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
1965年道琼斯指数上涨14.2%，基金的费前收益为47.2%，有限合伙人的实际收益为36.9%！当年底基金的规模约为3800万美元，巴菲特夫妇于其中的权益为685万美元（年初约为340万美元）。请注意：巴菲特作为普通合伙人当年的收益率约为101%，其中业绩提成占了逾半约54%（183万美元），这是他的劳动所得，也可以理解为借用合伙人的资金放了杠杆。
1965年5月10日，巴菲特作为董事出席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基于他已经控制了公司49%的股份，会议按照他的布置“赶走了”公司的创始人斯坦顿家族成员，巴菲特被选为董事长。尽管他当时对外仍然“嘴硬”，声称“我们以一个好价格买到了伯克希尔”，但是事隔多年后，这成为了他屡次提及的失败案例，“……一个湿漉漉的烟蒂，如果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我的情况会更好”。
在这年一月写给投资人的信中（作为1964年的投资报告），他再次分析了大基金业绩难以超过道指的原因：一是集体决策，他认为只要是集体共同参与决策投资管理，就几乎不可能达到一流水平（注：似乎与达里奥的观点不同，但是芒格也发表过类似观点）；二是倾向于与其他大机构的策略和持仓保持一致；三是机构的约束，保持与其他人一致好过做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因为风险回报不匹配；四是固守不理智的分散投资策略；最后是惰性（原文用的词是inertia，a tendency to do nothing or to remain unchanged，很多人翻译为惯性，但我认为不准确）。总结下来，其实就是从众心理，由于种种限制，不能或不愿做出独立思考和决策。
关于保守投资，巴菲特认为保守投资有和惯例（大众）一致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适合惯例背道而驰（也就是芒格所说的，常识就是多数人不具备的知识）。他又再次谈到了复利，并以印第安人卖曼哈顿岛为例，总结了复利的三个要点：寿命长、增长率高及两者兼备。（注：增长率高需要天赋和时机，普通人其实能做的是应该尽早开始投资，使用正确的方法投资，即尽早开始重复做正确的事）。
这封信中，他又将三类投资方法细分为四类，把低估类拆分为两种—Generals Relatively Undervalued 和 Generals Private Owner Basis，前者主要是指相对于同行业的股票价格低估，他在信中提到，如果同行业的股票估值水平下跌，则这类股票也会下跌，但是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显著降低，由于估值标准变化而带来的风险，但他在信中没有透露是什么方法。根据球友 @节能主义者 的推测，可能是做空对冲。其传记亦有描述，巴菲特在1965年左右已经在美国铝业、旅行者保险公司及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建立了700万美元的空头。
公司在当年增加了21平米的办公场地，由63平米“大举扩张”到84平米。同时还有一位新人加入公司负责行政工作，员工增加到四人。这位新人是巴菲特从奥马哈国民银行挖来的约翰·哈丁。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个小插曲：他曾经想跟巴菲特学习投资，但是看到巴菲特如此优秀时，迅速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将自己大部分资产投入了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