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足球，全世界第一的运动，商业价值占所有体育商业收入的40%，但足球在中国的发展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后的举国体制以失败而终、地方政府加企业共同运营“甲A”联赛塑造过“黄金一代”、全面市场化后中超联赛的各种乱象。回过头来看，“甲A”时代似乎成为了中国足球难以逾越的巅峰。本文简要复盘了足球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足球发展的主要阶段，并以日本足球发展作为案例对比分析，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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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足球简介
一、足球：世界第一运动
1、足球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认为足球起源于中国西汉时期兴起的蹴鞠，但欧美认为起源于中世纪（约11世纪）英国的一项军人运动。足球因其低参与门槛且具备很高的竞技性、团队性和娱乐性，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期间迅速成为欧洲及其拉美和非洲殖民地的一项平民运动。1848年英国制定《剑桥规则》奠定现代足球的规则基础，1862年英国足协（世界第一个官方足球管理机构）成立，1888年英甲联赛（世界第一个足球联赛）成立，1900年足球成为奥运会项目，1904年欧洲七国在巴黎成立国际足联（FIFA），1930年第一届足球世界杯举办，足球逐步走向职业化、商业化发展道路。
2、现代足球的商业价值
（1）足球整体：根据德勤2017年统计，全球足球运动产生超5000亿美元商业收入，占所有体育商业收入的40%；
（2）世界杯：2018年世界杯实现54亿美元收入、35亿美元盈利。给举办国俄罗斯创造19亿美元收入、拉动132亿美元投资、创造22万个工作岗位。央视以3亿美元拿下18年世界杯中国转播权再以10亿人民币分销给优酷和咪咕，并获36亿人民币广告招商收入；
（3）英超：2022-25年全球转播权收入合计104亿英镑，较2018-21年增长21%；
（4）从业人员：根据FIFA统计数据，截止2020年底全球有13万注册职业球员。算上教练员、裁判、足球记者等估计至少130万+。现役最高收入球员为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佩，年薪5000万欧元。
3、社会影响
2001年中国闯入世界杯、2005年科特迪瓦闯入世界杯、2007年伊拉克亚洲杯夺冠、2022年越南东南亚运动会夺冠。
二、欧美非的发展模式
欧洲、拉美和非洲足球具备四大历史发展特征：
（1）深厚的社区足球文化：18-19世纪就开始作为一种社区平民运动普及，有深厚的社区文化积淀和群众基础；
（2）最早职业化：1888年英甲联赛（半职业）创立，1900年前后法、德、意、西班牙、阿根廷、巴西等先后创立半职业或业余联赛。1920-50s这些联赛逐步转为职业联赛。非洲除埃及、南非、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外的职业联赛发展慢但业余联赛发达，长期作为欧洲联赛重要人才产区；
（3）俱乐部与商业化有机结合：因为俱乐部诞生早于职业化、商业化，因此欧美非各国普遍把俱乐部与运营企业分离。俱乐部作为城市或社区的文化资产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一般不会破产、迁移、更名，而运营公司可以盈利、破产。比如欧洲的皇马、巴萨、曼联、拜仁，拉美的河床、博卡青年、科林蒂安、墨西哥美洲，非洲的开罗国民、卡萨布兰卡维达、突尼斯希望。这些俱乐部都有长达50-10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期间变换过很多次俱乐部运营公司股东、老板；
（4）最早国际化：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亚洲球队第一次参加的世界杯是韩国队参加的1954年瑞士世界杯（亚洲最好和次好成绩分别是2002年韩国队取得的第4名和1966年朝鲜队的8强）。欧冠联赛、南美解放者杯和非洲冠军联赛这三大洲际俱乐部顶级赛事分别于1954年、1960年和1964年创立。
综上，欧美非自19世纪以来逐步形成具备庞大社区文化和群众基础的金字塔职业联赛模式、拉美和非洲为欧洲输出潜力人才、欧洲和国际足联（长期为欧洲掌控）最大化足球商业价值的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头部俱乐部财务状况
以在美国上市的曼联为例，在新冠疫情前曼联基本可以实现30%+的EBITDA利润率，疫情后下滑至20%。从收入构成看，占比最高的为商业收入（广告赞助、球衣等衍生品销售），其次为转播分成（由英超公司和欧足联分配）。
四、运动员的三大特点和两大核心问题
现代足球运动员具备三大特点：
1、球星没有唯一指标，是综合能力产物：不同于田径、举重、射击等，足球运动员没有单一的成绩指标。球星是身体素质（身高体重、力量、速度等）、技术（传控、抢断、射门等）、足球智商（视野、跑位、预判等）和心理素质（抗压能力、好胜心）的综合产物；
2、团队远大于个人：不同于乒乓球、羽毛球等，足球高度依赖团队配合，这也是足球比赛充满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如07年伊拉克亚洲杯奇迹、英超15/16赛季莱斯特城奇迹）；
3、成长期很长：基于前两点，优秀球员除了天赋还需要大量的比赛经验、专业训练以及适合的团队。因此足球运动员的成长期很长，常有天才少年最后变为方仲永（如中国的陈涛、董方卓，西班牙的博扬），也常有资质平凡之人成长为球星（如英格兰的瓦尔迪、德国的克洛泽）。
基于前述原因，一个国家在发展足球时就要解决两大核心问题：
1、 青训：如何发掘并持续培养青少年球员；
2、职业联赛：如何通过商业化、可持续模式为球员提供比赛及收入。
PART 2 中国足球发展历程
一、红山口会议——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1979-1992举国体制时代：“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国恢复国际足联成员国资格（霍英东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到1992年中国足球与其他项目一样都实施举国体制，组建各省、市专业队（财政供养、专职训练），再通过全运会选拔国家队队员。1985年中国队在北京1:2不敌香港队，无缘86世界杯，还引发“5.19事件”，1989年又因“黑色三分钟”不敌卡塔尔无缘90年世界杯。1992年6月中国体委下属的足管中心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5天的闭门会议，决定开展职业化联赛、鼓励各地建立职业化俱乐部、允许拉开收入差距以及聘请外籍球员；
1994-2004“甲A”联赛时代：1994年职业化后的“甲A”和“甲B”联赛开赛，当年有12支俱乐部参与“甲A”联赛。当时的俱乐部往往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国企、民企都有）共同发起成立，由企业聘请专人运营，政府代表负责监督并协调政府事务。“甲A”时代诞生了大连实德（万达）、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四川全兴等知名俱乐部，并引爆了国内的足球市场。
二、“甲A”时代的青训
“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邓小平，1985年首届U16世青赛开幕式。
俱乐部、足校与校队模式：在邓小平前述表态的鼓舞下，以北京、大连、深圳等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在地方政府推动下推广校园足球。地方足协帮助中小学建校队、抓训练、搞选拔。1994年职业化联赛启动后，各地俱乐部纷纷投资建立专业足校，对接中小学校队，建立起“小学校队——中学校队/足校——俱乐部青年队”的三级青训网络。
以北京国安为例，1998-99年旗下有11所足校，在校学生合计超1000人。但2000年开始，生源数量逐年下降，到“甲A”联赛末期国安旗下仅剩4所足校。
根据足管中心1992年官方发布的调查报告，截止1990年底，中国中小学（7-16岁）足球校队合计有约1万人。根据专家的估算1994-1999年这个数据出现过提升，但2000年基本掉回1万并且长期停滞在这个规模及以下。
三、“甲A”时代的巅峰
2001年，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9年后，迎来巅峰。依靠职业化初期红利培养出来的“黄金一代”在“神奇教练”米卢带领下成功晋级2002年韩日世界杯。2004年，中国队在本土举办的亚洲杯夺得亚军。这两项成绩迄今都未能再超越。
四、中超时代的前半程
全面市场化：2003年，足管中心总结1992年以来的改革得失，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彻底、不到位、管办不分”。因此2004年推出的中超联赛，第一项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求俱乐部与地方政府完全脱钩，“甲A”时代所占的股份也要退出、派驻人员全部撤回；
青训：把联赛体系改组为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其中中乙联赛仍然主要由市场化的职业俱乐部参与，大学校队曾在2007-10年阶段性参与该联赛。同时通过大力推广足彩（诞生于2001年），以彩票收入支持青训。
国家队：这一时期的国家队主要参加06年和10年两次世界杯预选赛、07年亚洲杯和08年北京奥运会（国奥队）。但表现均不好，逐步陷入低谷期。
假赌黑风暴：2009年9月公安机关查获一起非法赌球案件，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发现竟然有中超、中甲俱乐部高管、现役球员、足管中心官员和裁判参与假赌黑及贪污腐败。一场足坛扫黑风暴由此拉开大幕。最终包括时任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副主任南勇、杨一民、中超公司总经理吕峰等足球高级官员在内的数十人落网。中国足球形象一时跌落千丈，中国足球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前半程却迅速陷入腐败与假球的深渊。
五、广州恒大与中超“金元时代”
广州恒大崛起：正当2009-10年中国足球深陷假赌黑旋涡之际，在香港IPO不久的许家印悄然于2010年3月以1亿元对价全资收购白云山旗下的广州广药俱乐部（当时还在中甲联赛），并更名为广州恒大俱乐部。2010-13年，恒大怒砸20亿+，引入多位国脚和巴西甲级联赛球星以及世界顶级教练意大利人里皮。2013年恒大在决赛击败韩国K联赛的首尔FC帮助中国俱乐部历史首次夺得亚冠联赛冠军。
足球“金元时代”起航：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由国务院牵头发布的针对单项运动的规划。《方案》明确成立中国足协并脱离体育总局，不再作为行政单位而是独立法人存在。到2020年办2万所特色足校、2025年办5万所。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足球产业发展、减少对俱乐部行政干预、鼓励对中超转播权进行市场化竞价等。在《方案》和恒大成功案例刺激下，大量资本涌入中超，包括激进民企（如苏宁）、房地产（如华夏幸福、富力）和部分国企（如上港）。
六、“金元时代”的崩溃
泡沫化与崩盘：各路投机资本的疯狂涌入迅速推动中超泡沫化，俱乐部每年投入高达数亿至数十亿不等。“天价”球星不断出现，如2016年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的年薪高达3800万欧元甚至超过梅西、C罗。根据中国足协统计数据，2019-20赛季中超俱乐部球员总薪酬高达48亿元，球员人均年薪约1000万，是同期日本J联赛球员的5.8倍，甚至超过不少英超俱乐部的水平。而收入端，中超俱乐部高度依赖广告赞助，但广告又高度依赖大股东。以曾在新三板上市的恒大俱乐部为例，广告赞助贡献其70-80%的收入，但其中竟然有80%+的广告来自恒大集团，而三棵树、马可波罗等恒大供应商也是其主要广告客户。这种模式势必造成持续的现金缺口，2013-19年恒大俱乐部累计扣非净亏损高达78亿，经营现金流净流出63亿。2020年新冠疫情（赛事暂停且至今没有恢复对公众开放）和2021年的地产危机最终刺破了“金元足球”的泡沫，包括广州恒大、江苏苏宁、河北华夏幸福等在内的多家中超豪门在21年宣布破产解散；
“金元时代”的青训：仍旧采取足校模式（如恒大足校），但急功近利表现更为严重。几大豪门为拔苗助长，重金吸引优秀的青年球员，坐冷板凳都可以拿3、400万年薪，这导致不少希望之星放弃留洋；
国家队的崩溃：由于青训问题根本未解决，“金元时代”的国家队表现并未提高。“金元时代”崩溃后的国家队，虽然有归化的巴西球员加入，但因为欠薪、俱乐部破产等问题，根本无心专注比赛，最终在2022年大年初一的世界杯预选赛以1:3不敌越南创下新的耻辱纪录（对越南62年不败）。
PART 3 摸一摸日本的石头
一、从追求奥运到职业化
追求奥运：战后日本足球重新起步于1947年，日本足协作为独立的法人团体成立。到1980s年代之前，日本足球的重心都是奥运会，且那时候整个日本体育界对职业运动员充满歧视，坚持业余为美。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国奥队夺得第5,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夺得银牌。但此后日本足球陷入长达20年以上的低迷期。这一时期日本的青训模式与中国职业联赛时期基本一样，采取校队——职业队选拔模式；
职业化转变：1991年川渊三郎出任日本足协主席，1993年日本决定推动职业化改革，将原来的业余联赛JFL转变为J联赛，建立起“J联赛——J2联赛——JFL——地区及都道府县联赛”的模式。职业化转变后的J联赛不断进步调优，逐步成为亚洲第一联赛（除了“金元时代”的中超在平均上座率上超过J联赛）。逐渐成熟的职业联赛不断培养出优秀的球员，并且被欧洲五大联赛接受；
国家队：日本队1998年首次进入世界杯，但小组未出线。此后每一届世界杯都能参加，并在2002、2010和2018年三次都从小组出线进入1/8淘汰赛。即将开始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日本抽中下签，与西班牙、德国和哥斯达黎加分到一组。目前的日本队中有多名在欧洲五大联赛踢主力或半主力的球员，其中效力于英超豪门阿森纳的后卫富安健洋（23岁）是全球转会市场估价第二高的亚洲球员，达到2500万欧元（第一名为效力于英超热刺队的韩国球星孙兴慜，身价高达7500万欧元）。
二、青训与职业联赛
1、日本青训成功之道：
（1）兴趣化、普及化：日本文部科学省（类似我们的教育部+科技部+体育总局）于1981年反思战后20多年的中小学教育，颁布第四次教育修正案。这次修正把足球列为体育课活动，但重在兴趣培养，特别在小学1-4年级，不搞集训和刻板的填鸭式教学而只是作为老师带学生一起娱乐的游戏项目。1983年上映的动画片足球小将也对推动日本校园足球普及启动重要作用。到1985年，日本长期接受足球训练的中小学生数量达到40万+。2002年日本除杯赛制的全国小学、初中和高中生足球大赛外，又陆续建立起面向小学1-4年级、初一和高一新生、普及性的区域联赛制比赛以增加对足球有兴趣的青少年学生的比赛时间（其中小学为小场五人制比赛）；
（2）结合本国国情的选拔机制：职业化之后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高中&大学校队与俱乐部青年队并存的青训选拔机制。对于一名对足球有兴趣的日本高中生，他可以选择在毕业后直接加入职业俱乐部的青年队走职业道路，也可以选择先升入大学通过参加大学足球赛再进入职业俱乐部，还可以选择与俱乐部青年队签约但先入读大学且期间可以放弃走职业道路。日本的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是俱乐部青年队、大学生球队（不一定要是某校校队）共同参与的联赛。
2、日本职业联赛成功之道
（1）脱离企业：日本J联赛建立第一天就明确要求俱乐部必须独立法人化且必须建立“根据地”。即日本俱乐部原则上不搬离所在城市，即使大股东破产俱乐部一般不作为资产被处置，鼓励地方政府与球迷协会共同参与俱乐部管理。虽然过程坎坷，但到今天J联赛基本实现这个目标；
（2）国际化：鼓励日本优秀青年球员尽早赴欧洲联赛踢球。
三、专业的足协
日本足球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拥有一个独立且长期自主运转的足协。日本足协主席基本会选拔兼具职业经历、学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担任，且长期保持共同决策、主席拍板的模式。日本足协还保有全球最全的比赛数据，以此为决策提供依据。
对日本足球职业化成功起到极重要贡献的川渊三郎（1988年进入日本足协工作，1991年当选主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有14年球员经历，曾代表日本队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川渊三郎在任内推出多项重大战略：
（1）建立职业化联赛；
（2）建立普及、兴趣与精英选拔相结合的青训机制；
（3）建立裁判培养、球员退出机制（如教练培训机构、再就业培训机构等）；
（4）国际化战略：尽早输送日本优秀青年球员去欧洲联赛；
（5）亚洲战略：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日本逐步制定2022年争取进入世界杯8强、2050年争取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雄伟目标。在此目标下川源提出“亚洲战略”，即通过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南亚）输出日本足球成功经验、无偿派遣日本专家开展培训、配合日本企业输出足球基建、创设J联赛亚洲外援（3+1名额，后来中超也学习了）吸引亚洲优秀球员加入J联赛，以此来提高亚洲足球整体水平达到帮日本队提高竞争对手水平的目的，同时提升J联赛水平及商业化范围。
PATR 4 总结
一、中国/日本两组数据对比：
二、中国足球之谜探讨
1、过于功利、目标化
中国足球从职业化伊始就存在过于功利，青训过度依赖“掐尖”，俱乐部和国家队急于培养球星。这种模式导致中国足球青训脱离兴趣基础，而在早期就通过教练主观判断对所谓好苗子进行拔苗助长式的集中培训。但这种判断和过早专业化培训违背了球员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很容易激起逆反和厌恶心理、文化教育不够同时导致大批相对晚熟的好苗子被错失。
2、类举国体制青训脱离社会发展实情
举国体制培养模式在单项和单一成绩模式下比较有效，但对于复杂能力、长周期成长、团队协作的足球并不好用。久而久之随着培育周期长、成材率极低、成功迈入职业俱乐部的大部分球员又难以踢出成绩、中国又缺乏相应退出机制，导致中国家长不愿意再送孩子走这条路。
3、没有清晰界定企业与监管职能
“金元足球”时代中国足球明显出现过度资本化、监管缺位、严重急功近利的问题，“金元足球”破灭后又出现过度监管的趋势；
4、基础制度供给缺乏
中国足协的定位长期不稳定，领导人一直来自官员体系或国企干部，严重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管田径、水上运动和乒乓球羽毛球的都来管过足球。同时职业联赛中的俱乐部法人地位、球员与俱乐部薪酬纠纷仲裁制度、球员退出机制、青少年足球普及赛事机制、裁判及教练员培养机制全都严重缺乏甚至干脆没有，引发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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