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国经济可谓在危险中求生存，内部房地产所产生的压力正在向其他工业部门蔓延，去杠杆虽然保证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也给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对外“毛衣占”一波三折，对传统出口贸易带来了持续的影响。正如中央所说，改革再一次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相比以往更为凶险复杂。本文针对当面社会经济面对的问题，以改革为对象进行分析，看未来路在何方。一、改革的标的——主要矛盾中央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央确定了矛盾主要有两点：不平衡和不充分。也就是说一方面当前经济发展造成较明显的贫富差距特别是收益分配上资本等属性发挥的作用远远高于劳动。另一方面，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依然存在大量的欠发达地区和领域，仍需要持续不断的发展。邓公说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硬道理。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那么如何实现在发展的同时减小贫富差距，避免社会阶层划分，就成了改革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共同富裕”。二、改革的艰难——公平和效率
近日读过一篇文章，主要讲述不同体制国家在动员能力、社会福利、社会效率等方面的比较，借鉴其内容加以总结，我们以人为镜、以史为镜，得出下面的表格。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动员能力经济效率公平程度居民消费能力西欧议会制弱中等高高美国（工业化）中等高中等高纳*粹强高中等中等美国（去工业化）中等低低中等苏联强低高低中国（改革开放）强高低低其中社会动员能力最明显的就是战争时期的动员率。
根据这张表格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而社会公平的缺失必然导致居民消费能力的下滑（有钱人的消费能力其实比一般人要弱的多，形成无效资本，从社会经济中退出了）进而导致周期性的产能过剩，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由来。即伴随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资本“被储蓄”从而形成经济危机。从上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开始以“高福利、高消费、高负债”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福利社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种下了“去工业化和债务危机”的隐患，并最先由美国于2008年引爆即“次贷危机”暴露出了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新问题，证明了这条路也走不通。回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方向，通过投资拉动GDP的增长，同时降低社会福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从而成就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在西方各国纷纷去工业化的时候，完成了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到强大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公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一定程度上就是以社会贫富分化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针对于当前的改革，首先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可能以牺牲社会动员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曾经占据全球GDP近三分之一的两宋，被北方游牧民族大的满地找牙，十万军民跳海而亡的历史依稀浮现。也就是说国家在必要时候必须能够掌握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在这里我们回头看看历史，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一直在动员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摇摆，并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王朝早期，贫富差距极大，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国家动员能力的扩张，王朝末期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社会动员能力下滑，进而军事失利王朝更迭。在清末民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种国家动员能力的衰弱更是导致我国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不惜牺牲一切也要保住国家的现代化动员能力，并最终学习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保障国家动员能力这一前提之下，我国的改革矛盾就如此显现出来了，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对公平。三、改革的必要性睡得不舒服要翻身，活的不舒服要改革。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下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然存在，且刚刚进入爆发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为传统基建投资主力的地方财政，想要进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还要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除中央层面外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不大。民营资本由于“去杠杆”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在投资能力也在不断弱化。同时为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中央明确指出，不以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也使得传统中的“夜壶”失去了鸦片的功能。
进出口目前的状态世人皆知，我就不展开讲述，我要说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是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一个不可能妥协的协议，还是尽早摆脱幻想，专心发展自己最好。那么剩下的就只剩下消费了，居民的消费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消费的意愿和消费的能力。大家都会说谁还有钱不会花，但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居民安全感较低。文化中也存在养儿防老的说法，数据上，全球第一的储蓄率，就是这种不愿意消费的最好佐证。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没钱了。钱在穷人眼里是钱，钱在有钱人手里是数字。要想真是激发社会消费潜力，努力的方向一定是共同富裕。既不是一部分人暴富，而另一部分赤贫，也不是大家都穷。邓公说过“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从北欧国家的社会实践中发现，共同富裕不是一样富裕，不能搞平均主义。我国自身的经验也表明，多干少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根本行不通。
不刺激消费就是死、不缩小贫富差距就是死，完全平均主义就是死。血淋淋的现实决定了当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那么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消灭贫富差距。再让有钱人的资金动起来，成为有效投资，就成了改革的方向。四、改革方向——再分配机制的形成社会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同时作为生物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完全的弱肉强食会导致社会出现消费能力的下滑，为此近代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就是收入的再分配。在自由市场中，收入只分配一次，收入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包含了劳动、技术、资本、原料等等，其中资本和生产资料一直占据着收入分配的重要位置，并由此形成了封建制度（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资料成为收益分配的核心）、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资料成为收益分配制度的核心）、奴隶制度（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成为收益分配的核心）。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收入分配模式的进化史。收入分配体制的形成，由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组成。其中收入分配的主要诉求是提高效率、促进竞争。再分配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有效投资、增加有效消费、保证基本生存。西方国家的收入再分配体制，从什么都不管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为以高福利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通过高福利促进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又由于其自身政治发展的局限性，过分讨好“民众”，使得一方面国家增加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降低了收入分配体系的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产生了经济空心化的严重后果。那么构建一种代替广泛福利又能提高民众消费能力的收益分配体系就成了改革的重要领域。收入分配分配手段分配内容受众差异化及基础收入分配自由市场企业利润市场主体大差距、打基数再分配税收基础设施全民接受小差距、大基数公共服务全民接受小差距、大基数福利养老全民接受小差距、小基数医疗全民接受小差距、小基数失业全民接受小差距、小基数资本利得分红全民机会小差距、大基数构想中的收益分配机制从传统的企业、税收、社会福利三部分，增加一项资本利得，也就是充分发挥资本在第一次收益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率的提升，通知将社会资本利得作为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将机会分配给全民。以公众资本代替私营资本和国营资本。实现全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和基础社会保障。这里提到的资本属性回归宪法中的全民属性，而不是目前实行的国有属性。同时非普惠性质的全民平均主义，而是全民参与的公众形态。这样的模式一方面避免了正常时期，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过分干预，另一方面避免了资本的过度集中形成财阀，保证的特殊时期的国家动员能力。这样的二次分配制度，经济上有两个好处，其一，保证了社会公众的消费能力，每年会有相应金融产品的分红；其二，保证社会形成有效投资，公众资金直接通过金融市场进入实体产业，降低无效储蓄，促进经济增长。五、改革的牛鼻子——国有资产与金融市场那什么回事本轮改革的突破口呢？或者说，我国改革的天然优势在于哪里？不足又是什么呢？
孱弱的金融市场和庞大的国有资产。优势在于，我国的核心资源实际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各个国有企业手中，而非私人财阀，只要中央有决心推进改革，完全可以实现新“休克疗法”将庞大的国有资产，通过金融市场转移给社保基金和社会公众。政府从原有的资产持有人，变为资产管理人，实现政府的资产出表，降低政府债务，增加财政政策空间。劣势在于，我国金融市场长期不发达，定价机制不够市场化，资本市场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规模不成比例难以在短期承载大量的资产，居民习惯储蓄，资产管理行业不发达。这些都是制约我国发展转型的不足。针对国有资产入市，还应该制定相应的反收购和反垄断法，真正意义上实现公众所有制，给予全民公平的参与机会。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和相应的监管措施，才能让庞大的国有资产用的好、管的好、爆发出最高的能量。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