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微信读书有。李光耀（1923-2015）是新加坡前总理，最高领导人，开国元首，将新加坡从一个除了地理位置什么都没有的多种族小国（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建成当前虽然面积依然小，但是在经济金融等各方面比较突出的花园城市国家。这本书记录了他对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新加坡、中东，以及全球经济、气候等的看法。他有着华人的血统，在英国留学，规定英语为新加坡为第一语言，对东西方都有了解，书中很多观点值得深思，尤其是当前站在十年以后，我们回头去看当时他的一些判断，有些可能应验，有些没有，这种比较更值得思考。
看到知乎上也有一些相关的读后感，例如【如何评价李光耀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也可以看看。
这里我只是做些摘录原文，非自己本人观点，摘录时也回避一些可能敏感的问题，主要摘以下的一些部分。
1、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具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会指出，目前看似变弱又疲惫的美国曾经从更为严峻的局面中回弹。在人们的记忆里，它面对过不少艰巨的考验和挑战：大萧条、越南战争、战后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曰本和德国。每一次，它都能重拾意志和毅力去恢复其领先的地位。 美国最终会克服困难，未来也将是如此。
事实上，美国人针对国家是否衰退正在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迹象，显示他们没骄傲自满。
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
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
但是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企业可以作出艰难却有必要的改变，他们精简人手、裁退员工，并透过采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去提高生产力。美国经济因此重整旗鼓了。帮助企业优化信息技术系统的新业务出现，包括微软、思科和甲骨文。经过一段痛苦的调整，企业能够创造新的且待遇更好的工作。
要是你希望拥有如美国目前那样的竞争力，就避免不了贫富差距的产生，以及底层阶级的形成。要是你选择的是如欧洲在二战后那样的福利社会，活力自然减弱
然而，美国有其他会产生长远后果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没得到应有的政治辩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教育。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美国，就为了进入当地的高等学府，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入读哈佛或斯坦福或普林斯顿，已经成为世界各个角落数百万年轻学生和家长的梦想。但是，美国需要培育的不仅仅是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专业人员和实业家，它还需要不断培育底层的人，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大部分工人是由中层的人才组成。有精英大学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同时在中小学产生一批批文盲或接近文盲的学生。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
困扰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阶级鸿沟越来越大；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分依赖金钱，而且是如此让人精疲力竭的选举过程，导致不少原本会考虑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失去兴趣。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即使“9*11”有多么恐怖，美国出兵阿富汗还是一个错误。如果是我，我会对阿富汗大肆轰炸，直到它不能再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可是派兵进入阿富汗，你要怎么在不损失生命和威信的情况下将士兵撤离？奥巴马总统现在打算在2014年年底前将部队撤出阿富汗。他应尽快撤兵，因为阿富汗的问题永远无望解决。
美国总统乔治• W•布什出于一片善意出兵伊拉克。萨达姆是一个不理性的独裁者，他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去除掉他。但是，当美国宣布希望将伊拉克民主化时，我倒吸了一口气，那是多么傲慢自大的想法。我心想：“即使追溯到《五月花号公约》的年代，美国也不过只有400年历史，它想去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社会？ ”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2、欧洲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
英国没有加入，因为他们不认为这行得通。对于欧元的好处，他们不是很信服；而对于欧元的危险，他们则有充分的认识。
所以，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预算赤字必须通过在货币市场举债来融资填补。由于贷款货币是欧元，而非比方说德拉克马（希腊在2002年之前的货币单位），借贷的利率相对较低，因此挥霍浪费的情况继续下去。希腊最终成为这种衰退的最极端例子，赤字越滚越大。说句公道话，整个欧洲货币联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按照《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政府如果连续出现财政赤字，须受到一定的制裁，但实际上这些制裁从没有实施于任何一个国家
不幸的是，当前没有一个选项是容易的。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让欧洲人接受财政政策的整合，让欧洲央行变成另一个联邦储备局，由一名财政部长监督全体欧元区国家的预算，而不设个别财长。这将使欧元区迈向欧盟支持者口中的“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使欧元区看起来更像美国。这种情况会发生吗？选民愿意把本国制定预算的重要权力交给一个中央机关，并相信它所作出的税收和支出决定将对各国公平，同时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元区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老实说，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如果真发生了，总的来说，这大概是对世界最好的结果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
在介于彻底解体和完全整合之间，还有第三个结局，就是局部解体。这个结局的情况就有很多种可能，从欧元几乎完好无损，只有一两个国家被逐出，到多数国家受这样那样的影响，可能一些得独立运行，其他的选择加入两三个新共同体，即专家们所谓的两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欧洲。而每一个层次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欧洲的低技术工人发现他们不仅与自己人竞争，也同日本，然后是同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在竞争。出口因对手的价格更低廉而受到影响，企业则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亚洲。欧洲工人的工资自然也下降。要是没有中国、印度和曰本，福利社会这个制度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行。但是一旦这些国家登场了，福利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可持续了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经合组织的欧洲成员国的政府社会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在一些国家，这个数字显然更高——意大利25%、法国28%。相比之下，经合组织的非欧洲成员国在社会支出方面，平均只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比率则为16%
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
在欧洲前方的是苦日子。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况，欧洲人选择了 福利和劳工保护的发展道路。谁都不能否认，比起美国，欧洲人的这种选择造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底层阶级比较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较小。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放弃这些政策，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每年会多取得1%至3%的增长
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相比，一组情况不同的北欧国家在面对一些问题时，受到的打击较轻。在我看来，对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应该做完全独立的分析，因为它们是自成一格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是相当小的国家。这三个北欧国家的人口总和大约只有法意西三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挪威人口有500万，比新加坡还少。因此，无论是问题的规模、利益的多元还是治理的复杂问题，北欧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不过，比规模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组成，这是了解北欧例外论的关键。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民族都相对单一，这使它们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内部凝聚力，其人民有更加强烈的一体性和团结意识。
问：在您过去50年见过的所有欧洲领导人中，谁给您的印象最深？答：这不好说。从历史上看，丘吉尔是鹤立鸡群的，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在德国面前几乎是毫无胜算的时候，要不是他顶住了压力，坚持抵抗，世界的发展会很不同。 他的态度是反抗到底的。“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这场演讲有些口齿不清，但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感染了英国人民。法国人没有这样的领袖，所以屈服了。贝当元帅从退休中被召回出任法国总理，最终选择了成立维希政权。在那段历 史中，温斯顿•丘吉尔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他和英国皇家空军，英国早被德国空军打垮了，是他灌注给空军机师的精神拯救了英国。然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把美国人拖进战争。这算是他运气好，但是他靠自己也撑了一年
3、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摆在眼前的，是发人深省的数据。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为1.39,远低于2. 1的人口替代水平。1950年，日本每名年长者由10名劳动者供养，随着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近年来却减少至2. 8人。这样的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到了2022年，将进一步减少到2人，2060年则可能降至1.3人。届时，日本的年轻工人或许就再也无法承受负担而选择离开。日本人口在战后的65年间从7200万人增至1.28亿人，却在过去三年不断下降，目前为1.275亿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经济萎缩。这样的情况确实难以为继。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2012年5月，我到日本参加一项题为“亚洲的未来”的国际会议。这项会议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由于想了解一些日本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真实想法，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刻意将问题问得婉转一些。我没有问：“你们会否接纳移民？”而是问：“你们有何解决方案？ ”对此，他们的答案是：“更多的托儿津贴和婴儿花红。”这让人感到失望。婴儿花红并不足以扭转局势。政府为鼓励人民多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措施往往作用有限，因为这不是钱，而是生活方式和志向改变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看到成效的国家，例如法国或瑞典，这个过程始终是缓慢而代价高昂的。
日本人是了不起的民族。当日本东北部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大地震时，日本人的反应让全世界的人感到佩服——他们在经历地震灾难后没有恐慌、没有掠夺，在满目疮痍中不失优雅和尊严，并互相关怀和帮助。我们鲜少见到一个社会在经历了这样的浩劫后，还能如此冷静、自律和有秩序。此外，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时，无论是生产毫无瑕疵的电视机和汽车，还是制作最美味的寿司，都力求完美，这种精神也是无可比拟的。日本劳动队伍所展现的团队精神，也让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占优势。
4、朝韩
在可预见的未来，朝鲜半岛的形势估计将保持不变，因为眼前并没有什么改变现有均势的强烈动力。关注朝鲜问题的各方，包括中国和美国，几乎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或和平统一的情况出现——至少在短时间内。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
若相信打仗时军备胜过一切，就是犯上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错误。日本人以为自己能够摧毁美国舰队，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美国的工业产能足以让它再建一支新的舰队，甚至更多。因此，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又重新站了起来，对日本展开反击。到头来，决定国家实力的是工业产能，而不是军舰和枪炮的多寡。你若光有军备，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即便你能为战争做更好的准备，也未必能持久战斗下去。朝鲜人并不愚笨，他们深知这一点。
相同的，韩国人也不想看到双方骤然统一。由于韩国首都首尔在朝鲜的火炮射程之内，因此战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冒险的。所以，即便韩国或许能打赢这场仗，其首都也可能在战争中被摧毁，而韩国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这里。可是，韩国人也未必乐见和平统一。尽管统一是他们的长期愿望和最终目标，韩国人却认定和平统--假如双方协议这么做"一的经济代价会大得令人咋舌
5、印度：受种姓制度羁绊
经过这些年，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印度是不能相比的。中国是经过自然发展逐渐形成单一国民的。它不是一个由外人打造的国家。中国有九成人口是汉族人，而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中国有着印度所缺乏的某种凝聚力。印度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①
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相提并论。若问印度是否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就如同问能不能把苹果变成橙子。因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相当明显。一个能迅速将事情办妥，另一个则口沫横飞，却少有付诸行动的意志或魄力。印度就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决心和专心致志。
种姓制度使印度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是阻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种姓制度所定下的规矩，若你与比自己阶级低的对象结婚，你就自动失去原有的阶级身份。因此，婆罗门人（僧侣阶级）只会同婆罗门人结婚，吠舍人（平民）只会与吠舍人结婚，而达利人（贱民）只能与达利人结婚等等。
我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领略到种姓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当时我有一名属于婆罗门阶级的私人秘书，名叫A.桑卡兰。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登路印度庙的祭司。你可以从桑卡兰的身体特征看出他是一名婆罗门人。有一回，他跟随我访问印度。当我们到了首席部长官邸时，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抵达时，桑卡兰和执勤的勤务兵说了几句话，而他们就立刻听从他的指示。他们从他的谈吐以及特征看出他是婆罗门人，因此他的话相当具有权威性。勤务兵都听他的话。桑卡兰如今虽已逝世，但此事让我毕生难忘，因为它让我大开眼界。一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新加坡籍婆罗门人仅仅同一群印度勤务兵说了几句话，就因阶级身份高而得到他们的尊重。
在印度最国际化的都市里，例如孟买，种姓制度的影响或许稍微小了。但就整个国家而论，阶级意识的降低是微不足道的。印度或许还需要经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逐渐变化，才能摆脱种姓制度的影响。
我是带着难过的心情对印度作出这些观察的。我一开始是为印度加油，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了两件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的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历史越是悠久的国家越是如此。印度受制于其内部结构几乎无法改变的现实，并被种姓制度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问：那么印度人常说的人口红利又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人口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年龄介于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 这能成为他们的经济优势吗？答：这会给印度增添年轻的动力。印度的生育率为2.5，比中国的高出许多。。。。但印度所面对的问题，是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住屋和教育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水平。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连学校都没有，学生得在大树下上课。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可能产生更多文盲。
6、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处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仅仅是在种族课题上立场不同，但这些年来，我们已学会了和平共处。我们接受彼此是不同的。当我们在1965年和马来西亚分家时，两国都以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几年后，马来西亚决定放弃英语，让学校改用马来语教学，使之成为工作语言。华人私下出资办华文学校。后来，政府断定人们失去使用英语的能力将不利于发展，因此又在2003年重新让学校以英语教数学和科学。然而，这个决定引起了马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人的反对，学校因此又在2009年恢复以马来语教科学和数学。当初放弃英语的决定，并非能轻易逆转的
7、印度尼西亚
军人出身的苏哈托在1968年接替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领导这个国家长达30年。他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苏哈托接管的是一个通货膨胀失控、经济形势极不乐观的国家。他把资源集中在国家的发展上，成功扭转劣势。
苏哈托委任资历良好的行政人员和态度认真的经济学家协助治理印尼，让国家在他执政的30年间取得真正的进步。苏哈托对印尼作出巨大贡献。虽然苏哈托在根除贪污和裙带关系问题方面算是失败的，但他执政的成果不言自明，历史会给予他评价：他让人民受教育，使经济增长，并建设公路和基础设施。
然而，苏哈托所仰赖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团结这样一个多元化国家的最佳方法。印尼由分散在5000公里范围内的1.75万个岛屿组成，有超过200个不同民族。上世纪60年代，吴庆瑞曾说印尼的逐渐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清楚看到一个群岛国家如何受各种势力所影响，而这样的国家无论在文化或历史方面，都难以体现合一性的感觉。
语言是防止印尼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而无论苏加诺有何缺点或如何哗众取宠，他在这方面都是有功劳的。这是因为他选择了马来语而非爪哇语作为国语。
1999年，接任苏哈托总统职位的哈比比悄悄地签署法令，从雅加达向全国约300个县政府下放权力。法令于2001年生效，并取得了非凡的效果。每个地区能够让当地选举出的官员负责地方事务，整个国家也因此重现新的生机。经济发展更趋均匀化，而地方自治也缓和了分离主义压力，让国家保持团结。权力分散对印尼而言将更加有利，让它更有可能充分发挥潜能。在这些法律实施以前，印尼是全世界政治上最集权的国家之一。牵涉到国家经济的重要决策，是由身在首都的总统和他的内阁所决定的，并由来自中央政府的官僚和代表在全国落实。大小事都得通过首都雅加达来安排。包括新加坡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资者都深谙游戏规则。他们知道即便是在印尼偏远的地区投资，还得在雅加达交上入门费。因此，通过开发国家丰富资源所取得的税收和利润，自然也得上缴首都，再由它决定要如何分配。
印尼在过去10年表现不算太差，持续取得了4%到6%的增长。 它几乎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而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吸引了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巨额投资。但这个国家若能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内转型，我会感到十分意外。马来西亚较有可能朝这方面迈出更大的脚步。这是因为它的面积较小，并且有更完善的交通系统和更有冲劲的劳动队伍。
印尼目前虽然发展良好，却还是一个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 人们的心态停留在以土地的馈赠谋生，而不是靠双手来打拼。
这个国家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开发。他们有石油和天然气，这总有一天会耗尽的，但他们还有木材和棕榈油。这些是用之不竭的，因为它们是可以反复种植的农作物。由于他们拥有这种种的资源，因此培养了一种闲散的生活态度，而习惯说：“这是我的土地。你想要底下的东西吗？那就把钱拿来。”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了不求进取的个性，而这是不容易克服的。
8、泰国
他信将原本被曼谷政权及中上阶层独占的资源转移到泰国较贫穷的地区，颠覆了泰国的政治现状。他信的政治理念较具包容性，并让来自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
他信在2001年接任首相职务时，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亿万富豪。但倘若泰国的有钱人以为他会看在阶级的份上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他推行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偏向贫困的农村人口。他为农民提供贷款，颁发海外奖学金给出身偏远地区家庭的学生，并为城市贫民提供政府津贴的住房，而这其中有许多是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只住得起贫民窟的人。他所提出的医药保健计划，以无法支付医药保险的人为受惠对象，让他们每回到医院就诊时以仅仅30泰铢（约1美元）获得医疗保障。
对他信的政敌来说，他是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他们并不打算让他得逞。他们指出他是民粹主义派，并声称他的政策将让国家破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2008年12月至2011年8月执政期间非但没有中止当中的许多政策，还提出了更多类似的政策）他们也指控他贪污和滥用职权为家族生意谋利，但他否认这些指责。他们也不满他控制媒体——甚至有人说他对媒体态度专横，以及在南部发动颇受争议的反毒品战，而这可能牵涉忽略正当程序和人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人数众多的农民不理会这些批评，2005年再度推选他。曼谷的精英阶层最终忍无可忍。他的政府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9、新加坡
我成段引述感谢卡上的留言，是为了突显新旧两代人在观念上的落差是何等巨大，从早一辈人，包括这位写卡人、他的同辈、前辈，到把所有成就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一代。欧阳先生这一代人，见证了新加坡怎么历经艰辛困苦，从动荡不安的60年代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繁荣兴盛有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足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创造待遇优厚的工作。许多年长一辈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也从简陋的棚屋提升到高耸住屋，拥有一切舒适方便的现代设施，四周邻里安全稳妥。他们更能充分体会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又面对哪些脆弱性——我们是怎么努力才建立起今日成就，又必须怎么做才能继续取得成功。然而年轻选民的看法不一样。打从一生下来，他们身处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尽善尽美的国家，他们看到的体制，不断地在维持稳定、创造财富。年轻一代会问：“奇迹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 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美国也如此。当上《财富》杂志500强的总裁，日子肯定比从政更好过，渴望当总裁的青年才俊自然远比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人来得多。但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很遗憾，即便一切维持现状，部长减薪已足以使我们越来越难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政。讨论部长减薪时，如果我还是内阁部长，一定会坚决反对。但年轻一代的部长决定顺应民意。诚然，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样付给部长如此高薪，但世界上确实也没其他岛屿能像新加坡如此发达^—闪亮、整洁、安全、没有贪污、犯罪率低。人们夜里可以在街上散步或慢跑，妇女不会遇袭，警方绝不受贿，意图行贿的人会被严惩。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凭借一套需要高薪受雇的部长才有办法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
如果果我现在还主政，我会把婴儿花红定为国人平均年薪的一倍，这笔花红足够应付孩子从诞生到至少进入小 学的开销。但这会大幅度刺激生育率吗？并不会。 在我看来，即使是巨额的金钱奖励，对生育率还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我还是会坚持推出丰厚的婴儿花红，为期至少一年，这纯粹为了证明我国的低生育率完全不关乎经济或财务因素，如生活费高涨，或政府没为家长提供足够援助等等说法。
1959年，我刚当上总理的第一年，新加坡共有6. 2万个婴儿诞生。50年之后，情况完全逆转。居住人口翻上一倍多，但婴儿人数却骤降。2011年，只有39,654个婴儿诞生。平均生育率从80年代末的几乎2.0,下降到2010年的1.15新低，而人口替代水平应为2.1。每逢农历龙年，生育率总会小幅上涨，但纵观过去三轮龙年，分别是1988年、2000年、2012年，生育率增幅却是不断在缩小，与总体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许多西方国家渐渐开始接受同居文化，或承认非婚生子女。这么做也许有助于改善生育率问题，也能为婴儿创造更大的空间。即使是亚洲社会，未婚妈妈也不再那么受歧视，实际上好些社会甚至为单亲妈妈提供额外帮助，这却在无意间有效地鼓励了不婚现象。 新加坡在这方面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亚洲社会。虽然同居现象开始普遍，但是非婚者有子女的例子还属于少数，毕竟还是摆脱不了社会禁忌。如果社会规范改变了，生育率是可能有所提升的。
新加坡人对引进外来人口的做法有着强烈反感，但政府几乎是在无计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的。处处见到长相、口音、行为举止与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自然会让人不自在。我也宁可多看熟悉的脸孔。
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在人口萎缩的同时还会继续繁荣兴盛？ 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题。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放弃。我已经把这个工作移交给下一代领袖，也只能希望他们或未来的接班人最终能找到出路。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新加坡今天的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比邻国马来西亚（67%) 与印度尼西亚（47%)要高出许多，也超越了其他在现代化发展初期以外向型策略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如台湾（135%)、韩国 (107%)和泰国（138%）
我反对过度干预自由市场作业，因为这么做会扭曲了自由市场的潜在诱因与效率，一旦根深蒂固就难以还原。一个例子是，为最低工资设定底限。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让自由市场自行运作，达致最理想的经济产量，政府最后才介入，向富人征税，救济贫困者。
也有人认为，外籍客工近十年来大量涌入，拉低了新加坡低技能员工的工资水平，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然而，新加坡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引进外劳，中小型企业迟早会垮；这些中小型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近乎一半，同时为就业市场制造多达七成的工作，一旦垮台，对本地低薪工友的冲击肯定更大。当然，我们引进的外劳也确实达到了临界点，不只引起人民的不满，也找不到足够地方为外劳提供住宿。政府近年来的确幵始收紧外劳人数，但权衡的标准依然没变——过度收紧外劳政策必定会拖慢经济增长
10、中东：春残无夏
当轰轰烈烈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终于尘埃落定，也许世界总算恍然大悟，其实这个区域的治理和制度也没因此而历经多大转型。看似出现好些戏剧性的变化，在新闻记者笔下更是成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但要在几十年后再拿起广角镜回顾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我会十分怀疑，这段时期是否真有哪一场革命，会真正促成阿拉伯世界实质而永久地走向民主治国？比较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是，这些民主试验大多数不会长久持续。
中东世界在历史上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打从远古的伊斯兰教时代，到比较近代的殖民统治，到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当年英法保护领地分裂为各个独立国家之后，全都演变成一人专政体制。这不是巧合，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因素。
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是因为它们始终不让妇女走到前线。阿拉伯世界是个男人主导的世界，不容许妇女接受同等教育，进而对社会作出与男人同等的贡献；而这又恰恰是各国释放潜能并促进经济现代化所急切需要的。他们时常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抗拒解决这方面引发的问题。也正因为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往往比父亲要多，教育水平不高的母亲自然也会倾向于只能教出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孩子，这个问题于是代代相传世代延续。反之，如果能有一整代的母亲受过良好教育，那所教育出的一整代年轻人，自然也会拥有不一样的态度和世界观。
当世界走向全球化，中东各国政府知道自己终究必须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哪怕速度缓慢。沙特阿拉伯奉行的是一套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妇女至今在公共场所还是必须身裹长袍头戴面纱，也不准驾车，公共场所男女隔离。但即便在这么一个传统社会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于2009年创建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就等同于一个极度保守国度里的一片自由领土。这所大学聘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前校长施春风教授出任首任校长。在校园里，男女生待遇平等，像在西方社会一样一起学习、生活。这是一大进步，但我不指望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会改变整个国家；单凭几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女才俊，并不足以改变整套封建体制。这套封建体制，关系到阿拉伯世界势力最强盛、思想最保守的瓦哈比教派神职组织。瓦哈比神职组织的权势建立在与王室之间的共生意识基础
中东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一旦这些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它们该如何让自己继续在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国家必须从石油财富主导的经济体，转型为更可长久持续的经济模式，而且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转型。它们必须加速提升自己的表现，在金融、航空、旅游、消费产品等非采掘工业建立起竞争优势。一个做法是，把青年才俊送往欧美城市各个工业领域工作，好让他们回国后也在各个相关领域有所建树。
11、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明显偏离我们之前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当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失衡的情况不断加重。美国受到重挫，而全球经济的互联性也让欧洲和亚洲受波及。 但美国已从挫折中回弹，世界经济也随后复苏。此次危机暴露了欧洲潜在的问题，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复原。这些问题涉及欧洲货币联盟和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无关
促使美国陷入更深、更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也与市场无关，而是公共债务积累的问题。政府债务多年来得以不断增加，导致人们在危机后对市场失去信心。这种对公共债务和开支的疏忽，甚至是漫不经心的态度，是政治领导而非自由市场的失败。
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显示，没有企业是大到不能倒的。雷曼兄弟当时虽贵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也走到破产的境地。个人存款虽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但并没有全面确保所有银行将能获救。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政府采取支持性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一来应对危机，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许多国家就尝试根据哈耶克的主张，在大萧条时期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结果为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全球贸易体系已高度一体化，而全球面临紧缩的风险，加上无一幸免的连锁效应，对大家来说都是极为可怕的前景。因此，没有人希望看到美国经历硬着陆。
美国能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美元也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人能在没有太多不良后果的情况下长时间让财政陷入赤字。倘若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它们就会面临资金外流和汇率崩溃的危险。美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不高，是因为他们能把一般国家所需承担的代价部分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由于其他人更愿意持有美元现金储备和资产，因此美国人能以更优惠的利率获得贷款。这是作为储备货币的优点。
目前，全球经济在短期面对的较大威胁，是自由贸易受到压制的危险。我们只要受到保护主义的一波打击，就会陷入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因一些国家倾向孤立主义而加剧的。比方说，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基于选举考量，决定向售价低于成本的中国货征收抑制性关税，必定引来某种形式的反击。你一旦走上这条路，其他如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迟早也会卷入其中，而必须考虑实行类似的措施。如此一来，整个贸易体系又再往下陷几级，整个世界的情况将因此变得更糟。在许多情况下，贫穷国家所承受的打击是最大的。由于它们从较低的基点开始，因此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好处也相对多得多。
目前，多数国家正忙着争取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它纵然是“二等奖”，也还是“奖”。新加坡至今已签署了19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象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结果证明，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推动了贸易自由化。我们的策略取得了成效。
三十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大概会是中国。一体化的欧洲或许会是第二大经济体，但非一体化的欧洲就只是27个无法掌握各自命运的经济体。届时，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强国的决定将是最重要的。全世界会密切关注它们的一举一动，因为它们的任何动作都会造成广泛而长远的影响。
我们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首次真正体验到全球化如何严重打击一个国家的恐怖威力。这场危机是因泰国，以及程度较小的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实行难以维持的汇率政策所引发的。泰国借入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短期贷款，又对工厂和房地产等资产进行长期投资。当市场意识到泰国的出口收入并不足以让它履行还款义务时，投资者和投机者便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央行奋勇地尝试与市场对抗，却很快地发现其储备短缺。当泰国人向外求助时，美国并没有果断地回应。这向市场释放了错误的讯号，显示美国不愿拿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来化解这场危机，从而促使信贷紧缩。危机在数日内蔓延到其他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发现自己的货币正遭受攻击。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将亚洲经济体都归纳为“新兴经济体”，而就连拥有良好基础的国家也遭受打击。
亚洲国家在危机中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该仓促开放资本市场，尤其是当金融体系仍然脆弱或央行的监管尚不健全的时候。 一个国家一定要在体系达到一定的成熟和健全程度时，才能对世界开放。此外，你也必须在开放后以储备金捍卫货币的稳定。亚洲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是因为它们已在1997年的恐慌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学会更加注重坚实基本面，包括拥有大量储备金、有限债务和健全银行体系。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发展趋向不均等。最优秀的人才流动性高，能在世界许多地方过上好生活。因此，公司几乎难以避免地以高薪挽留这些人才。相反，那些从事低技能和低薪工作的人，却得和大批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贫困工人竞争，而后者愿意以很少的薪金完成同样的工作。如此一来，这个阶层的薪金自然被压低。有些人甚至因为工作被外包而失业。
当我还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主席的时候，公司里有一些投资经理的薪酬是我的五倍。这合理吗？如果我们不给他这样的薪水，他明天就能轻易辞了工作，跳槽到愿意这么做的投资银行，因为他具备领高薪的才智和技能。假如我告诉自己：“好的，如果他领这样的薪水，那我的薪水应该比他的高，因为这整个制度是我设立的。”这可就没完没了啦。为了让社会保持凝聚力，我们得确保它有一定的平等和公平性。为此，新加坡为低收入者提供水电费补贴、入息补助——我们称之为“就业奖励计划”，以及在他们购买政府组屋时给予他们津贴等等。
12、能源和气候
原本受冰雪阻截，穿过加拿大、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之间的西北航道，如今在夏季成了海上通道。这些全是前所未有的事。
全球变暖和气候的改变，使人类生存面临威胁。人们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以大幅度地降低碳排放量。遗憾的是，这不太可能实现。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尽管所有主要国家的领袖都出席了大会，结果还是未能达成任何具约束力的协议。这之后的几次大会同样收效不大；对未来的大会，我也不敢抱有太大期望。
对地球变暖所造成的冲击，有些社会的焦虑感更强，也更愿意 不惜花钱搞绿化。欧洲国家就属于这一类。
美国历来较不受恶劣气候所影响。龙卷风和飓风算是较常见的 现象，但即使这些风灾近年来次数增加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美国至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显而易见。奥巴马总统宣示把气候变化当做优先任务来处理，却声明政府不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法规。尽管如此，我感觉得出美国也开始慢慢清醒过来，也许还得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欧洲国家的程度，但起码正渐渐朝这个方向走。美国发起的页岩气革命，就是在为碳这种最污化的矿物燃料寻找替代品。美国是全球能量消耗最大的国家之一，意味着肩负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他们必须带头，以身作则。
碳减排在某些情况下是符合经济效益的，特别是当碳排放是因为能源低效或浪费所致。日本人深知节能也会降低成本，所以愿意花很多时间研究怎样在每一样产品的制作过程中把能源消耗减至最低。
几年前，有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中国国内越来越多家庭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尤其是洗澡用的热水器。我于是发了便条询问我们的环境及水源部：既然太阳能板在中国看来并不昂贵也相当普遍，为何新加坡不考虑向中国购买？我得到的答案是，这项技术在当时还不符合经济效益。中国因为有意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方面领先全球，所以政府不惜注入重资进行研发，也为此提供津贴。中国作为大国可以这么做，但新加坡就只能等价格降下来才可能引进；任何更符合经济效益的能源，我们会优先考虑。
因为核子能源毕竟深具风险，如何处置放射性核废料，仍是个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的选择非常有限。长远来说，我相信各国会渐渐发现核能的好处。页岩气革命也许会让这个过程暂时延缓，但我相信核能占全球能源总输出量的份额一定会日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