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万科公司遭遇债券违约风险，同时遭到合作伙伴对其管理层，特别是郁亮团队的不当行为指控，尽管未被证实，但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与20年前伊利董事长郑俊怀案存在相似之处，即核心管理层对企业具有重大贡献但持股比例不高，导致可能利用行政权力追求个人利益与股东及其他利益主体产生冲突。解决此类问题不应仅局限于道德层面，而应深入探讨股权结构的调整，赋予灵魂人物和关键团队适当股份，以平衡其贡献与利益，避免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的企业矛盾。TCL李东生案例展示了股权改革成功实现管理层与企业和谐共生的正面例证，而历史上的晋商则通过创新的“顶身股”和儒家商业价值观，实现了从学徒到所有者的转变，以及诚信经营，为企业长期繁荣提供了制度和文化支撑。
近期万科公司成为了市场瞩目的焦点，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首先，万科的债券面临违约，导致债券价格大幅下跌。紧接着，又有合作伙伴对万科郁亮团队提出了质疑，指控其在运营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尽管这些指控尚未得到证实，但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20年前伊利董事长郑俊怀的事件，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2、管理层与公司利益的不对等
郑俊怀和现在的郁亮都具备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作为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些企业，并为其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在公司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的持股比例并不高。
这种情况下，他们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相对较少的股东。这种结构性关系可能导致管理层在运营过程中利用行政权力扩张自身利益，从而与股东和其他利益主体产生矛盾和冲突。
3、管理层心态与道德考量
从万科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如果一个企业过于依赖管理层，并且管理层具备极高的水平，成为公司的灵魂人物，那么在没有给予这些灵魂人物和缔造者足够股权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类似的问题。无论是20年前的伊利郑俊怀事件，还是今天尚未定论的万科举报事件，都揭示了这一规律性现象。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一般的道德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那些创造了企业但并非主要所有人的创造者们，在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利益与自己关系不大的情况时，他们的心态会如何？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毫无私心、完全为他人和公共利益服务的人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保障管理层贡献的同时，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和保障。
4、股权结构与利益平衡的重要性
在解决企业矛盾时，我们不应仅仅指责高管们的道德修养，而应当立即着手调整股权结构。以合理的方式，向企业的灵魂人物和关键人物，甚至是已经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人物，让出适当的股份。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当他们的主要利益来源于股权，而非仅仅通过业务运营扩张个人利益时，他们将不再有必要在业务运营中过度追求个人利益。
万科当前的郁亮事件以及早年的伊利事件，正是由于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而导致的。对于创造并引领企业的灵魂人物，如果不给予他们应有的股份，这本质上反映了公司股东们的思维深度不足。
如果公司特别依赖某一团队，却又不给予他们实际的股权，那么迟早会出现问题。当问题出现时，我们不应仅仅责备高管，而应审视公司股东是否具备足够的远见，以提前进行股权分配，确保核心管理层和关键人物能够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郁亮和王石的情况正是如此，没有他们，公司可能无法继续运营。在这种情况下，举报材料所提到的郁亮团伙，实际上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团队，我们需要对整个团队进行股权释放。
尽管现在采取行动可能有些迟缓，但仍然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应以更深入、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对高管们进行道德指责。
事实上，这种现象更多地与股权结构有关，而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关系不大。
5、股权改革案例分析
以TCL的李东生为例，该公司最初为纯粹的国有企业，李东生担任厂长及运营者，身份上相当于一名雇员。然而，凭借个人的才华与不懈努力，李东生成功将TCL塑造为中国电子产品行业的领军企业。
在这一过程中，李东生的作用与郁亮、郑俊怀等企业领导者一样关键，他们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若无李东生的贡献，TCL的辉煌便无从谈起。
尽管早期李东生并未持有公司股份，但随着股权结构的改革，他逐渐成为TCL的灵魂人物与核心股东之一，从而确保了企业内部关系的和谐与融洽。
这一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李东生和TCL的成功模式值得万科等企业借鉴。这不仅是企业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的内在需求，更是竞争性产业中管理层重要性的客观体现。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管理层应持有公司股份的20%至30%，使其成为主要股东。这样，许多问题便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6、历史经验晋商的股权制度与商业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至近现代，晋商集团在商业领域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相较于同期的其他商帮，如徽商，晋商的商业规模与影响力更胜一筹。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晋商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
经过深入观察，我们发现，在晋商崛起的过程中，尽管山西人在科举考试、政治、军事等非商业领域的表现并不突出，与其他省份相比并无明显优势，但在商业领域却独树一帜。这并非单纯因为山西人天生精明或擅长经商，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制度——人生顶股制。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它将所有商号的参与者转变为所有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以乔氏商业为例，其后来涉足票号业务，创建了著名的大德通票号。大德通的掌柜高玉，原是一名学徒，通过多年的努力和贡献，最终成为了商业的所有者之一。这种从学徒到所有者的转变，正是顶身股的生动体现。
此外，晋商不仅创立了股权激励制度，还领先实施了退休金制度。这意味着，即使大掌柜退休后，他们仍然可以在七年内享受分红。这种制度设计，无疑为管理层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和保障，也为晋商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晋商的商业文化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以义致利、仁中取利真君子，业内求财大丈夫”。这种以儒家传统观念为指导的商业实践，使得晋商在商业活动中始终秉持诚信和道义，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尊重。
晋商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关键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股权制度和商业文化价值观。这些制度和文化观念，不仅为晋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也为中国商业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今天，当我们审视现代企业的管理和制度时，或许可以从晋商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