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说，爱之深思之痛。
耶鲁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昨天在FT发表文章，“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我就不翻译了，意思大家明白。
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到香港的经历。尽管飞机在旧启德机场着陆时出现了令人惊怕的陡降，但我立刻被商界非凡的活力所吸引。当时，香港人既有远见，也有策略。恰好中国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而香港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展奇迹的主要受益者。一切进展顺利，比任何人预期得都要长。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香港的变局与中国内地无法切分。罗奇是个知华派，因为多年驻扎香港，他也对大中华区的成长故事倾注了个人感情。在高盛奥尼尔发明“金砖国家”（BRIC）一词时，罗奇作为大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亚洲区主席，是更活跃的亚太经济，特别是Great China的参与者和评论者。
那时，他不仅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被认为是“最懂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的重要事项或政策调整，差不多都能听到他较为独特的声音。自2001年以来，除疫情两届外，他几乎每年均受邀参加中国“两会”后的最高规格议事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早年我在做财经记者这行时，多次与罗奇在大摩中国的简报会上交流，主题往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潜力或风险等。12年前我在耶鲁时，专门到他设在耶鲁管理学院的办公室，与他再谈中国经济的“失衡”（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而忽略消费提升）和“再平衡”。
他在耶鲁开设的课程聚焦亚洲，一门叫“下一个中国”(The Next China)，将中国作为实例，讲述经济增长模式如何实现重大转变，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另一门叫“日本的教训”（Lessons of Japan）。
很可惜，那时中国经济正以两位数的年率增长，他和其他学者的类似建议似乎并不迫切；待到现在，GDP增速下行至5%左右时，这类建议好似仍非共识并难见有力举措。
近几年，罗奇的兴趣点增加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地缘政治因素——中美关系。2022年，他转至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以蔡崇信父亲之名命名），担任高级研究员，这一年，他出版了关于大国关系的专著《意外冲突：美国，中国以及错误叙事的碰撞》（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
他还是忘不了中国经济。上个月，他发表文章China’s Imagination Deficit（全文在此：网页链接{China’s Imagination Deficit - Stephen Roach - CHINA US Focus}）。文中作者自称是“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顽固的中国乐观派”，但他承认自2021年开始产生系列严重怀疑——现在，当面临趋向通缩、债务高筑、大国冲突、人口危机和创新受到遏制等严峻现实时，却看不到中国有“对棘手问题的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突破性的改革”。
他委婉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更具想象力的经济管理方法，中国可能会继续停滞不前，无法鼓起其改革者在过去取得如此成功的勇气。”
有中国学者读后说：罗奇变了。
其实，变的何止是罗奇。
朱长征
2024年春节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