
2.1青年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水平。
青年收入能有所提升的话，就能缩短从毕业到购房结婚所需的时间，也能缩短工作加班还贷等所需的时间，因而提升生育率。
关于收入的基本原理，前几篇已经讲过，收入是“钱”也就是债权的流动。要提升收入，首先是全部土地住宅可以贷款“印钱”，基建和市政能自由发债“印钱”。至于企业雇佣、科技效率等等，则是后果而非手段。
在《01住宅》的第1部分里解释了这个微观机制，可以用于替代国富论里的分工致富学说。第2.3.2小节，则解释了为什么某国的基建和制造业，已经和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接近，人均收入却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农村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几分之一。
但多数人的认知包括经济学界很多流派，仍然相信“钱”或者“资本”只能靠生产效率或低成本挣来，甚至要靠抢夺殖民地、剥削工人、剪刀差“原始积累”等得来。那些有意压制居民家庭住宅消费的，就必然导致内需和生育枯萎。这些“债盲经济学”，是导致数十亿人至今仍陷于贫穷的认知病毒的源头或帮凶，而非解药和出路。
影响青年群体收入和就业的，还有教育僵化脱节，阻止企业雇佣新人的最低工资管制，和过高的工薪税社保税等。后者起源于全民战争时期时期，和就业者退休者五比一的时期，此后凭着惯性和政治博弈持续扩张，多数中产和工薪们已不堪重负，视买房和养娃为畏途。
2.2 住宅形态、价格和易得性。
较高比例的独栋联排（卧室普遍大于等于三，且带有坪院），较低的房价（或者儿童抵减房产税政策）、较短的购买租赁等待时间，能打消有意结婚生育者们的顾虑，显著提高生育率。
这同样要求赋权给最基层的市镇，包括收税发债、土地转用和征收、市政配套、招商引资、住房形态、社区教育医疗和慈善互助等自主权，交由居民和周边地主农户（有权抗议禁止开发的政策并索取补偿）、市镇议员和长官、银行基金和市政债投资者、保险公司等，自行协商、各担其责。
市镇实际上是现代经济的主体，养人也是第一大产业，住宅改善则是第一推动力。因为对于各类商品的需求，人均每年几千美元就到顶了；所能带动的农业制造业的现金流和就业，也只能占到两三成，而且还会因自动化的普及而越发降低。在商品相关的卷死也没多少增量。
实际上，农业制造业的投资，各类市政和基建投资，公共服务业和各类私营服务业，应当合并看待，都要满足居民们的最终需求。填补空缺的企业家银行家投资者和市镇长官们，要得到奖励；过剩错配的，要付出代价；遮掩并拖延的，则会积累成宏观危机；交由部委官僚和政党政客们主导操纵的，则是大多数危机的根源。
限于商品交换分工、生产率、厂商消费者、通胀失业等狭窄视角的传统宏观经济学，和中央政府有权干预经济甚至直接组织生产的设定，这些都是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时期，债权体系能力不足和动辄崩溃的产物。新一轮现代化，则是这些制度和观念遗产，逐渐崩塌和萎缩的过程。
苏东的制度解体，和日韩的人口消亡，只是其中一环。次贷危机后主流经济学自认无用，也是其中一小步。只是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债权经济学、市镇经济学等，还没能争到各种社科基金或委托研究，或期刊或教材或媒体版面中的应有份额。
2.3 所在市镇社区对生育、托幼、教育等的支持。
如果托幼和教育体系，能灵活响应父母们的需求，能适应儿童发育天性，能帮助青少年适应现代社会的话，就会显著降低父母养育负担和焦虑，进而提升生育率。
这需要由各个市镇社区和父母们协商主导，比如邻里托管、灵活雇佣、互助办学、就近办学、小班授课、工读结合等等，不再过多的被教育官僚（或宗教祭司或教师工会等）干预、管制或者劫持，也不再把标准化的士兵、流水线工人、做题家、升学率考核等，当作单一压倒性的目标。
如果有读者的小朋友们正在承受这些压力，建议做父母的不宜跟随加码。不过我并非这方面专家，@赵昱鲲 翻译的《园丁与木匠》应该很不错。等以后和朋友们讨论教育话题时，再补充。
2.4 以财税手段支持生育养育。
这也能降低养育者的负担和顾虑，缩短为筹备婚姻生育的准备时间，因而也能提升生育率。但倘若住宅形态、居住密度等条件过于恶劣，则效果有限。
当生育率显著低于替代水平时，意味着土地住宅、市政基建、国债市政债、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产，未来也会显著贬值和缩水，除非鼓励生育或者招募移民。因此相关的财税转移支付，会具备一些正当性；纳税人也容易被说服，如果征收和使用合理的话。
这里假设，财税收支事项，不再是部委官僚和政党政客们的辩论博弈争夺的筹码，而是交由债权人议会、风险委员会和自治市镇联合会（即“新三权分立”），协商决定。可以确定他们有强烈的激励，取消各种管制和寻租。因为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的经理股东们，可以借此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和业绩，市镇长官们也能获得更多自主权和用武之地，而不是为奴为仆。
取消各种管制寻租后，能带来更多债权增量、流量、资源的有效配置，显著提升收入也增厚税基。倘若原本是中低收入的经济体，很多土地住宅农田山林不能交易借贷、很多小微市镇不能发债的，还能快速冲到高收入水平，释放出一大波增长红利。这些差不多确定会发生，至于他们会如何调整税收和支出结构，就不那么确定了。
我的推测是，他们应该会倾向于给全国儿童按年龄统一发钱，生育率越低则发的越多；也会削减工薪税，而不是在人口萎缩时，还以重税诱使青年们躺平。因为他们受托持有大量房贷、国债和市政债等长期债权，接盘人不足会导致现价下跌和贬值，因此会有很强的动力去补救，以降低自身损失，或者从增值中获益。
关于福利和社保，由于他们不需要竞争特定群体的选票，因此也会倾向于简化，仅够保证人口流动并降低反社会风险的水平，比如统一按人头发放全民意外伤害险、传染病险、最低基本收入和老年补助等。更多则交给商业保险，有利于自身业绩。
商业保险也不能覆盖的，则交给市镇社区、非营利和慈善机构，由不忍社区变差和追求声望资产的人们自愿承担。而非当下这种，由国家“契约”短期无限兜底，逮着富豪和工薪们竭力搜刮，垄断他们追求声望的渠道，将他们的声望资产国有化，再由部委官僚和政党政客们等中间人操作转移支付，用于保住权力或收买选票。
至于他们更具体的安排，就不推测了。
更多原理可参考《致命缺陷》第2.1.2小节关于自治市镇的讨论，和第2.3小节关于“现代国家”的讨论。市镇其实是天然的政府，由居民订立自治公约或城市宪章。正常国家则是市镇们与债权互惠网络的联合。战争型国家则是对市镇们的征服或者压制。十八世纪英美的立宪离此甚远，又被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严重带歪。
现在还没被完全征服和压制住的，就是美国那三万多个自治市镇，和约四万个自治学区水区等专项政府，其中五万个独立发债，以及数十万个居民自发的兴趣或互助或非营利团体。这才是美国模式的根基，至于他们权力和观念精英们吹嘘的操作的输出的那些，其实是表面的寄生的。
市镇经济学和市镇政治学的内容，基本被国家视角的经济学政治学所压制，在国内就更是稀缺。希望能聚起几个兴趣小组，关注他们如何设定章程，选举决策、收税发债、土地规划和征收等等，包括各种学区和私立或非营利的教育模式，也做些简单研究和介绍。
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实情景中，看看当下主导着解释权、处方权和手术刀的那些人，会采取哪些措施，评估其走向，并有效应对。
3. 典型低生育经济体的现状和未来变动
这里以日本（目前生育率约1.3）、韩国（目前生育率约0.7）和中国（目前生育率约1.0）为例。由于债权体系会将所有资源重组，直到触及地理、物产、人口、技术和权力管制的边界，可以试着测算由人口变量带动的大项资产和债权的走势，而不仅仅是老龄经济或住房供需或生产率视角。
3.1 日本
日本在1947-1949年的战后高峰，年均出生约260万人（继而在1971-1974年均约200万人），退休压力比中韩来的更早。近二十年关于人口的各种讨论，和鼓励生育措施，已经提升到了“国难”级别，但基本没什么效果。然而1.3的生育率，已经是东亚天花板了。
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影响生育的原因以外，在《01住宅》的第2.2.3小节，和《致命缺陷》的第1.4.4小节，对其成因有过一些解析，这里略过。目前看日本社会仍未触碰根源，应对措施包括延迟退休、奖励生育、压低利率和招募移民等，大致还是在既有财税池、寻租池、选票池和筹码池里打转。
目前看，后果是日债收益率近乎为零，日元显著贬值，很多乡村市镇的土地房产近乎价值清零。注意这还是日本海外投资总量接近GDP、每年大量收益汇回的结果。
假定日本继续保持1.3的生育率，以1995-2015年之间每年出生女性约50余万人估算，未来二十年的新生儿数量约60余万人，而对应的退休人数和死亡人数，则约2~3倍。那么问题是，空出来的基建、住宅、市政、学校等资产，怎么办？依赖这些资产回报的国债、贷款和存款、财税和社保养老金，又能怎么办？
3.2 韩国
韩国由于内战的影响，生育高峰和退休高峰都比日本晚，1958-1975年平均出生90余万人，2005-2015年变为40余万人，去年下降到不足24万人。主因就在图二中，四十年来公寓新增上千万户，独栋数量反而减少；城区人口密度达到七八千人；房价还不低，大城市卷到死去活来，累计超过10%国民移居海外；小微市镇和乡村则各种凋敝，约三成农民需要娶进口新娘。
韩国官方学界近十几年来竭力应对，累计也补贴了上千亿美元，但生育率继续掉，现在还成了主流文化。如果不能激进调整，预计十年内每年出生人口会掉到15万人左右，二十余年后则会掉到10万人以下，而届时每年退休和死亡者约70-90万人。这时经济和社会如何维系？
此前日本和韩国的权力和观念的博弈场中，债权精英和市镇精英们的份额都太低。部委官僚是人上人（日本直接比喻成“天神”），农地或规划或教育或医疗等管制一旦设定，就很难调整。政党政客们争夺资格排位，农会们吵闹着保护，产经联等企业界主导经济话语（倾向于压低劳力成本），学界媒体以及大众心智，也基本上是债盲级别的。
至于超越市镇社区级别的选举和政党竞争，从法国大革命，到最近的伊拉克阿富汗，数百项记录里仅有少数好看，且大多还是债权基因发育较早的英美体系，日本韩国只是失败清单上的下一行。但由于民意操盘手们为了保位而竭力包装、吹嘘和持续灌输，多数债盲们也就跟着信了。至于其中的算法，可参考《致命缺陷》的第2.3小节。
3.3 中国
中国这张人口结构图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2020年时30-34岁的人口是1.24亿，25-29岁人口是0.92亿，20-24岁人口则为0.75亿，不仅近几年的生育，买房以及很多其他“刚需”都会随之变动，非人力可为。
从上图看，在1995-2019年，每年出生的女性大多在六七百万，仅放开二胎那两年高一些。倘若继续只建设公寓楼，青年积聚到大中城市、高人口密度、高房价收入比、高强度内卷，那生育率也会与韩国相近，对应的出生数会滑向每年四五百万，三十年后会滑向二三百万，那也会和韩国一样，不足百年，新生儿数量就降到10%上下。
想避免韩国路径的话，就需要对土地流转、住宅形态、央地分权、国资国债结构等做出非常激进的调整。这一点中国倒是不同于日韩，内部积累的张力，变革时的振幅，都可能高出很多。
在《01住宅》的第2.3.2小节中已解析过，百万亿地方债、百万亿净国资和百万亿的基建，指望着消费和出口、国债增发和集成式住宅的销售等现金流，已经越来越难维系，数千万体制内人员的薪酬和养老金也同样如此。拖了数十年的土地流转、国资流转、央地分权等，已是最后的指望。
只是不知道积压到何时才会调整，债权精英和市镇精英们能拿到多少份额，会多大程度上偏向生育率优先。个人感觉是，央行、财政和社保系统内的技术官员，地方财政、城投、国企、商行的操盘手们，心知肚明者的比例会高一些，但他们在整个系统的神经决策网络里，应该还是被压制和沉默状态。
这些没法猜测，只能跟踪和调整。试图理解的话，可以试着消化《致命缺陷》第2部分，避开上一代政治学最常见的几个坑，以免浪费精力或者适得其反。
3.4 印度印尼孟加拉墨西哥越南巴西等。
关注他们的生育率的人可能不多，而是思考与人口相关的各种长期走势时，也要考虑外部长期变化。在《致命缺陷》的第3部分的未来演化中提到，随着冷战期间出生的高纯债盲们过世，未来一二十年内，很有可能再出现一波经济转型、涌现几个新的“经济奇迹”。
倘若印度这种体量的开始高速增长，并且吸纳投资而非保留外储，那会导致利率和大宗商品长期处于高位。届时东亚的抚养比未必能撑得住，很多今天的中层决策者还能见证后果。不过也许这就是债权时代的债盲群体的宿命，正如机枪时代的刀箭群体们的宿命。
4. 本篇结语
应对当下世界的前提，是大致能理解它。
而当下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尚未挣脱部落骑兵、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时期累积下来的制度和观念遗产：各个国家凌驾于债权规则和市镇自治之上，需要应对经济崩溃，需要动员所有人上战场。同期上位的主流经济学政治学体系，对此基本上是服从的迎合的，否则就会边缘化、非主流。
这些权力制度结构，在当下就属于乱来了。主导着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政党政客们，需要竭力争夺在场资格、份额和排位，通常是最擅长权力博弈和操纵民意的，才能留在场内；离居民更近的银行基金和保险等利益受托人，以及市镇社区精英们，则只能在场外服从、迎合或者背锅。只有危机时才有可能捡到一点点份额，还未必能保得住。
而观念文化体系中的玩家们，也同样受此制约。学界媒体教师教会等，少有能挣脱自己圈子和时代视角，也少有能为居民长期利益、为债权精英或者市镇精英们代言的，因为激励不足。多数人的收入或职位，还是来自于政府财政，或大众情绪或流量广告或信众捐助，自然也要把精力用在这些方面。
这种过时的全体内耗的动弹不得的上层结构，可能还需要一代人才能普遍松动，参考《致命缺陷》的第3部分，探讨了武力权重、人口迭代、资源技术、现金流、观念变迁等的影响。
期间普通人也没什么办法，能减少一些跟风盲信，少充当燃料、筹码和复读机，就很好了。那些身负责任、掌握资源或身处局内的各路精英们，思考和行动的空间就多一些，但对他们妄加建议，似乎也不智。
至于我自己，还是只能与高度认同新框架、且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好们交流，争取保住一个研究共同体的幼苗。有意参加线下交流或者线上讨论组或赞助的读者们，可以翻看《02全社会现金流分析》的末尾，然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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