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见：网页链接{聊聊当下“主流经济学”的几个致命缺陷，以及用户们如何修正和替代（上） }
致命缺陷2：对现代的“权”有根本性的误解。
当下的主流经济学不太涉及政治和权力博弈，关于政府的基础假定，还是单纯的公众利益的代表和调控者，会审慎地（并听从他们建议）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促进公众福利。
这个设定主要源自于金本位大萧条时期，债权网络近乎崩溃，企业和市镇等组织都近乎休克，仅政府还能动弹，还能充当拯救者。但实际上救市的主要功劳，应归功于废除金本位后各类债权合约的无限供应，政府很多措施大多作用有限，有些还以解药的名义发展成为病灶。多数政府多数时刻的行为并非如此，有些还会驱使国民走向饥馑和战争。因此这种特定时刻的个别表现，不应当作为理论基础。
对此，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我简化为国家或政府“不是博弈主体，而是博弈场地”），和基本被踢出学术界的奥地利学派（我简化为“政府万恶”），也都相当不满，并持续批评。好在他们的待遇比央行派学者们的货币理论要好一些，没被完全无视和压制。前两者有了自己的院系、讲席和核心期刊，还斩获了多项诺奖。奥地利学派则收获了众多对大政府不满的信众，有些粉丝还搞出了区块链货币等无政府主义试验，或者讨论买岛建国、飞往火星等逃离方案。
当然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很难承认错误并修改基础框架。这不能排除政府作为大客户（还有知识研究行业的大监工）的影响，一旦修改，会严重影响学者们作为政策研究者建议者讨论者的饭碗，即使个别意识到不对的，也不会公开表达出来。而权力精英们也长期乐得享受这种恭维和精神按摩，直到次贷和欧债危机时差点没了命，才勃然大怒，主流经济学界也才从共同编织的幻象中醒来，但又深陷在上下左右各种牵制之中，动弹不得。
大多数实践型用户，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自然不愿为此买单。只是他们很难合力支持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政治学研究群体，就只能广泛研究和倾听，再自行拼接整合。很多人还会去研读主流政治学教材或者各种经典，而那里的泥潭并不比经济学的少。
因为多数政治学者也都是债盲症患者（主流经济学传染的），默认“现代国家“已有的权力-制度结构，是正常的会永续的，而非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等特殊压力下的变态发育、可能会消亡；他们默认当下各种摩擦和低效是人的本性而非制度缺陷，只能依靠更多民主或监管或道德或启蒙或制衡或干预或分配等来抑制（同样不能排除政府作为社科知识研究行业的大客户和大监工的影响）。他们万万也不会想到，银行投行基金保险们可以发明很多债权合约、解决很多问题的同时还创造财富，不批评金融界华尔街是万恶之源，就已属难得了。
如前所述，权力结构和扰动是最重要的宏观因子，决定国富国穷、增长腾飞、崩溃萎缩，只是各国的权力-制度结构差异太大，不像债权合约的代码那么全球一致，因此实践型用户们还需要单独建模，而养成这个建模能力的难度可不小。接下来会给出一个简版的权力解析视角，或许能给有此需求的朋友们一点助益：
2.1 受国家约束的各类组织，比如企业和市镇等
观察各类组织时，首先是生存方式和赖以生存的现金流。现金流大幅萎缩或者完全断了，组织就必须调整或者作鸟兽散，其他也就无从谈起。其二是，保证组织协调运转的权力-制度结构，失灵时就会瘫痪、争吵或者分裂。其三是，会有对应的观念-文化体系，抑制成员们日常的质疑和挑战冲动。其四是，个体和小群体，会采用各种策略以竞争组织内的地位和啄序。其五是，竞争赢家往往也会某种程度上操纵或者劫持组织，服务于自己的偏好和目标。
依赖粮食肉奶等能量流，把土地领地权力当作根本，由部落村社长老或地主庄园主等主导的传统型组织，或者非营利的学校医院教会慈善机构等其他现代互助自治组织，这里先忽略，可以参考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研究。接下来只关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类基层组织：企业和市镇。
2.1.1 企业型组织，特点是有明确的出资股东、股权和投票权比例，因此能相对有效的抑制内部的权力竞争。如果还受到银行、投资者、竞争者和客户的强烈约束，那么其权力结构和运行就必须专注于效率，否则就会逐渐没落并被淘汰。但国有和任命制的伪企业，则不在此列。
企业相关的知识和研究，经济学界、商学院和投资圈的研究还可以，这里就略过。关于如何改进和重塑等，则是大股东、高管、银行投行基金经理分析师和管理顾问等高级用户们，才会需要的专业知识，普通人只能选择入职离职或买进卖出，这里也略过。
2.1.2 市镇，相关的市政水电公交、学校医院和其他公用公益类等组织。市镇其实是天然的政府，只要有定居群体就会自动产生。市镇之上的国家则往往是战争征服的产物，主导着国家的权力精英们，往往会竞相侵蚀剥夺市镇的自治权限，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势力，不这么做的自动边缘化或出局。而这正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市镇没有明晰的股东和出资比例，因此天然会存在着对主导权的竞争；权力赢家们会更多顾虑其权力来源（选民或上级）的看法，各种正式非正式规则，以及自己家庭在当地关系网络中的利益。这些只能适当容忍，而不能作为剥夺市镇自治权的依据。地方精英都为奴为仆了，那民众多半就只能为畜为草为泥了。
合理方案是交给当地居民的直接投票、以脚投票，和投资者们的以钱投票，迫使市镇们不断地进化适应。相对较好的市镇能快速壮大，从部落村社地主领主和治理较差的市镇那里，抽走大部分资源和人口，没多少传统文化能够抵挡。实际上多数发达经济体，微观层面都大致是这么走过来的，而那些由计划任命等主导的所谓“现代化“方案，就会冲突多多，问题多多。
主流经济学（也包括政治学）对市镇的研究严重不足，甚至几近空白。尽管90%的用户更需要的是对市镇相关事务的理解，而不是国家和宏观。这种知识体系的扭曲，既是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时期的遗产，也是战后国家补贴干预大学教育和社科研究的结果，也是求知者们只能交钱求一张带个经济学标签的文凭的结果，学界没啥改进压力。
由此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主流经济学界忽略了债权网络与自治市镇的结合，有助于大量“印钱”，同时创造市政基建住宅等海量资产、雇佣和收入，实现全民中产，而这些又是很多企业类组织能够生存和扩张的源头。全球数十亿尚在农村吃土或在离乡卖命的穷人们，地方精英和能人们，以及没法把钢筋水泥家具家电手机汽车卖给他们而为活路发愁的企业家、股东和员工们，自然更不会知道这些逻辑，只能年复一年的挣扎和内卷。
另一个恶果是，忽略了自治市镇协同居民们自愿行动的优势，过于倾向于国家视角的规制或统筹来代替。因为居民家庭不仅仅追求消费体验和财富积累，还会留意各种互惠机会以提升社会地位、积累声望资产、改善自己和子女未来的处境。比如很多富人不愿意把200平的房子换成2000平，把200万的车换成2000万的（当然这样也能促进其他人收入和就业），宁可拿出一部分来赞助小孩所在学校，或为失能者失业者失足者提供各种帮助等。现在的高税率大财政大社保大医保，则是将他们的声望资产强行国有化再分配了。
对美国自治市镇的研究，有助于弥补这些短板。他们三万多个市镇，如何分设出了几万个学区水区等专项政府，各自以何维生、如何治理；其中五万个怎样自主发债，形成了哪些资产和雇佣；土地规划房产税和学区设置等，如何影响了数十万亿美元的住宅价值，和约十万亿美元的房贷，还有各种住房形态和房价下的生育率；这些又对整体经济产生了何种影响。然后和金本位时期做纵向对照，和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墨西哥等的市镇，做横向对照，大致就能补上。
另外，美国很多市镇的土地流动性还有改善空间。比如需要放松规划管制、鼓励开发，以增容费或献缴公益用地的方式，分享土地溢价；二是强征时的补偿标准，可与此前几年认缴物业税的倍数挂钩，抑制临时起意敲竹杠；三是欠缴的物业税可以扣减产权份额，待扣完或交易或继承时清算，以缓解失业者和老人的压力。这样多数市镇能更方便的鼓励豪宅开发，争夺并留下富人，获得更多增容费和物业税；富人们的旧宅会出售给中产，中产们抛弃的住宅，则会自动变成穷人居所或保障房；除了管制者，每个人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钱”也会增多。
2.2 各种国家的权力-制度结构的演变
这里的国家，是指能有效治理众多市镇（或者部落、村社）的上层的复杂组织网络。各个部落村社市镇县乡，是天然的自发的政府，只要有定居就会出现，而国家则并非如此，多数是由持续的战争和征服塑造的。
各种国家与其他组织相似，最根本的仍是赖以生存的领地和现金流（古典国家则是租税流、粮食流），领地被侵占或现金流断了，那就无从谈起。然后是各自的权力-制度结构，失灵时会陷于瘫痪、争吵、分裂乃至内战；还有对应的观念-文化体系，自动抑制内部的质疑和反抗冲动。再次就是精英个体或者小群体，也会采取各种策略以竞争国家内部的地位和啄序；竞争赢家往往也会操纵或劫持国家，服务于自己的目标。
2.2.1 粮食马匹骑兵时期的古典国家
粮食马匹骑兵时期，欧亚大陆的战争赢家们，曾尝试各种方案或制度代码，包括世袭君主，封建或集权或科举，集中武力或财税等，以维系对所征服的诸多部落村社、市镇县乡的持续压制和强制汲取。也会有对应的观念-文化体系，比如各种身份种姓阶梯，或者依附性较强的儒家，牵制性较强的基督教，与权力结合较紧密的伊教等，以约束社会成员们的行为。无论哪个环节遭遇冲击，难以调整应对或导致了崩溃，就会由改革者或者新的赢家群体开始新一轮的设计和修改。
一个例外是地中海沿岸的海商共同体们。经营造船粮食油料布匹瓷器盐酒等的群体，彼此吞并接管没啥受益，更适合合作互利，因此头领们可以世代共处一城；而且每船启航到港都能精细分割和调整利益风险，代码进化频率极高，逐渐发明出可转让提货单、可转让付款承诺、债券、股票、保险、银行、公债等等债权合约，以及仲裁庭、商人法庭、交易所、议会、共和国等制度结构。这在各种战争赢家和征服者们主导的国家里，几乎不可能自发演化出来，只能外部输入（可参考旧文绪论中的第二章）。
建议各位实践型用户们，以后尽量使用债权文明这个词，代替西方或欧洲或英美或基督教或海洋或商业“文明”等含混的统称，因为不会夹带很多敌视贬低阻拦债权规则的杂质，也不会引发很多无谓的争吵和敌意（比如会有人会试图证明，儒家或印度或阿拉伯等“文明”也很好，迎合特定读者群的情绪消费）。各种古典国家的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也略有所知即可。精力优先用于研究和对付还活着的债盲症们，已经入土的就先放过吧。
2.2.2 大航海之后的近现代国家
大航海使得全球连接起来，与马匹骑兵时期的近乎孤岛演化，完全不同。前两百年里，美洲金银、全球商品、新见识新观念和印刷机、火药枪炮等，给各国带来的变革相对有限。直到光荣革命时，海商共同体们发明的以债权合约为核心的金钱代码，借助保守派大半逃走、荷兰大公主政的机会，开始加速感染英国。
此后英国历经百余年的波折，流通国债总量从三五百万英镑增到七亿左右，商业银行从几十万人一家增到万余人一家，外加贸易制造运河铁路等债券股票的受限发行，很多土地物产和人力才得以重新配置，涌现出众多新型工商业组织，应用改进纺织机、蒸汽机、铁路等新技术，加上几代抵制者的过世，这时英国的权力和观念精英们才部分适应。但包括斯密在内的大多数精英其实不明所以，而且长期迷信金本位制度，给此后各国的社会演化带到了一条坎坷的歧路。（可参考旧文绪论的第三章）
此后一百年，全球近乎所有基于地理隔离、强制汲取和观念垄断的古典国家或帝国，几乎全都被冲垮，不得不调整变法或崩溃重组。无数新旧权力玩家和观念精英们，也竞相争夺新的权力-制度结构内的位置，改写新的观念-文化体系的代码，也就是“发明近代国家”的过程。
这期间由于受到金本位零和的约束，只有少数国家少数关键行业比如铁路煤炭钢铁纺织军工等，能抢到债权额度。其余国家市镇企业和家庭，只能气急败坏又不明所以。这诱发了工会、仇富、议会扩容、选票下沉、大众政党、官办福利、革命思潮等各种代码和组织的兴起，以平复或引导公众的愤怒；国家也不得不控制黄金外流、争夺殖民地以保证原料和市场稳定，由此诱发了军备竞赛、义务兵制、民族融合和民族主义、媒体控制、公立教育、全民选举或全民控制等各种代码和组织的兴起。
到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的连续冲击后，基于全民选举的美欧，和基于全民控制的苏东，开始针锋相对，都自称“现代国家”，代表人类未来。其余则是各种“落后国家”或“前现代国家”。直到冷战终结，苏东集团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体系破产，另一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则坐稳了“主流”。
在债权经济学视角里，这期间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挣脱金本位约束后的债权网络的生长空间，和债权精英们的份额和参与度。那些初始状态就缺乏的，追赶过程中或改革转型重启时也没碰对方向的，就只能不断的重来，一茬接一茬受苦。
给实践型用户们的建议是，可以把金本位大萧条和一二战时期，视为全民应激癫狂状态。这期间趁乱上位的各种权力-制度结构，则全都有草台班子的嫌疑（包括美国）。只是债权网络发达的地区，能暂时扛得住他们的表演和折腾，而其余地区根本扛不住。这期间诞生的并流传至今的各种“社会科学”，也需要重新剖析归类，大部分要划到思想史或者精英话术中。
当然重新剖析时，要以当下社会演化动力为鉴别标准，即是否能激活内部经济活力，是否能适应资金技术信息商品和人才的全球流动，免得把精力浪费在派别之争、左右之辩，或各种其他的鸡同鸭讲中。
2.3 “现代国家”的权力-制度结构的严重问题
前面提到，国家是居于市镇、企业和家庭之上的组织网络；需要保住领地和现金流；会有一套权力-制度结构和观念-文化体系；个体和小群体们，会竭力争夺国家内的权力份额和地位啄序；竞争赢家们也会操纵劫持国家，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也就是国家或政府“不是博弈主体，而是博弈场地”。这些视角对于观测当下的各种“国家”，仍旧有效。
近百余年的最剧烈的转变，先是债权体系在金本位时期的严重受限，到大萧条期间还近乎崩盘，导致官僚机构和政党政客的权力份额过高；二是废除金本位后，无限发行的债权合约重塑了整个社会，但未能夺回相应的权力份额和大众观念的认同；三是战争灭国的选择压力急剧降低，战争型国家正在走向末路终局时刻（或者说“垃圾时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武力的权重显著收缩，现金流的筛选权重则显著升高。
在这个持续演化过程中，原本就在国家顶层博弈场内的官僚机构，和政党政客们，以及由他们推举的或围堵着的主政者们，竞相改写添加各种代码，以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这也是“重新发明现代国家”的过程，表现为福利型或官僚型或权贵型或“落后国家”等不同的特征。而市镇、企业、家庭等各级利益主体们，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等债权经纪人们，教育学术媒体教会等观念经纪人们等等，则只能参与二级三级博弈，也不同程度上被场内玩家们操纵和利用。
这种权力博弈结构，有几个致命问题：
2.3.1债权经纪人（银行投行基金保险们）与民意经纪人（政党政客们），谁更有资格代表国民的利益？
债权经纪人们持有的是国民们真实的委托代理合约，很多义务会持续二三十年甚至终身，需要慎重对待风险以避免客户和自己亏损；而民意经纪人们则是操纵议题、迫使站队后，再以空口许诺打动选民，并无真实合约也不同盈同亏；要不断发明改进各种洗脑宣传、情绪撩拨和站队表态等相关的技巧，才能保住入场资格和饭碗；也更偏重选举周期内的短期表现和敷衍，至于公众代价则可以卸责或者延后。
债权经纪人们更倾向于促进市镇、企业和家庭的自由，创造更多债权合约（同时也是资产、负债、收入和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能赚到一些；而民意经纪人们更倾向于集中财权和事权，再考虑选区、利益集团、政党内部和对手等博弈策略后协商分配，很容易偏离乃至损害全局和长远利益。比如美国当下的各种福利票仓、非法移民、平权觉醒零元购等争执。
2.3.2 保险公司和官僚机构，谁更适合照看国民的各种风险？
保险公司在相当多风险业务上具有显著优势，比如各种产品责任险（电器汽车食品药品等是否适合销售，FDA与之相比就是垃圾，好在没给所有品类都设个同类官僚机构，那经济基本就完了），经营责任险（生产安装运输餐饮医疗环保等事故），财产险（车辆住宅楼宇厂房农田作物等）等等。同理，这也可以扩展到很多资格和许可。各种级别的驾驶执照、电工执照、教师执照、医护执照、持枪执照、旅游和工作签证等。
在这些领域，保险公司收费过高或者拖延刁难，业务就会被竞争者抢走；研究调查能力不足或管理混乱徇私放行，股东和经理们又会受损；因此有足够动力不断精益求精。相比之下，政党政客们响应呼声或者为了动员讨好特定群体，官僚机构们为了扩张预算编制和管制审批检查权力，警察或外交官员或各种行业协会的考试审查方法，就没这种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效率越低、麻烦越多、权力就越多），导致很多问题加剧（驾驶事故、枪支犯罪、医生数量过少、教师工会猖獗、非法移民等）。
即使是看似不适合完全商业化的那些风险，比如国防、公共卫生、粮食或能源安全、气候或环境或生态安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也应当吸纳保险公会参与协商决策，合理分解后再补贴或外包执行。比如国家只给每个公民按年龄发放基本养育教育养老补贴和意外伤害险等，其余交给商业保险公司、市镇社区、非营利机构和居民自组织。而有保险公司参与决策的国防和外交部门，也能更精确及时的打击施压引导各类前现代政权，以降低总体军事支出、投资风险和保险费率，而非长期围堵或不理不问甚至送去援助。
相比之下，官僚机构们既无选民压力也无同类竞争，很容易变异成为内部规则主导的“官僚自动机”。包括持续争夺预算和编制；设法稳固审批监管权力（追求“跪客盈门”）；俘获操纵特定行业和利益团体（政客得罪官僚机构可能会丢掉一些选票，而其他选民未必会感激和投票）；信息围堵或操纵调教主政者（裁撤他们的麻烦巨大，而能归于自己的收益则很小），因此势力相当顽固。
里根总统曾评论，官僚机构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接近永生的东西。索维尔在劳工部实习时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百十号人的饭碗，不惜损害数百万黑人青少年的成长机会。无数学者持续公开批评最低工资或福利或医保或外交数十年，对方也会安排其他声音来抵消。曾经有学者抱怨，整个美国也找不到几个敢批评两房的房产经济学家，因为没谁愿意混到博士教授了，还得再丢掉专业另起炉灶。公众们也只会直接怪罪某个总统或政党或政客，或泛泛的抱怨整个“政府”或“建制”或“体制”，然后一切照旧。
注意这还是美国，有强势的法院、州权、国会和媒体的约束和阻拦，时不时还会有位新总统来一次大换血（有权短期内遣散几千名联邦官员，再从企业界华尔街高校智库法律等行业招募人才填补）。在东亚比如日韩，国土、农业和金融等相关的管制机构，几乎都是一旦设立就会成为几十年难以切掉的痼疾，近乎锁死债权天花板和社会演化路径。至于那些设立了更多管制型部委的经济体，那可以说大半个国家体系都是难以切掉的痼疾，就只能锁死在更低发展水平上，直到被裁撤或者崩溃重启。
2.3.3 单一议会和单一政府是现代社会的合理安排，还是战时遗产？
前面2.1.2里提到，美国三万余个市镇政府之外，还有约四万个学区和水务区等专项政府，各自选举收费分税或发债。赢得了市镇选举的主政者，无需也不能干涉相关事务、指派官员，自然也就不能用来拉拢选民或者派系分利。
从政治伦理学，和实际运行效率角度看，当下国民们最看重的与置业生活和生育养育等相关的公共事项，已委托给市镇和学区水区等自治体；大部分财富管理和风险顾虑，也委托给了自选的银行基金保险等机构。那么正常的权力-制度结构，应当由这些关键受托者们，组成债权人议会、风险委员会和市镇联合议会等，赢得了市镇或学区选举或存款基金份额或保单的，就自动获得相应的席位和份额，无需再次竞争。他们协调国民们的那些超市镇超国家事务的关切，再颁布法令或者交由各执行机构。
但倘若只有一个集权的议会，和一个集权的联邦政府，就会自动引发激烈的席位竞争，最后是专门研究如何争夺权力份额和排位啄序的职业选手，也就是民意经纪人和官僚机构们，把整个场子占满了。所有能影响选举的势力（比如管制寻租者、福利依赖者、各种行业工会、各种社会改良家和文化革命家等），都只能往里挤，以几个选票点数作为威胁，塞入自己的诉求。表现为动辄几千页的预算案、税法、医保法案、联邦法规集合等。没有哪个总统或议员能了解全貌，知晓全部后果，而所有市镇、企业和居民，都不得不为之承受代价，自由和权利也逐渐被侵蚀。
这种结构其实没完全挣脱君权时代的遗产，选举的总统类似君主，部长们类似廷臣，民意经纪人代替了神意经纪人。人民名义上被捧成神（全民战争时期必须拔高），实际上市镇和国民终究难逃这个新怪物的操纵和摆布。在应对金本位大萧条、全民战争和冷战等威胁和压力时，政府的能力和规模空前扩张，国民们也只能接受并逐渐习惯。但在当下的社会演化动力面前，这根本就不合理，也是最大阻碍，更不是最佳的、理想的、永恒的。
实际上美国成功的根基，是其国家体制还没能侵蚀（但不代表没动力侵蚀、不可能侵蚀）的那些，也就是几万个市镇一级自治体，和债权网络的早早引入和后来的全面覆盖，由此保证了微观主体的自由选择和优胜劣汰。当联邦层面、文化层面和大城市层面各种折腾时，也能充当缓冲，而不是作为权力末梢被甩来甩去。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两百年来模仿美国宪法议会选举制度的国家大多不成功，包括美国竭力推行的、亲自操刀的。输出寄生虫却不输出作物和水源，那不活该如此。当然文明的寄生虫以文明守护者自居和吹嘘，也是几千年来老掉牙的生存策略和洗脑手段了。
如果新一代权力和观念精英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制度转型或者崩溃重启后继续当模板照搬，而不是设法提升债权人议会（银行基金公会为主）、风险委员会（保险公会为主）和市镇代表们在一般议会中的自动份额，那大概率还会陷在历史悲剧或者又一轮“垃圾时间”里。
以上就是与权力相关的基础知识，可以与债权经济学框架互相嵌入。实践型用户们可以大幅节约在上一代政治学里打捞整合的时间，也可以减少群组讨论时无谓的争执。至于具体建模，还有下一代政治学者们该怎么入手，这里就略过。
3. 从战争型国家演化成债权型国家的可能路径，以及应对
社会演化并没有什么固定路径，更接近蝴蝶效应。但人们的决策和行为，又都基于自有的预期模型，尽管未必能说清楚预期模型是什么，尤其这个“垃圾时间”，似乎一切都在摇晃，令人头晕心烦。所以接下来的讨论，只供修正自己的预期模型时作为参考，也许能减少一些无谓的分心、焦虑和争吵，但不要当作对未来的预测。
3.1 武力的权重。
除非债权网络发生全球性崩溃且持续几年，强国之间的战争或者敌对就很难升级。武力占领再控制粮食石油铁矿棉花橡胶等“战略物资”的价值，已远不如金本位时期那么重要，反而更大概率会立即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当下还挑战的少数几个，也大多是具有石油资源优势，或者已经习惯于隔绝，比如俄国伊朗朝鲜。这没几个能模仿的，未来的中印也缺点资格。而且他们路径能坚持多久也存疑，因此难以逆转演化趋势。
在那些经历崩溃重启的社会中，如果是债权经济已初步成型的地区，大多数正规军队体系会倾向于站在债权规则一边，因为无法承受现金流切断后，各支部队自己谋生、无视长官军令、互相冲突的代价。因此军阀出现的概率，会远低于银元时代。非洲中亚南亚拉美等保有部落军、宗教军的表面国家，或者分离势力有外部援助的，则未必如此，也构成了当下全球战乱热点地区。
未来也许会进入债权精英们主导武力的时代，会和政党政客们主导时有不同的算法。比如施压或定点清除恐怖组织的头目，以降低长期围堵防范的军事支出和保险费。或者投行团队把雇佣军或军警稳定基金视为改造某国的成本，再从其未来国债市政债基建房贷等的巨大增量中获得回报。但当下债权精英群体太弱小了，短期内还看不到有多少可能性。
3.2 人口的更替
首先是代际更替。社会的大多数资源和影响力，掌控在约35-65岁的群体手中（能主导国家的则偏老一些），其余人大多是响应者服从者和复读机。当下主导者是1960-1990年出生的那批。未来十年，1960年代的人会退出；未来三十年，冷战期间出生的、金本位大萧条和一二战时期的观念体系所培养出来的高纯燃料，就基本耗尽。后来者的纯度则差了很远，多半不会也没法按现在的玩法继续糊弄了。
另外就是人口流动性。新生代中熟练掌握外语、IT或者其他投资或工作技能，可以也愿意跨国迁徙的比例，远超过冷战期间出生的那代人。而衰老国家们的养老压力、资产闲置压力，又会欢迎移民。当下政党政客们主导的移民政策，大多是政治姿态和政治盘算主导的，但在长期来看，那些愿意改变的会更有竞争力。
3.3 环境、资源和技术
这不够成什么约束，真正的问题是债权规则尚未覆盖上百个国家和数十亿人口，否则可以勘探出更多矿产，更多土地可以高效种植，有效利用数十亿在农村吃土或贫民窟晃荡的穷人，其中有天份的数千万则可以成为各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
债盲症们的恐慌或者针对大众恐慌情绪的研发和利用，由来已久，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大多数是一分危机、三分夸张、六分为了争夺受众、影响力、管治权力或彰显人格。全球变暖等只是其延续，即使真有必要控制碳排放，那也需要改造那些与债权规则兼容性最差的国家，核电风电光能等节碳技术才能应用落地，拿到融资并赚到回报。
技术导致失业的问题也无需顾虑。经济的源头和最终目标都是居民和家庭的需求，养人才是第一大产业，也是所有其他产业的目标。以自治市镇为基本生态单位，教师医生警察环卫，建筑维护餐饮娱乐休闲教练看护等的人力占比一直在上升，而自动化智能化导致的特定岗位缩减也一直没停过。银行、自治市镇和家庭，倘若不受管制，也能自动会适应。债盲症们基于金本位时期的印象（工业才算就业），以及大政府大财税看重方便税收社保的视角（正规企业才算就业），才会焦虑于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
3.4 债权规则和现金流的压力
当下和未来，战争和征服不再是各种国家体系的主要筛选压力；再怎么烂的国家体系，也能从官僚们主导的联合国体系、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受到各种庇护和关爱；这时债权规则和现金流压力，就成为了各类国家体系的主要筛选器。
总的趋势依旧是，权力-制度结构和遴选出来的顶层精英们的认知，兼容性越差的，就越难以维系。具体可以观测部委的多寡和央行财政的啄序排位；市镇级别的税收发债规划教育医疗等事务自治程度；市镇之间铁路公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融资建设和土地征用的难易；土地流通难易和能获得信贷的农地住宅的比例；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等的发育程度和功能是否被扭曲；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境内外联通程度；企业设立审批难易、雇佣管制、税率社保费率，等等。
同样还是不出现危机和权力更迭时，很难有大的转型和调整。因为原体系遴选出来的头部玩家们，试图改变平衡要付出巨大代价、精力和风险，而长期收益却很难归己，不值得。当转型和调整时，能更偏向央行财政和外部投行精英们的意见、让其他势力闭嘴的，通常效果会好一些；偏向企业家、经济学家和IMF世界银行意见的，就一般般；但除非岌岌可危，通常还是会由场内已有权力玩家们（政党、官僚、民粹或工会等）的诉求主导，大多就是一届届糊弄，直到真的岌岌可危，或者老一代债盲们基本过世。
多半不会再批量出现苏东解体、拉美或东亚危机时那种惨烈状态。前者是债权精英们被清零，完全依靠强力控制维系；后者是以外储来维持盯住汇率并偿付外债，而非开放资本市场、以流通债权总池子作为贸易和投资者多空双方的缓冲，就很容易跨坝。这二十多年来还这么傻的已经不多，所以次贷或新冠冲击时也没几个崩盘的，大多还能凑合活着熬着。至于那些依靠军政府、神权或部族间停战协议等勉强维持的所谓国家，则不一定。
多半也不会像前二十余年那么死气沉沉。前文1.4.6里提到，这期间的“逆向投资”或“东亚溢出”是特例是反常，当中国人工变贵变老、制造业开始寻找其他机会、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又不延续高顺差高外储的路径，就会反转。如果其中某国放松市政基建住宅等印钱大项，并且吸纳全球投资的话，那就又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经济奇迹”，概率比前二十年高出很多来。
如果中印都这么转型，那会让全球投资活动和利率、大宗供应商和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者会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连同欧美日在内的官僚机构和政党政客们不得不放权，激发内部经济活力，才能保住国债吸引力、内部投资活跃和税收、争夺大宗和商品、留住财富精英和人才，否则就会陷于各种焦头烂额，直到被下一波精英们替换掉。
理想的解决方案，则是由合格的投行团队来主持变革。他们可以利用合并重组大型公司、分拆出售业务部门、补偿遣散各级高管时的众多工具和丰富经验，直接让多数不再需要的官僚机构或者政党政客们离场，给一些现金加债券加股票补偿（加上军警法院的支持，对付权力场子里的钉子户），剩下合适的人在场，由他们调整拟定新的权力-制度结构（比如债权人委员会、风险委员会、一般议会等），以及各种应急过渡方案。这样就不需要无休止的较量权术、诉诸法律或祖制、相互争吵威胁、暗中拆台使坏、煽动支持者罢工等，最后还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不过这离当下权力运行规则还很遥远，权力精英们也很难有这种见识。毕竟数千年来的权力竞争历史，各种政治学理论教材和权威，以及权力精英们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这些知识都是闻所未闻（美国总统经常聘请有投行精英，出任财长行长防长外长级别的高官，这算是特例）。但假以时日，随者冷战期间出生的那些高纯度债盲症们逐渐退场，接续的权力精英们逐渐会意识到，与其在历史灰烬里争夺炭火，还不如拿一笔遣散费走人，倒也未必不可能。
3.5 观念-文化体系的演变
如前所述，金本位、大萧条、一二战到和冷战期间的人类，可以视为集体癫狂时期。期间塑造的各种观念-文化体系，包括各种流派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也极其混乱而且糟糕。尤其是最敌视债权文明的苏东集团，和布雷顿体系时期独立的、把债权体系与殖民者、剥削和贫穷挂钩的前殖民地，在封闭文化圈子加上主政者们的操纵或影响，其观念-文化体系变态发育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
苏东集团解体后，这些极端荒谬的观念失去了大部分源动力，但此前被灌装了操作系统的那代人的认知惯性，他们所掌握的官职、财富、身份等影响力，以及教材、学界、媒体等对他们的适应，导致以这些荒谬观念为内核的温和版（身处其中的人则以为自己更新了、跟上世界了、有资格继续指挥了），仍然继续传播着回荡着共鸣着复读着，只是其影响力权重会随着这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和咽气，逐阶向下。
与此同时，冷战终结后出生的、习惯了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新生代们，其知识广度和心智模型，与此前封闭环境下由教材报纸收音机和口耳相传塑造出来的固执心智，完全不同。尽管他们仍然会惯性的复读主流债盲经济学政治学的观念，但真的接触债权视角后，抵制会少很多。或者说，新生代是债权文明更好的土壤，脑袋里没那么多毒素、石头玻璃刀片和食根类的害虫。
如果债权网络能下沉到市镇和居民层级，那即使前期只有百分之几的人适应，也能快速席卷。能跟“钱”的好处对抗的，只有武力以及基于武力威胁的强权管制，而观念体系则会快速适应。就像前面说过的，没几种传统“文化”或者“主流观念”，能阻止青年们被市政债和房贷的编码规则抽走。那些在地理隔绝、武力主导、强制汲取时期发展出来的维稳代码，在老人眼里是值得珍视和自豪的“文明”、“传统”和温馨家园，而在新世代眼中，则夹杂了太多准牢狱规则，没能力解码时就统统斥之为愚昧专制或虚伪欺骗。
这个代际转换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而且几乎不可逆。美国的权力-制度结构如果转向，或者又有新的“经济奇迹”，或者发生全球性债权网络的危机，则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至于各国内部，就需要看初始状态下各种权力精英、债权精英、观念精英们所占据的影响节点，以及随后的冲击-适应过程。
相对而言，债权视角最容易被认可和传播的，是从中受益最高、敌视最小的群体，包括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等圈子内部和客户之间，也包括财金类媒体和自媒体，还有经济学科普类书籍和自媒体。这种传播也近乎单向不可逆，受众们接触几次债权视角并有了启发感之后，就会自动厌弃旧体系旧话语的泥潭和绕弯。
然后是对市场需求感受稍敏感的商学院MBA班，对宏观经济学早就不耐烦的金融学管理学等应用类学科，以及经济史金融史制度史相关的学者。这之后带了“学术”名头，才有望能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竞争并施压，也能影响其他权力精英和观念精英们，包括政治学圈子和社会学圈子。如果能提前被危机时刻的官方偶然采用了，那就能节省不少时间和折腾。
到最后的最后，才是公立学校初高中教材和大众媒体。不过大众的认知普及率并非必须，也无需等待，这不是社会动员或选票决胜。如前所述，债权网络所及之处，前期有百分之几的人参与并获利，就足够了。跟“钱”不对付的普通人占比很低，不被动员驱使利用的话，也没啥影响。
3.6 给实践型用户们的应对建议
未来无法精确预测，能比别人多看到一些“IF-THEN”的传导脉络，就会多一些认知优势而已。也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初始生态位（或者说投胎学）和当下状态，也许能优化未来的应对策略、信任协同圈子和资源，在“垃圾时间”里找到些更有价值的机会，过一种更有价值的活法。
3.6.1这里先分成四个层面，认知（即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可以一致也可以交流共享），资源（先天的和后天积累的，每个人不同），情景（大情景就是“垃圾时间”，小情景则因事因时因人而异，可以优化感知，超越从前或者其他人），策略（各人根据自己资源和偏好目标，做出相对不坏的决策）。
首先是评估这个债权经济学框架相对于其他框架的优劣（注意这只是个两三万字的简版而非一本经济学原理），如果感觉比起其他框架有明显优势，需要阅读倾听思考整合推算的工作量更小、困惑更少，那么就用起来，也劝团队和好友一起用，共享知识和互补空白，减少交流时的噪音。
资源则包括家庭子女、具身技能、协作圈子（同事和关系网络）、信任圈子（包括读者和客户），住房等实物资产，企业等经营资产，流通债权比如存款债券股票基金外汇，非流通债权比如社保养老金等。其中具身技能、协作圈子和信任圈子，认知优势提升后就能有所改善。
普通用户只能对重大的情景发生时做概略判断。专业用户和机构用户们有更强的研发能力，可以在框架内不断的细化填充和校验，更省力或更精确的发现与所在的或者所投资的行业、企业、国别、大宗或者债权市场波动相关的各种宏观因子和传导脉络。当某种资源面临某种风险或者机会时，能比其他人解读更准一些，胜率更高一点。
至于具体应对策略，就只能由个人或团队自行决定并承担后果。新认知框架的作用，只是改善和替换操作系统，计算和输出还是要自己来，只是可以更好的充当自己以及周边人的问答机。
3.6.2 大脑接受新框架时需要各种奖赏才能持续，可以来自观察时的顿悟，猜测的成真，遇到同仁文章的点醒，同事或朋友或读者的赞许，叮叮当当的赢钱，避开灾难时的侥幸等等。如果这些奖赏不太足时，可能还要加上一点信念（有这种信念比其他的好，不一定必须成真）。
这里我可以提供几个作为信念的支撑：
一是，全球的聪明钱，包括敌视债权文明的那些精英们在安排财富和子女时，大都往债权规则较为强势的地方跑；少数去债权规则似乎有所起色的地方跑，反之则逃；至于刚民主的埃及或伊拉克或阿富汗，并不构成什么吸引力；所谓人心所向。
二是，人生而有自由选择的能力，由君主和君意操盘手、神明和神意操盘手、民主和民意操盘手们掌控的世界，都是汇集到上层决策勾兑，会限制自由引发不满，而且又不直接承担责任；不如由债权经纪人和自治市镇们组成的世界，因为会鼓励自由选择，愚蠢错误欺骗等只会毁掉单个市镇、公司和个体，而不会劫持国家、打扰到多数人，而且为犯错者提供资源或保险的人，也会跟着损失；
三是，从历史经验看，1840年代英国开放自由贸易加上金矿陆续发现，仅六七十年时间，旧式国家就纷纷转型或解体；从苏东解体时债权网络加速全球扩张后六七十年，现有国家体系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子女大概还能赶得上（这条很牵强，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些用“自古以来”提出质疑的）；
3.6.3 如果想压缩“垃圾时间”的时长或者降低其波动率，并相信债权视角的普及会有所帮助的话，那最快的助推就是尽快用起来，并推荐给认可的朋友，直到成为一个活着的、有人用的、能传播变异扩张的流行视角和框架。
因为新框架风险最大、耗时最长的就是从0到1的这个过程，大多数聪明人的洞见或改良，都躺在了故纸堆里，没能见到被使用的那一天。孙国峰首篇信用货币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差不多同期，我也借助信贷经验反复确认，自己学的微观宏观经济学是垃圾），在学界一直无人理睬，很晚才受到一些投资者们的认可，但信用货币这个单一新组件，多数实践型用户又很难直接替换使用。
现在我自认为，基于债权视角的新版经济学框架（和一点儿新版政治学入门），初步解决了适用性的问题。接下来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有更多作者或研究团队或群组，能借鉴并持续使用，多到能把我给淹没，那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以我自己的能力，不论是拆解补充，还是寻找赞助（欢迎支持）并协调一个研究圈子，对于这么巨大的换代工程而言，根本就是毛毛雨。那我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尽量缩短从0到1的时间。
所以各位如果认可的话，就请尽快用起来，也推荐给可能会启发到的朋友。以后每次看到聪明人还在旧框架里浪费生命，也能想起这篇并提醒他参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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