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经济体进入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居民开始进行基于财力的竞争。当一个家庭为孩子买了一架钢琴时，邻居出于压力也会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乐器，让孩子上音乐课。这种攀比在20世纪90年代初变得非常明显，以至于高中以上的女孩认为自己必须至少拥有一个路易威登包，因此当时日本有很大一部分女性每天背着这种包去上学和工作。这种攀比是为了拥有更好的东西或跟上其他人的步伐，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正反馈循环，消费和GDP都由此迅速增长。
但是，一旦经济体进入被追赶阶段，收入无限增长的前景预期消失，消费者便重新调整了优先事项。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或停滞，消费者开始追求物有所值。同时，在被追赶的时代，大量廉价的外国商品流入，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购买选择。”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赶上琼斯家”的攀比心态被抛到脑后，大多数消费者不再每隔一年购买一辆新车。相反，他们开始查看“消费者报告”等消费者网站，以获得物有所值的产品，无论该产品是何品牌，在哪里销售，或者在哪里制造。”
“在美国，这推动了大型折扣零售商的发展，比如沃尔玛和好市多。品牌等级的重要性下降，使诸如奥斯莫比和普利茅斯这样的高端汽车牌子消失了。”
“在日本，这种调整推动了百元店的爆炸性增长，从电子计算器到厨房用品都可以用100日元购买。事实上，现在日本的大多数新家庭都是从百元店购物的，因为那里提供的商品选择和质量更多更好。那些在百元店买不到的商品他们再去其他商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