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畅:中美再出发——《上海公报》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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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1、艰难破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并发表《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打破了中美关系坚冰,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2、迫近大选: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通过作出新承诺及确认《上海公报》的原则,基本上维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中美关系在大选年滑坡。

3、新任总统:1977年4月,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卡特总统次子齐普·卡特随团参加,亲笔信表示,增强中美两国的交往和贸易是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的,希望最终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4、面对波折:1989年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他表示,中国必将成为经济大国,美国不可能把巨大的中国市场,留给日本、欧洲等其他工业化国家。恢复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与西方大国的接触和合作对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正文

注:本文内容节选自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及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月25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团队将于7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进行第12轮经贸磋商。回顾历史,上海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是从上海开始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政府签署并发表《上海公报》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华。中美两国政府于2月27日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于28日发表。《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上海公报》的发表打破了中美关系坚冰,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此后,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往都迅速增加。根据统计,197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490万美元,出口更是微乎其微;而197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额达3230万美元,对华出口为6020万美元。 

1974年,福特继任总统,明确《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 

1974年8月9日,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福特接任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基辛格继续留任,并决定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的职务。基辛格给总统提交了一个题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及台湾问题、苏联问题、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贸易与其他双边关系问题等。备忘录指出,《上海公报》确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说,在这些公开和其他私下的声明的基础上,美国承诺在本届政府内,即在1976年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我们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声明,我们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反对任何使台湾趋向独立的事态发展,我们反对任何第三国(如日本或苏联)干涉台湾或企图进入台湾的图谋。——美国将支持台湾问题的任何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反对台湾的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在1974年我们正在实质性地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我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我们打算在本届政府末期从台湾撤出军事存在,结束与台湾的军事供应关系。

197512月,福特总统访华,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在12月1日邓小平副总理的欢迎宴会和4日福特总统的告别宴会上,双方又阐述了对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福特总统一再表示:“我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的关系虽然还没有正常化,但却是良好的;我们得关系将逐渐得到改善……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回顾了《上海公报》签订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肯定《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肯定福特总统的访问“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

福特总统的访问,虽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但在尼克松先前作出的承诺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历了两年的僵持,而且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年中也不可能有突破的情况下,福特总统通过亲自说明美国的国内情况和对外政策,争取得到中国领导人对美方不能践诺的谅解;他通过作出新的承诺及确认《上海公报》的原则,基本上维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了在大选年中,中美关系的滑坡。

1977年,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 

1977年1月,吉米·卡特经过艰苦的竞选战,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总统,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

4月,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卡特总统次子齐普·卡特随团参加,并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增强中美两国的交往和贸易是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的,希望最终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5月22日,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作外交政策演讲,就美国外交谈了五大问题:人权、加强与盟国的关系,美苏关系,核不扩散,南非危机。在第四个问题中,提到了对华政策,“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是重要的。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公式来克服那些把两国分开的困难。” 

1978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磋商中美关系正常化。布热津斯基表示,“我一开始就想向你表示我们推进正常化进程的决心。我可以代表卡特总统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下定决心”。他认为《上海公报》是两国关系的起点,并重申了前两届政府声明的五点基本原则,他说:“卡特总统认为,中国在维持世界均势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是和平的力量,将对解决世界的问题,起建设性的作用。” 

1989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回国后,就他对中国的访问,向国会两党领袖提出一份报告,他首先指出,(1989年的)中美关系处在1972年,自他访华以来17年,最差的状况,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美双方对某些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差距是不可弥合的。他在报告中提出一个问题:即便冷战结束了,苏联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恢复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美国是否仍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行核不扩散政策;第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平衡日本和苏联在东亚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把中国作为一张牌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让苏联把中国作为一张牌;第三,中国必将成为经济大国,美国不可能把巨大的中国市场,留给日本、欧洲等其他工业化国家;第四,美国不能冒在下个世纪使中国成为美国对手的危险;第五,没有地球上1/5人口的合作,不可能解决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他同时写道,恢复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与西方大国的接触和合作对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并就美国可以采取的措施,提出若干建议,包括: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在华投资者的支持,恢复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借贷组织对中国主要项目的支持,恢复两国之间官方的高层接触。他说,孤立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领导人,使他们对美国产生反感和仇恨,这样做是没有意义和事与愿违的。鉴于当时国会中正在讨论进一步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参众两院先后于11月15日、16日通过),尼克松写道,对中国施加进一步的制裁,可能使我们感觉好一些,但这将伤害千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报告最后说,现在不是孤立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而是与他们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时候。 

1989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11月7日至10日,基辛格访问中国,期间表示,多年来,中美两国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双方发现彼此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报》起草以来,情况一直如此。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但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既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他认为,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共同采取步骤,使双方的关系更顺利地发展。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72年

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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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畅:上海市青联委员,上财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专题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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