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因此由官方主导的投资项目势必会有大量机会提供给掌握人情资源的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向上社交的能力。这种能力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收入的分化。
身边认识的一个姑娘，正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她家里就是跑项目的，从小生活条件就十分优厚。其背后，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向上社交的能力在支撑着。
所以她就对这种向上社交的能力感同身受，花钱也就比较大手大脚。
当然，小姑娘待人接物也是真没的说，见谁都是笑呵呵的，满面春风。
这样向上社交的家庭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一个又一个项目，或者说间歇性的高额收益。
而不是像大部分人和生意一样，通过持续性的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创造回报。
比如做中医的，把脉开方，一张药方几服药，比如送外卖的，接单送单，跑一单多少钱。大部分人的生活其实都这样，大差不差，只是工作内容不同，性质不一样，流的汗多，还是死的脑细胞多的区别。
而且，项目经济的收益是阵发的，不依赖个人的投入，所以比较容易形成财富积累，因为不需要把赚来的钱全部再砸进去。
这样的家庭，某一年的收益，可能带来未来十年优渥的生活。
比如说某一年一个项目落地了，净到手2000万，那么在这一年里随便花销，花个100万200万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需要心疼的。
为什么不心疼呢？
因为这个钱的背后是向上社交换来的资源，并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
这种消费观念和这种收入结构是相匹配的。
分化的社会
说回这个姑娘，她找对象，也是各种比较各种权衡。最后选择的是一个地产老板的公子。地产这几年不景气，资金周转很困难，但是姑娘愿意坚守，等生意回暖。
以这个姑娘的条件，找一个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金领或者小老板不香吗？
对于这些人来说，还是需要靠单纯的劳动（上班搬砖)，还有重资本的积累（比如开个饭店，或者买股票，而且要长期重仓投入)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收益。
即便是生意有了起色，赚到了钱，这里的钱几乎都是一笔一笔攒出来的钱，因此不能像一笔横财一样，放心大胆，自由自在的花销。除非赚了特别特别多的钱。
这是小姑娘选择对象的时候势必要权衡的问题。
不是眼下一定要对方提供这样的消费环境（大富大贵而且彼此融洽的人并不好找)，而是未来有没有希望提供这样消费环境的问题。
而对方呢，目前现金流可能紧张，但是他从事的项目以及家族背景，包括人际关系，以及向上社交的能力，都决定了他未来一旦成功，很有可能获得一笔又一笔项目收益。
这样的收益恰好符合小姑娘的消费观，只要赚了大钱，就可以买买买。即便眼下这样的收益没有实现，她也愿意等。
因为这种状态符合她原生家庭的状态，已经过了很多年这样的生活，所以她想选的是一个能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带来这样生活的人，和这样的人一起奋斗，这样的目标更有吸引力。
换句话说，小钱或者需要精打细算的钱是看不上的。
以管窥之
分配方式决定了收入的分化，只要国家的经济是以项目经济为主要的驱动方式，那么就势必会形成一批擅长向上社交的造富群体。
经济是由创新驱动的，但也是由项目驱动的。项目经济的本质是在短时间内集中一定地区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指定的发展方向，从前是地产，今后是科创。
项目经济的本质，决定了这部分向上社交的群体的消费观和婚姻观。他们是整个社会中高端消费的中坚力量，同时又是社会焦虑感的制造者——因为和他们相比，很多人的收入，甚至连获取收入的方式都变得索然无味。
反过来讲，要构建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势必要在传统的项目经济之外，给大量富有创造力、激情、渴望创造财富的年轻人一个发展的空间。因为只要还是单纯的项目导向，就势必造成“向上社交比创新更重要”的囚徒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