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认为GDP增速高一点，高速的经济增长是高质量的前提，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你的观点呢？
徐高：首先，我们对GDP要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很多人觉得GDP它就是一个数量指标，可能觉得和质量指标是分离的，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么GDP是个什么东西？GDP如果从生产法核算来看的话，GDP是以市场价格加总的，全社会最终产品的总价值，所以它是一个价值指标。比如说我们2022年的GDP是121万亿，单位是元，它是个价值指标。当它用价格加总的时候，价格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全中国所有人，在市场中用自己手里的钞票，投票投出来的一个反映偏好的价格体系，那些广大居民更需要的东西，它的价格就更贵。所以当我们用反映居民偏好的价格，来加总各种最终产品的时候得到一个总价值，这个总价值就是121万亿GDP，本身就是我们全国居民对中国经济总产出的一个价值的评估。如果说我们要追求高质量的增长，那么请问谁比起全国居民，更有资格来评价什么是高质量的增长？
所以GDP从定义和计算方法来讲，它就是一个价值评价指标。另一方面，GDP如果从收入法来核算，它对应的是全中国的各个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对应了我们的居民收入，对应了我们企业的利润，对应了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难道我们高质量发展是要和低收入增长联系起来吗？显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GDP这个指标，GDP本身就是个质量指标。任何把GDP指标和高质量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既没有理解GDP指标的含义，同时也是对高质量发展这个很好概念的扭曲。所以高质量发展，当然就需要高速的GDP增长，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十多年，我们在试图维持GDP增长的平稳中，越来越多的要靠政策的刺激，还要靠房地产，靠基建，而这些政策刺激的增长引擎在推动GDP保持平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使得很多人觉得说：既然要有这么多副作用，我们干嘛要GDP呢？这个问题如果展开分析，核心还是在我们的经济结构整体是扭曲的。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简单来说，是因为我们的收入分配，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中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居民部门的总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相对比较小，所以很自然居民部门的消费占GDP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消费偏低就会导致，因为内需是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组成，而投资其实它是一种派生性的需求，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率，所以如果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么投资就会相应的下降。而这个时候如果消费也比较低，那么就会出现消费与投资双低的局面，整个经济会陷入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的状况。中国经济之所以会有这种增长缺乏内生性，总是需求不足，需要政府去创造和刺激需求，核心原因是收入分配出了问题。所以如果收入分配不调整，而经济又想保持平稳，靠政府的政策去推动一些投资，来创造需求就是难免的。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不是最好的出路，但它是在收入分配结构的约束之下的最优出路。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增长更有持续性，现在要做的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在整个经济收入中的占比。居民收入上去了，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更有持续性。但是在这个收入分配调整没有做到之前，维持一个较高的GDP增速是必要的，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总好过经济陷入衰退，然后像98年到02年那五年，连续五年通缩，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直到加入WTO外需起来了才好转）。我想这种靠政策刺激投资，维持经济平稳不是最好的出路，但它是约束下的最优出路，总好过大量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吧。
所以我们分析经济问题，一定要把这个现实的状况考虑进来，一定不能脱离现实，去很抽象的思考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可能道理上讲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一落到现实，结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过去几年我们经济增长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跟国内宏观政策偏紧，从之前的国企去杠杆，到最近两年的地产去杠杆，这些打压了国内的需求，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这些政策的背后，可能就是一些抽象的思维在起作用。$上证指数(SH000001)$ $沪深300(SH000300)$ $创业板指(SZ399006)$
——转自《证券市场周刊》2023.12.13对徐高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