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这本书的甫经问世，不仅对科学家的研究范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而且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地震。达尔文将“起源”和“物种”联结起来，本身就是对古典生物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由于物种固定不变这一教条是与“上帝是造物者”这一观点相联系的，因此达尔文实际上是撼动了整个神创论的基础。
1
经济学家库尔特·多普弗编辑了一部《经济学的演化基础》，汇集了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本质和未来的前沿观点。他在他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一文中指出，达尔文的理论是建立在三项事实和一个简单结论之上的。第一项事实是，生物体各不相同，而这些多样的特征会由其后代继承。第二项事实是，多样性会随时间的过去而变化，变化是存在的。第三项事实是，生物体所繁衍的后代数量大于能够存活下来的个体数量。从这三项事实出发，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定存在的某种“机制”使得一个物种群体与其生存的空间和食物供给之间取得平衡。
为了生存，生物体必须适合它们所处的环境。在生物体随时间过去而变化的同时，环境——即生物体与其所处自然界之间各种复杂联系的一个整体——也在不停地变化。生物体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在这里，“适应”这个词被赋予了一种动态含义。这个假设使得达尔文向他的核心理论迈进了一步。达尔文的关键理论就是，任何程度的变化对于任何物种的个体都是有利的，而这种变化将会使得该个体得以持续存在并由其后代继承。达尔文把有利的细微变化的保存称为“自然选择”。
科学史家们注意到达尔文在他的一本手札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在阅读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时，灵光一现，想到了选择理论。马尔萨斯认为，耕地的扩张和技术上的某种进步会增加食物供应量，从而会导致生育率与人口规模的增加。但这又会降低人均粮食供应量，进而导致生育率的下降，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率的提高，因此将系统带回初始的生存均衡状态。这一循环周而复始，但考虑到资源是有限的，社会最终会陷入一个长期低水平均衡的泥沼。马尔萨斯对这一机制的后果之不可避免性的描述，很可能就是达尔文的灵感源泉。
达尔文理论的主体在一开始就被生物学界接受了，但是与神创生命的本质相联系的经典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仍然主导着生物学的研究。直到20世纪40年代，生物学的新达尔文综合——将选择理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综合在一起——并没有成为生物学的一种新范式。直到二战后的“演化论综合”才赋予了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新的生命力，并一直延续至今日。如果要用古典科学的语言表达达尔文主义命题的本体论本质，那就是：多样性、变化、适应、选择和保留诸规律。这些非古典规律为演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建筑材料。
非古典理论认为，没有什么是天生就遵从某种规律的。事实上，从非古典研究者的立场上看，规律是在颠倒事实。从演化论的视角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创造性的进步接连出现并不断地表现为新形式。这个过程天生就是历史性的。大体来看，演化理论就是历史理论。而历史理论采用的是不可逆转性、非遍历性、非周期性或路径依赖等研究标准。它研究的是考虑了真实现象历史性的规律。
一系列达尔文主义规律标志的演化过程遵循“历史的逻辑”。例如，突变是从变异开始的，又发生在选择之前，而选择则是发生在保留之前。各种规律是同时发挥起作用的，但演化过程各环节在时间上的次序却是在本质上就被确定了的，而且是不可逆转地被“锁定”了的。
2
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其灵感来自于物理学而不是生物学。但是，到19世纪末期，经济学中的景象再一次被改变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确定，经济学家的圣地“麦加”就是经济生物学。马歇尔看到了生物学类比与经济学的相关性，遗憾的是他没有将之全面发展。对他而言，经济生物学仍然只是一种期望，而非现实。
从那时起，在20世纪90年代到1914年间，生物学隐喻被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广泛援引。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已经不再热衷于应用生物学和进化论的各种类比。人们不再继续探究如何将进化论思想运用到经济学中去。直到1950年阿门·阿尔奇安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珍妮特·洛曾在《比尔·米勒投资之道》中赞赏圣塔菲研究所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迥然不同的观点。经济中一件事情的发生基于许多个体的相互作用，所有个体同时都在起作用，因此其相互作用是分散的。不存在全球经济的控制者，没有一个实体能够控制整个经济。经济不断发生变化，不断适应新环境，个体会根据新事物改变自己的行为，反过来促使其他个体适应新变化。经济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达到过均衡状态，均衡仅仅是一种理想但抽象的状态。
布莱恩·阿瑟在《复杂经济学》中早就认定，在真实的经济系统中，“均衡”并不是常态，系统达到均衡需要时间，就算达到了均衡点，它也可能只是暂时的，也可能会再次发生偏离。当某一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其他竞争者时，此时的市场可能是处在均衡态的。然而一旦出现其他竞争者，均衡就将被打破。非均衡才是常态，而均衡只是一种特殊情况，经济系统可能长期达不到均衡状态。
但是，均衡何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其核心角色？承认均衡在经济动态中的核心角色，是因为现代经济学认为均衡是稳定的，非均衡行为会迅速的收敛到平衡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均衡的概念才有吸引力。只要特征足够迅速，它们就是经济体中的常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判断一个真实的经济体是否处于均衡状态。如果相关的变量在缓慢地变化，其原因可能是系统有强大的惯性，但它还远未到达均衡。另一方面，即便是一直处于均衡的系统，因为其基础在不断变化，进而平衡状态本身也处于迅速变化之中，所以该系统也可能会有非常迅速的变化。而我们根本没有明显的方法能够辨别这种情形。
我们必须把自己局限在理解模型动态属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在这里，我们经常遇到困难有四种。第一，非均衡调整的过程往往是随机的，它们一般不是来自于决定均衡状态的那些行为原则。第二，多重均衡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判断何种均衡状态是适当的时候，没有不武断的步骤可用。第三，只要均衡的变化比导致收敛的非均衡条件的速度要快，这一方法就注定要失败；移动的目标总是在后退。第四，也是最为基本的一点，如果均衡状态取决于内生变量过去的历史，我们就要面对路径依赖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能确定哪些位置是如何达到的，也就不可能界定均衡。
3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深知，差异性是进步的主要源泉。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创新会导致现有产品和过程选择特征的变化，并在种群中引入全新的产品和过程。最有希望获胜者的失败和不知名黑马的成功，这在创新过程中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创新原本就是无法预测的。相当的企业可以享受截然不同的创新所带来的好处，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一点。然而，某一创新的成功往往会掩盖许多创新的失败，而因为创新实验本质上是试错过程，也就不可能出现许多成功掩盖单个失败的情形。
理性主义者的效率观点会认同：最伟大的创新就是创新的创新。最优的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改造适应的过程。在充满了无知和含糊不清的世界中，市场竞争的开放性是现代资本主义最为特殊的演化因素。短期内，只是简单的对已有的实践和产品进行优化、并不冒风险进行某种创新总是更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进行创新，灭亡就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新技术不仅会带来可能的机会，也可能会带来威胁。因此，如果要避免晚些时候遭遇灭亡，可能必须采用新技术和新知识。复杂系统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注定要演进到一个未知的、其结果有时充满乐趣，有时又充满痛苦的未来中去。它也告诉我们，不创新、不变革，就会面临衰退和灭亡。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演化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查德·纳尔逊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主流模型所提供的精确性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幻影，是演化模型的目标之一。如果采用一个以异质企业、非均衡和有限理性为关键成分的微观经济框架，就不能清晰地得出这些模型中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型完全不能在确切的因果关系基础上进行准确的预测和解释。
杰出的生物学家雅克·莫诺曾在1970年发起一场“机会和偶然性”的讨论。其目的是探究采用演化观点会带来的后果，因为在演化过程中，会有基因突变、选择环境的随机变化 ( 例如认为陨星导致了地球上恐龙的灭绝 ) 等随机事件影响“我们所知道的生活”的一般特征。用史蒂芬·古尔德的话来说，问题是，“如果这卷带子被播放了两次”，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是否有所不同。只要涉及机会和偶然性，问题的答案就一定是肯定的“是”；如果演化完全取决于随机事件，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能出现的自然是的数量是无限的，在我们所想象的实验中，没有理由会有哪一种会出现的比其他种类更频繁。
史蒂芬·古尔德在研究伯吉斯动物群大灭绝中以偶然性为主题，用倒带“重演生命”做比喻，揭示在其阴影下，人类进化产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其焦点集中在对伯吉斯页岩发现的全新诠释。他觉得，展现偶然性对我们理解生命进化的启示为何，这是最好的方式。伟大的思想变革源于闻所未闻的新发现。古尔德确定，生命的历史并非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它像是一种记录，时而被大规模生物灭绝及之后的分化事件打断。那些事件持续的时间很短，以地质时间尺度衡量，不过是转瞬即逝。
许多单个和不可预料的事件的结果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事后来解释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能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历史事件依赖于极其偶然的事件。历史是不能预料的，但并不是不能解释的。历史的进程有一连串的事件构成。比如，哥伦布必须得生下来，他必须得到西班牙的资助，天气必须合理等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命，恰恰是大量均等的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中的一个非常不可能的结果。例如，如果恐龙没有灭绝的话，地球上的生命会完全不同。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是最可能发生的，因为有这么多能发生的不可能的事件。灾变的发生往往令人吃惊，并且毫无规律可寻，然而它会遵循一种简单的模式，这个简单的模式就是古登堡-里克特定律。该定律指出，每降低一个单位的震级，或释放的能量减少约32倍，地震频率也随之增加约10倍。
雅克·莫诺继承并发展了偶然性。《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出版于1970年。雅克·莫诺在其中阐述了来自DNA研究和破译遗传密码的最新科学发展。他实事求是地解释了基因突变是DNA文本偶然发生的改变，以及发生突变造成的广泛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在500年的科学发展史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我们称这些突变是偶然的，我们说它们是随机发生的，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偶然本身才是生物圈所有创造、每一次创新的源头。”“人类是数不清的偶然事件的产物，”莫诺写道，“是一场巨型蒙特卡洛游戏的结果，我们的数字最终还是出现了，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
4
依次类推到经济学和技术史中，问题就是，如果这卷带子被播放两次，纺织技术的创新和动力机器还是会在技术上促成工业革命的主要因素吗？如果是这样，英国还会是这样一场革命的发源地吗？将这一推理再往前推进一步，大萧条还会发生吗？在二战之后，一定会有像美国这样经济体突起并迅速占据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并在世界的部分领域出现持续的追赶和一体化吗？现代世界自1820年以来经历了一连串的增长阶段，但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很明显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这使得我们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确切的结果和因果机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理解微观经济的基础应该沿着生物学中“机会和必然性”之争论的思路继续扩展。
演化经济学家的卡萝塔·佩蕾丝研究过自工业革命以后所有主要技术革命，她引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探索技术革命与金融市场的互动性。佩蕾丝相信，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风险资本家为获取高额利润的新可能性所鼓舞，他们会迅速投资于新的活动和新的企业。但是，不确定性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革命性的发展，许多早先的预期都以失望而告终，金融投机产生的泡沫，与技术狂热症和“非理性繁荣”一起破灭。
至此，演化历史所发现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历史是无情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并不一定还会发生。无论是无所不能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实质性的生产关系，都不能排除掉历史中的偶然性。无论是在生命体的演化过程中，还是在技术的演化中，都存在着很强的路径依赖，我们所观测到的结果在事前是不确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性事件。选择本身就具有一个随机的成分。其中偶然性效应对于竞争十分重要。面对无限而非有限的样本，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家企业避免厄运的冲击，而厄运累积起来足以导致企业的单位成本升高到使其破产的程度。
所谓的偶然性至少可以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知识具有偶然性。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社会历史上实用知识集合最伟大的一次扩充，但是地理大发现本身就是偶然的。第二，即便有了基础知识的存在，也不一定就会产生技术发明。第三，即便产生了发明，仍然不能确定它们是否会被选择，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偏好和信念。这种偶然性是现代演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少人愿意向斯蒂芬·古尔德那样走得那么远。古尔德极度相信不确定性。
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