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谈“领导力”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次演讲,2.5万字分享他和他的CEO们如何在自己的画板上无尽创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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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你被哈佛商学院拒之门外,这肯定是你的一次失败案例。在你的生命中,你如何应对失败、走向成功?

巴菲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怎样从失败中汲取成长。

当我还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时,有一天我在《内布拉斯加日报》上读到,(某天)下午3点在300教室会有3个教授对学生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的学生可以获得内森高德奖学金,学校现在还提供这个奖学金。

那时这个奖学金会给你500美元以用作之后的学位深造,你可以自己选择学校、不受限制。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否更改了金额。

不管怎样,那天下午3点,反正我走进了那间教室,而我是唯一一名出现的学生。我着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不时看手表、等待其他学生,但始终没有其他人出现。所以,我被默认得到了那500元奖学金。

通常情况下,当没有其他人出现的时候,我总会取得巨大的胜利。所以,我就有了500美元,我可以去申请任何能够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院校,所以我向哈佛大学递交了申请,我父亲希望我去哈佛。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哈佛的回信,他们让我去芝加哥找一位教授,他专门面试来自中西部的学生。

那时人们坐火车进行长途旅行,所以我乘坐了10小时的柏林顿火车(注:BNSF,北美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2010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用440亿美元以获得BNSF剩余的77.4%股权完成收购)来到芝加哥,之后又换乘了一列城际小火车来到一所乡村走读学校,我要见的这位为哈佛招生的教授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与他交谈10分钟后,他对我说:最好考虑一下别的学校。我当时19岁,我看上去像12岁,我的行为像是只有8岁,我的形象可不好。

所以,我又乘坐城际小火车去芝加哥,再搭乘10小时的火车回到奥马哈,一路上我都在想如何告诉我的父母这个坏消息,这让我尴尬。

但是,这也是我经历的最幸运的事。

因为如果我去了哈佛,我要在哈佛商学院待两年;然而,如果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幸运的时候,由于这件偶然的事儿,让当时在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警卫队服役的我,没在朝鲜战争中受到征召。我没有参加朝鲜战争。

我得以(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对我影响深远。

并且,我因此才可能结识我的妻子。她当时要去西北大学深造,我将课程排满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如果我花两年才完成硕士学业)她会遇见其他人,我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就捷足先登了。(笑声)

所以,事情的发展很顺利,一切都不能再好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生活。

你会遭遇挫折,但未来更重要。

如果我事先知道我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完美的,生命会缺少很多乐趣。

就像你打高尔夫球,如果你知道每一洞你都可以一杆进洞,你就不会打高尔夫。每次都一杆进洞的话,你会因在电视上亮相而得到几天的乐趣,但是玩这个游戏本身却无法让你快乐。

所以失败,我甚至不愿把这些称之为“失败”,“失误”随便你怎么称呼它们,(失败)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继续向前就行了。

我们在商业上犯了很多错,我们之后还会犯更多错误。

贝比·鲁斯(Babe Ruth,堪称美国棒球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强力棒球的开创者)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有些人取代,但是他保持了传奇的击打纪录。你知道的,全垒打的纪录,开创了棒球的新时代。

你大力挥棒,总有几次无法击中棒球,这是游戏的一部分。

但是哈佛的事情你会从中得到乐趣。

70年代中期,他们在那一届的25周年校友会邀请了我。那次校友会的主题是与校友们讨论下一个25年,我的任务是为他们做一个未来25年的财务展望。

就在我的演讲之前,麦斯特强生(注:Masters and Johnson,威廉·麦斯特和佛吉尼亚·强生组成的研究团队,人类性反馈和治疗的研究先驱)在谈论未来25年的性生活,所以轮到我演讲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场了(笑声)。

那天晚上,在校友会议上,那位主席说:我们足够成熟去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让这个人(巴菲特)失望了,拒绝了他的研究生申请;现在我们希望让他成为我们的名誉成员。

然后,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所有人都投票赞成。之后,我站了起来把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求学故事复述了一遍。

我告诉他们,那时我以哲学的态度淡定地对待哈佛的回绝,我那时想可能是我的成绩不够好或是其他一些的原因;而现在当我见到了录取的同学,我感觉到了精神上的痛苦(意为对当时的自己感到不公)(笑声)。

Q2:在你去世之后,你希望人们记忆中的巴菲特是怎样的形象?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如果确保人们记忆中的巴菲特是你想要他们记住的样子?

巴菲特:当葬礼司仪走上台时,我只希望他说一句话:我的天呐,他真老。(笑声)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伯克希尔是我的作品,所以我希望人们认为伯克希尔做得不错。这是我的画作,这是最重要的。

时至今日,我正好管理了伯克希尔38年,这意味着我大概还能管30年到40年。我们的做法和其他企业不太一样,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模式运营公司。

我对它有两个期望。

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模式行之有效并且理解它为什么有效,因为我们的模式确实和一些管理理论相悖;

第二个,重要的是,当我离开的时候,它能够持续下去。

六个月前,我去沃尔玛和他们的管理团队进行了交流,我们交谈甚欢。去年我票选了沃尔玛为美国最受尊敬的企业。

山姆·沃顿从阿肯色州本顿维尔一手建立了沃尔玛,他起初没有钱、没有地产、不受供应商偏爱、没有信用卡清单,仅靠着一辆皮卡车却要与杰西潘尼(J.C. Penney)、K-Mart、西尔斯百货(Sears)这样的公司竞争,还从中脱颖而出。

沃尔玛真正令人钦佩的品质在于,山姆差不多在11年前就去世了,但他的离开丝毫没有让沃尔玛失去动力。

山姆创建沃尔玛是他人无法模仿的,但是他为这家企业所灌输的(企业文化)……前任CEO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现任CEO李·斯科特(Lee Scott)延续了它特殊的企业文化,让沃尔玛始终开足马力。

我希望同样的事能发生在伯克希尔。

我已经在思考很多方法(让伯克希尔不会因我的离开而受到影响),但真正的考验将会在我去世之后的10年、20年之后,届时我认为伯克希尔的企业文化会比我在世时更强大。

伯克希尔有很多CEO管理着很多业务,其中3、4个CEO在奥马哈办公,但在过去的38年中,没有一个CEO选择离开我们去其他公司任职!我不知道任何其他公司(有相同的企业文化)。并且,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股权激励。

你阅读(财经)新闻的话,很多公司会发行股票期权去吸引优秀的人才。我们从没进行过股权激励。但结果是,我不知道我们具体有多少名CEO,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伯克希尔去接受另一份工作,即使另一份工作提供了高得多的薪酬。

我们再保险业务的主管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可以得到10倍于他现在水平的薪酬,他现在的年薪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不想离开。

这就是我想要延续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我(想要被记住的样子)。如果我所做的事能让这个文化在我过世后仍然延续下去,那就太棒了。

当然了,实际上,你们要知道,我计划在我死后继续管理伯克希尔,我向这些CEO分发了很多占卜板、造了很多暗室,我会继续管理的(笑声)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B夫人在103岁时还在伯克希尔工作,她是我们的榜样。之后她选择了退休,而她在退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这么早退休是非常危险的(笑声)。

Q3:你如何确定你的捐赠对象?

巴菲特:我们有个巴菲特基金会,最终,基本上所有钱都会捐赠给它。基本上,我所赚的所有钱都会回流到社会中去。

美国对我很不错,(回馈社会)是应该的。

我给了(基金会的)受托人一封8页的信,他们已经读过这封信了。

我的受托人人数非常少,大概只有5到6人,我不信任由一大群人进行决策(的模式),而应该把分母降到最低。

我选择受托人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才华,还取决于他们的人品,他们是我最信赖的人。

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是,这些人中女性的数量占压倒性优势,这将是一个由女性控制的基金会。

届时它也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金会,但仅由很少的受托人管理。

在我给他们的信中,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给他们任何具体的指令、告诉他们应该把钱用在何处;我告诉他们,他们在地面上的判断力会比我在6英尺地下的判断力好得多。

但是,我希望他们要做到几点。

我希望他们聚焦在真正重大的事业,我不希望他们东投100万、西投100万的,每个他们认识的、有需要的人都给点钱,我不希望他们像滴眼药水一样花钱。

我希望当他们挥棒的时,就非常用力地去击球。

然后,我希望他们以“捐赠的重要程度”去衡量他们的捐赠决策,他们的每笔捐赠都应该去对比已有的资助体系。

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国家医疗相关机构每年会花数十上百亿美元、还有其他不同属性的钱会资助医药研究;在我眼里,巴菲特基金会去资助医药研究(项目)是不理性的。不是因为这项事业不重要,而是因为已经有规模庞大的资金去资助这个事业了。捐钱给哈佛也是不理性的,不是因为哈佛不是一所好院校,而是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向哈佛提供捐赠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富有的校友群。

所以,我想要(捐赠对象)既是一个非常重要事业(领域)又缺乏现有的资助体系。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对象?你得去冷门领域去寻找。

很有意思,洛克菲勒有类似的观点。他是美国第一个向“黑人院校”(向黑人提供大学教育的院校)提供捐赠的主要赞助人。

想象一下,70到100年前,黑人院校没有资助体系,他们没有有钱的校友群。那时(的黑人)没有商业成就,无法向这些机构提供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捐赠,这些黑人院校(的财务)基本上是自循环的(通过收学费维持正常运转)。所以,洛克菲勒介入了,他选择了一些黑人院校并给予了大量的财务资助。我非常敬仰这种类型的决策,(少了这种决策)这个世界就不会进步。我希望巴菲特基金会的受托人能够做出这种类型的决策。

上周,我和比尔·盖茨在一起,他和梅琳达在盖茨基金以一种平等伙伴关系共事,我认为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合乎逻辑的基金会,他们每年的捐赠额大约为10亿美元。

比尔和梅琳达问他们自己: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每一分钱,以帮助世界上更多的人。他们发现,国外许多国家对一些重大疾病的管控制措施基本为零,而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如接种疫苗等非常简单的措施得到控制的。他们认为(在这些疾病上)他们的每一笔10亿美元捐赠,就可以拯救数量惊人的生命。

但因为他们把钱花在印度和非洲这些地方,他们在美国不会得到任何赞扬,不会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楼房,什么(名声)都无法留下。但这(不留名)也是他们的标准,这是比尔的灵魂标准。

如果你跟他讲,让他捐5000万美元就能以他名字命名某样东西,他会对此毫无兴趣。他(在慈善方面)是完全理性的,并且他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进行了医药方面的学习,并特别研究了美国以外的医疗体系,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有任何人(会比他更了解)。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这才是你们应该记下来的。在5月2日,电视台会播出一档节目,在这个节目上,比尔·莫耶斯(注:Bill Moyers,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政治评论员,曾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一职)会采访比尔·盖茨,而比尔·盖茨会解释他的慈善理念。

我去到了该节目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制现场,你们可能能看到我在观众席上与梅琳达坐在一起。

这将是一档极好的电视节目,他们录制了1小时20分钟,最终会剪辑到56-58分钟。你们会听到一位极度理性的慈善家讲述最具说服力的(慈善)观点,你此生都不会听到比他更有力的观点了。

这个节目的诞生也非常有意思。

大概在两年之前,我当着一小群人的面向比尔·盖茨问了一个你(提问者)可能感兴趣的问题,我要求他讲述他的慈善理念是如何进化的。

当时在60个人面前,他进行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演讲;然后我告诉他,他应该公开地讲述这些观点。所以最后,我们筹备了这次节目。

如果我今晚过世了,我的伯克希尔股份会给我的妻子,这占到我个人财产的99%以上;如果她先于我过世,她的股份会给我。

最终,我们所有的伯克希尔股份都会捐赠给巴菲特基金会,之后它就会成为某个影响范围很大的领域内、活跃的基金会,而我刚才讲的就是基金会的运作标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基金会)关注的问题将会是什么。

我想,如果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关注的问题)很可能是公民权利(民权)问题。那时的民权组织没有任何资助来源。在民权领域,金钱虽不是个大问题,但却是一个现实问题,且不存在已有的资助体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从任何角度来说也是个(慈善的)冷门领域。

在我看来,这会是应该得到捐赠的领域。特别是那些影响范围非常广的问题,而你确实能够做一些工作。

(基金会具体会在哪个领域进行慈善工作)取决于我去世时的现实情况,而10到15年之后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可能会非常大,因此他们能够去进行一些其他人无法尝试的慈善活动。

而且,基金会不会去做一些人们希望它做的事,因为人们希望它进行的慈善工作往往已经有其他人去做了。

从事商业活动和从事慈善活动的区别也非常有趣。

从事商业活动时,只有当投手向我掷出容易击打的球时我才会挥棒。当我站在击球点时,就算向我掷来的球距离我的有效击球区只相差一英寸,我都会持续等待(不挥棒),因为(商业上)不存在“三振出局”的规则。

我只要继续把球棒放在我肩上(保持准备击球的姿势),没有裁判会判我三振出局。

当投手将股价36美元的通用汽车、82美元的IBM、25美元的微软向我掷来,只要我不挥棒就不会被判三振出局,只有当我挥棒时我才可能被判三振出局。

(注:棒球规则中,如果投球手投出的是好球,但击球手没有进行有效击球,会被判一振;而当击球手进行了挥棒动作但没能有效击球时,无论投球手投出的是否是好球,都会被判一振。累计三振会被判出局,即三振出局。

所以这里巴菲特的意思是,当向他投来的球没有那么好,而他选择挥棒却没有打出好球时,亏损会导致他出局。

附赠一个小彩蛋,巴菲特在本次演讲中运用了大量关于棒球的比喻;实际上,在本次演讲一周之后,2003年4月11日,巴菲特亲自为奥马哈皇家棒联赛投出第一球。)

所以,我等待投球手向我掷出容易击打的球,我只等待球完美落入我的甜点区时(才选择挥棒)。

慈善却完全相反。

你要去尝试解答这世界上最困难的问题,而要解开这些难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棘手的。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是不能单纯用钱来解决,这也是棘手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些小问题。

最近我参与了一个由前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领头的名叫“核威胁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IT)。

山姆·纳恩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并可以清晰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全貌,他现在正在试图从核原料和全球核技术专业人才入手。恐怖分子和他国政府有可能获取这些资源并对社会造成威胁。

这个项目起初是由特德·特纳(Ted Turner,美国CNN电视台创始人)发起的,之后委托山姆管理。

特德此前用时代华纳的股票来资助这个组织,但后来由于时代华纳的股价下跌很多,组织因此缺少了资金来源。

这是我最近参与的项目,这不是一个能够号召大众参与的项目,你无法组织起一个成千上万人的团队去参与这个项目,但这正是巴菲特基金会应该去参与的那一类问题。

Q4: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双重税收政策中的股息税(注:公司的运营收入要交税,在向股东发放红利的时候也要交税,因此被称为双重税收制度;当时布什政府正考虑削减股息税),这是否会改变伯克希尔的分红决策?伯克希尔是否进行现金分红,决策框架是怎样的?

巴菲特:我从1965年开始掌管伯克希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年,我们进行了每股10美分的现金分红,忘了具体是哪一年。

我把这件事清理出了我的大脑,那一年我一定是在男厕所做出了这个决定,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进行分红(注:1967年,共花费伯克希尔101733美元)。

我们的决策框架非常简单。让我们忘记税收,假设我们是在一个没有股息税的社会,无论金额多少,每1美元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在公司的现值(Present Value,将这1美元的未来价值折现后)是否能够高于1美元?尽管可能3年以后这1美元才会派上用处。换句话说,这1美元留存在公司的价值能否高于1美元?

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选择把盈利留存在公司,并且我们确实让每1美元的留存收益都创造出了大于1美元的市场价值。

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派发股息是愚蠢的。

即使没有股息税我可以将这1美元直接塞进我的腰包,它仍然只价值1美元,但如果这1美元留存在公司中,它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过去的很多年我们都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就是我们分红决策的自测题。

在伯克希尔的年报附录中,你可以找到名叫“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济原则”的栏目,我很乐意把它发给你们,你们也在可以在网上找到。在过去至少20年中,你都能找到这个栏目。

既然被称为原则,这些原则就不会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这些原则列出来,因为如果我的行为有所违背,我希望伯克希尔的股东会打电话给我。

我将伯克希尔的投资者视为我的合作伙伴,而我是管理合伙人。因为我拥有最多的股份,所以他们无法左右我的决策。这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想加入我们,但是如果他们选择加入我们,他们必须知道游戏规则。

这就像是我和你合伙成立公司,但我是公司的管理者,你会希望知道我们将如何展业、我的理念是什么、我的时间坐标如何设定、会卖什么东西、如何分销等等。这些原则会回答你(关于决策框架)的问题,原则中都有解释,我希望我们的股东能够理解它。

我将我的股东视为我的合伙人。每年撰写致股东信耗费了我巨量时间、过程非常艰辛,但这是我一年一次与合伙人的交流,因此非常重要。

当我在写致股东信的时候,我在脑海中会先写上“致亲爱的朵丽丝和伯蒂”,她们是我的姐妹,而她们所有的钱都投资于伯克希尔。她们很聪明但不从事金融工作,她们不把时间花在这方面。

实际上,我本质上就是在与她们这样的人对话,有很高的智力水平但不一定了解太多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这类人会对我的长篇大论有足够的兴趣,因为他们的钱全在里面,我不必担心篇幅过长的问题。只要我谈论与他们的钱相关的问题,我就抓住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最后,(当我完成致股东信之后)我会将她们的名字删掉,改成“致伯克希尔股东”。

我想确切地告诉他们,他们身处一场怎样的游戏。

我的自测题一直都是:如果我与他们角色对换的话,我想知道什么。如果多丽丝和伯蒂在管理伯克希尔,而我住在加州卡梅尔镇的话,我想从管理者那里了解什么内容。

而我其中想知道的问题就是你所问的问题:你公司的资金分配决策是如果制定的。我与董事会进行了这项决策,而她们并没有参与。一些管理层会因为害怕(被取代)之类的原因而留存应该分配给股东的利润,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我认为(我留存利润)是一个理性的决策,我向股东解释我的原因,但我还告诉他们如何对我的决策进行测试,我认为我应该接受测试。

近年来,我认为美国企业的管理层与股东之间这层非常重要的关系确实出现了普遍的恶化。

最近10年,美国CEO们(处理这层关系)的行为在我看来是退步的,当然也显然存在着很多(好的)例外。CEO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骗子,最近有很多媒体曝光,但是大多数CEO都不是骗子。

这些CEO,与大多数人类一样,会模仿身边人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要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一起玩。如果你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会变得更优秀。

我妻子身边的人都更优秀了,包括我自己,我的起点很低,她对周围的人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而另一些人会拉低你的水准。当我在国民警卫队时,我们会去野营,只过了一个小时,我就开始看漫画书了,因为周围的人全在看漫画书,而我们嘴里说出的话都会带有亵渎的意味。你很容易被庸人同化。

90年代时,道德环境的因素导致了美国CEO的行为准则下降了。这有点像梅·韦斯特(Mae west,美国女演员)形容她的演艺生涯一样,她说:我曾经像雪花一样洁白,但后来我选择了随波逐流。美国的CEO在那段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随波逐流。

我认为这层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股东把钱投资于伯克希尔或是其他公司,而我实际上是他们的受托人,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的实际控制人,他们应该知道这里的规则。

Q5:解释一下,在任命CEO时,你看中的个人品质和专业品质是什么?

巴菲特:首先,我们通常不会去任命CEO,CEO是与公司一起(加入伯克希尔的大家庭的),我们没有任何候选人会去接任CEO。

偶尔,如当有人过世时,我会面临替换CEO的问题,但大多数CEO加入时就与我们达成了协议。就像我们刚完成收购的克雷顿房屋公司,凯文·克雷顿(Kevin Clayton)会继续管理它,我们会将钱注入这家公司,而凯文会像之前一样运营这家企业。

关于个人品质。当有人向我出售一家企业时,无论是克雷顿还是波仙珠宝的艾克·弗里德曼(Ike Friedman)、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B夫人,当他们找到我(想将企业卖给我)的时候,由于我要依赖他们去运营这些企业,我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喜欢钱还是喜欢自己的生意。

喜欢钱并没有错,我们都喜欢钱,但是他们必须热爱自己的生意,他们对经营企业要充满热情。

当我给他们一大笔之后,如果他们看中的是钱而非(更好地)经营企业,无论在达成交易时他们告诉我的是什么,6个月之后他们就会离开。他们会突然说:我为什么每天7点起床工作,而钱全送去了奥马哈。(如果他们看中的是钱)这是行不通的。

他们必须热爱他们的生意,我想要的是对自己的生意充满热情的人。

我以前常说,我在求职者的职位申请表上只写了一个问题:你不是个狂热分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被录用了。

因为我希望能找到热爱自己生意的狂热分子。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热情,就不太可能会成功。

我们的管理者对经营企业充满热情,并非所有人都有热情。做金融运营的公司就不会热爱经营企业,我们从来没有从一个杠杆收购者或是财务运营公司手中买下企业。他们只想让你把账结清,之后他们就会马上离去。如果我们从他们手中买下企业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从热爱经营自己生意的人手中买下企业,而之后我的工作只是确保我不会毁掉它、我不会把企业变成他们不喜欢的样子。因为他们一开始是热爱的,只有我能破坏这种状态。

他们会在意在薪酬方面他们是否被公平对待了,他们不会和别人攀比薪资水平,他们不会找个律师来和我谈判。我与这些CEO的薪资协议都可以用一小段文字来描述。

而在有些公司,他们会有律师出席,最后签下一份长达80页的薪资合同。合同中会规定,当他们被遣散的时候会得到多少钱,如果他们进了监狱又会得到多少钱之类的事。

我不会和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的人共事。

这样很好,我们与想要跟我们接触的人之间会有一个看不见的过滤器,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只有合适的人才会与我们相遇)。

结果,克雷顿、艾克·弗里德曼、阿尔·乌尔奇、B夫人这样的人找到了我们。

1983年,当我与B夫人达成交易时,有另一个对手方给B夫人的报价比我更高,她只说了句:我不在乎。

她个人拥有20%股权,她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拥有20%的股权。她只告诉她的孩子们:我会把它卖给巴菲特先生。

直到她104岁,她仍然称呼我为“巴菲特先生”。当我走进她的门店时,她向所有人介绍到:这是我的新任年轻男友!我在其他地方可无法得到这种待遇(笑声)。

她一手创造了这一切。

她于1921年或是1922年来到美国,脖子上还挂着她的名牌。她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嘴里念叨着:爱荷华州道奇堡,美国红十字会就把她送到了道奇堡。

有两年的时间,她无处安身,因为那里没有人会说俄语,实际上她说的是意第绪语。

最后,她搬到了奥哈马,和一些至少能和她交流的俄罗斯犹太人住在一起。

她最大的女儿每天放学之后,在晚上把在学校学习的英文单词教给她,她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英语学习。

她每次向俄罗斯寄50美元,把她的7个兄弟姐妹和父母都接到了美国。她花了16年时间把所有的家人都接到了美国,并存下了500美元。

这段时间,她通过兜售旧衣服之类的生意赚钱。然后,她用这500美元开始了她的家具生意,而现在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家具摆设综合商场。

所有这些都起源于500美元和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士。

想象一下,一手创办了这样的事业,然后却把它卖给某个财务运营公司,然后财务运营公司会将它在出售、想要在几年内将它公开上市等等(当然,她不会允许这么做的)。这家企业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她会想继续经营这家企业,她也确实继续经营了这家企业。这些是我们想要吸引的人。

不仅仅是我选择了他们,他们同样选择了伯克希尔,这是关键。

坦率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种地位,当某人非常在意自己的生意,并且它是一家有一定规模、品质良好的公司,除了伯克希尔,他找不到第二个选择。

去年,有一个叫多丽丝·克里斯托弗的女士找到我们。

1980年代,多丽丝·克里斯托弗和她的两个女儿住在芝加哥价值2万美元的房子里,她和她的丈夫都有工作,而她还想要做些副业多赚些钱。她曾想过承办酒席(承包活动的餐饮服务),但她觉得这样陪伴孩子们的时间就太少了。

她曾经当过家政老师,她认为自己最了解的就是烹饪,她了解厨房、她知道什么(工具)是实用的。所以,她从伯克希尔的人寿保单中借走了3000美元,那是她的全部。

她走进芝加哥的批发市场询问每件餐具的最低批发量,通常是一组12个,她把购买的餐具带回家。她有了一个想法:本质上是在别人家中举办(销售)派对。她策划的第一个派对是在芝加哥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举办的,她差一点就放弃了这次派对,她在开车过去的途中想:他们会嘲笑我,这些商品会烂在我手上,他们不会购买……

这是她的性格,她对自己很不自信。但是,她最终还是去了。她那晚大概卖了价值175美元的商品。

去年,她把她的公司卖给了我;她的3000美元投入使她赚到了1.4亿美元的税前收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生意充满热情,并且她了解她的顾客,她喜欢他的顾客,她也喜欢与她共事的人,她有67000名员工。

这家公司名叫“欢乐厨妇”(Pampered Chef),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参加过欢乐厨妇派对,去年差不多每10位美国妇女中就有1位在欢乐厨妇买过东西。

我不得不说她可能不太懂会计,但是她了解她的顾客、她能理解他人、她也喜欢与人共事。当她想要卖出自己的公司时,她没有找到第二个选择。

她来到奥马哈,我们在几分钟之内就达成了交易,我们花了15秒确定薪酬协议,她仍然在管理她的生意。我从来没去过他们公司,它位于芝加哥,我希望它确实存在,我们可是花了很多钱(笑声)。

有天,我们可能买了一个企业,而他的管理人可能正躲在衣柜里说:我这个月应该将怎样的数据交给沃伦。

总而言之,我从未去过那里。我和她见了一面,我看了她取得的成绩并且我知道她热爱她的企业。

Q6:你如何为伯克希尔收购的企业估值?

巴菲特:当有人打电话给我(要售出企业时),我首先要确认的是我是否能在我的能力圈内确定这家企业的价值。

我不知道如何确定微软的价值,我不知道如何确定甲骨文的价值。如果拉里·埃里森和比尔·盖茨给我打电话,或是生物技术之类的公司(向我要约),我不知道怎样去确定这些企业的价值。

我只会告诉他们,他们公司的价值是他们报价的2倍,只是我今天没有心情进行收购(笑声)。

所以,它必须在我的能力圈内,我的能力圈就是我能理解的企业。

当我用“理解”一词,我不是说对于一家电脑公司来说,我是否知道如何使用电脑。我的意思是,我是否能理解这家公司的经济角色,还有(是否有能力去想象)这家公司5年、10年或20年后会是什么样的。

比尔·盖茨会告诉你,如果是他做投资的话,他会投资伯克希尔而非微软,因为理解伯克希尔10年后的业务会比去理解微软容易得多。

在他的行业,他需要每过一段时间都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创新)。

我知道箭牌会是美国最大口香糖制造商;我知道10年后士力架将会是美国最大的巧克力棒制造商,过去40年它都是最大的巧克力棒制造商。

你不需要特别聪明就能理解,当人们花50美分购买吃的放进嘴里时,他们不是在进行科学实验(笑声)。

我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寻找企业。1年半以前,我接到一位来自丹佛市名叫克雷格·庞齐奥(Craig Ponzio)的电话,我此前从没听说过他。

他说:我有一家公司,是你会喜欢的那一类公司,我现在想要卖出这家公司,理由是……他告诉我了理由,与他的健康相关,实际上,我没有太在意他的理由。他还告诉我,这家公司至今一直是定制相框业务的龙头。

接着,他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家公司拥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我的用词,但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理由。他说在美国,一共有18000装裱师为别人装裱相片,都是一些夫妻老婆店,林肯市有6个人从事这个生意、奥马哈有6人……

当我需要装裱照片的时候,我将照片交给这个人,我会听从他们的判断,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得到一个好看的相框,并且我希望可以很快就收到装裱好的相片。

这个行业有18000人(从事装裱业务)、有无数种相框类型,但没有人能够支撑起大量的(相框)库存,他们做不到沃尔玛那样的库存量。

克雷格·庞齐奥从威斯康辛州的诺斯兰学院毕业,之后在一个制造(相框)这些东西的小公司工作,5到6年之后他买下了这家公司,当时这家公司的营业额为300万美元;而现在,这家公司的营业额为3亿美元,并且在木制定制相框行业具有压倒性优势。

为什么它有压倒性优势?它的优势来源于:根据那18000个装裱师的销售需求,他们每年都会给克雷格的公司(Albecca Inc.)打6-8个电话,因为这家公司在全国有22家工厂,让它可以快速响应他们的订单。

85%的情况下,他们今天5点下的订单在第二天下午3点就能收货。想象一下那种效率,这是顾客想要的服务!

顾客不会在乎他们到底是花了83美元还是88美元在装裱相片上,他们想要这件事能够快速完成,而那18000人希望顾客对他们的服务满意。这就意味着送货的速度和确定性。

你无法建立起一个能与之竞争的产销网络。你可以想一下,要如何从头建立一个产销网络,并我们手中抢走生意,这根本无法做到。

克雷格花了15分钟向我解释,我此前从没想过要进入相框定制行业,但是我定制过相框、我让人帮我装裱过照片,我理解(克雷格所解释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力量。

他周一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他周三就来了。他9点走进了我的办公室,10点就达成交易离开了,

之后他拿到了钱,我再没见过他。原本他会参加去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会,但他的妻子生病了。我想今年他会参加,他人很好。

在定制相框业务上,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

每次我买下一家公司时,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用10亿美元进入这个行业、与这些人竞争,我能否取代他们?

如果你给我10亿美元,让我取代士力架成为全美最大的巧克力棒供应商,我做不到。

如果你给我10亿美元、50亿美元,让我把箭牌的绿箭(Doublemint)、白箭(Spearmint)和水果口味所有这些口香糖全部赶下畅销榜单,我做不到。

但如果你给我10亿美元,让我取代林肯市的女装店,我可以很快将它们剁成碎肉。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的女装生意经营得很好,但我可以将它们击垮。

真正的考验是:当一个有很多钱的傻瓜决定与你同场竞技,他是否能取代你的生意。

我们想要收购的公司是,无论是谁想与我们竞争,这些公司都会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个词语是最重要的。

而且,(按照我给出的标准)在座的你就有能力做出与我相同的决策,这个标准对我来说必须要非常简单。

我们拥有鲜果布衣内衣公司(Fruit of the loom,亦译作水果布衣、水果织机,伯克希尔于2002年收购该公司),人们会不穿内衣吗?谁知道呢(笑声)!

我们男人和男孩内衣的市场份额占到了44%,它们通过沃尔玛和其他大型商超连锁进行分销,我们的成本是同行业最低的,鲜果布衣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850-1860年代。

如果你花5.5美元就可以从我们这里买走3条或6条内裤,没有人能比我们卖得更便宜,那你为什么会去买其他品牌的内裤呢?

我们会保持这些(可持续竞争优势),除非是我们把它搞砸了。我们有一条非常霸气的广告语:我们为糟糕擦屁股(we cover the asses of the messes,意味尽量不把事情搞砸)。

Q7:你曾说过:在商业活动中,不应该太在意一两年的成绩和得失,而应该有更长期的眼光。在你的生活中是怎样运用这种哲学的。

巴菲特:我可能可以给你一些糟糕的哲学回答,但事实上我只不过每天早上起床去做我热爱的事情而已,我也希望与我共事的人能得到良好的体验。

实际上,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将大多数时间用于思考:如何能将伯克希尔保持现在的前进步伐,为此我能够做什么。

但我可以告诉你该如何应用这种哲学思维。

我们所创造的工作环境,在过去38年中都没有CEO离职,显然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我对于投资者获得的回报也非常满意,就像奥思默一家和其他的投资者,有个人还写了一本书,书中描述了伯克希尔的投资者都有哪些人,他们赚了多少钱之类的。

但我能告诉你,对应这个问题的自测题是什么,这是个极好的问题。

我可以向你保证,等你到了我这年纪,你不会用赚了多少钱去衡量自己的成绩。无论如何,你们都会在财务上做的不差。

我的意思是,想一下,你每天会花7个小时在床上,你完全可以和我用同一款床垫;如果你还没有,我们的家具市场可以卖给你(笑声)。

我们实际上正身处一场拙劣的模仿秀(大家的差别都很小)。在睡眠舒适度方面,我无法比你过得更好,你只要去我们的家具城买一个和我同款的床垫就能和我拥有同样的睡眠舒适度。你向销售人员说出我的名字,你还会得到价格优惠(笑声)。

我们在相同的饭店吃东西,我们都去冰雪皇后(DQ)、麦当劳、汉堡王;特别是冰雪皇后,是由伯克希尔所有。

当我完成这次演讲之后,我会去某个快餐店。

所以我们的饮食体验是相同的。我们的出行方式是相同的,大约1年前,我的爱车就已经满10年车龄了,什么样的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能让我达到目的地。

我们的住所冬暖夏凉,我用大电视看超级碗,我们做的事(娱乐活动)也差不多。我们的穿着也差别不大,我在衣服上会多花些钱,但是当它们穿在我身上时就显得很便宜(笑声)。

我们实际上身处一场拙劣的模仿秀,所以(对你们来说)金钱不会是个大问题。在这个国家,以你们这群人的智力水平和活力,你们会做得不错。

那么,区别在哪里?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我会说……健康是至关重要,但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我不确定你能否改变它,但你对此无法做太多去改变结果。

最后,当你70岁、上了年纪之后,你会用“你身边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爱你”来衡量你的人生是否成功。

你无法买到真爱。你可以买到性爱,你可以买到表彰宴会,你可以买到以你名字命名的大楼,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你能获得真爱的唯一方法就是值得被爱。

这其实很让我恼火,如果我只要在那写支票、给每个人一百万美元,那个人从此之后就会一直爱我,那就好多了(笑声)。

但这行不通,唯一的办法是变得值得被爱。

我有个朋友,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她至少有一个家人在那时去世。

60年过去了,当她确定她的朋友是否值得信赖时,这位波兰裔犹太人仍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他是否会愿意把我藏起来(以躲避纳粹追捕)?

当你70岁时,如果你身边有很多人愿意把你藏起来,你的人生是成功的。

我认识一些非常有钱人但却没人愿意把他们藏起来,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愿意藏匿他们。他们的孩子真的不会把他们藏起来,他们的商业伙伴也不会,没有人会。

问题的本质是,他们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尊重,他们可能通过金钱得到了别人的注意力,但没有人真正爱他们。

我的朋友美国广播电视台的汤姆·墨菲,几十上百人会愿意藏匿他;很多不同类型的人会愿意藏匿我的妻子;格雷厄姆,会有很多人愿意藏匿他;我的父亲也有他的数字。

我也可以向你们报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很多人可能会膜拜他们,他们的孩子可能愿意忍受他们,好让他们不更改遗嘱;但事实却是,没有人愿意藏匿他们。

当你70岁时,如果你拥有很多“愿意藏匿你”的人,你的人生是非常成功的。

Q8:关于你为自己设定的个人目标和职业目标,哪些目标已经达成了,哪些目标还在路上?

巴菲特:事实是,我主要的目标一直是伯克希尔。我说我为很多穷人提供了食物之类的事情可能会更受人敬仰,但那不是事实。

我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伯克希尔上,我想(伯克希尔赚的钱)在我去世之后会有很高尚的用处,我自己不会使用绝大部分金钱。

实际上,这些高尚的事情是由其他人去做的,当然这些人是由我挑选的。

另外,我的三个孩子都让我非常骄傲,他们相处和睦,他们也在一起共事,我的家庭氛围非常融洽,但这99.9%都归功于我的妻子。

如果你在她的管教下没有变得非常优秀,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我的一生非常有趣,我能做我享受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打桥牌,因为打桥牌是我最喜欢的事。

我以前会花比现在多得多的时间阅读,我现在的阅读量依然很大,但我以前几乎一直在阅读,现在我每周会花12小时在网上打桥牌,这让我很享受。

一个月之后,我会在这里举办的微软峰会上讲话,我会告诉这些互联网巨头:你们都很失败。

看吧,我就在这,有那么多钱,我已经有10或12年网龄了,每周上网的时间大概12-14小时,多数时间我在打桥牌,我也从网上获取各种信息,我用谷歌搜索、听我喜欢的演讲、每晚10点前阅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但是你们每年只能从我这儿赚走120美元。

这很失败,他们没有想到从我口袋中赚走钱的方法。

去年我向他们说了这段话,今年我会告诉他们:你们一点进步都没有(笑声)。

去年120美元,今年也是120美元,在这期间我享受了600小时的快乐时光,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光。

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想要赚很多钱让我拥有自己的职业运动俱乐部、可以成天打高尔夫、甚至有自己的私人高尔夫球场等等之类的事情。现在,这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现在所拥有的生活是,一年365天中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与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共事,其中一个同事今天和我一起来了还帮我开车。

我想说的是,我能够去选择与我共事的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想象一下,你不得不与一个你无法忍受的老板一起共事,或是与让你反胃的人共事,这会非常痛苦。

一个人能拥有的终极奢侈品是,与一群你喜欢的同事一起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拥有这些,一定程度上是巧合所致。

我曾说,如果你择业时只考虑赚很多钱,只是为了当你晚上回家后能和自己狗玩耍,这与嫁给金钱有部分相似之处。

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而如果你已经很有钱了,那你一定是疯了才会这么选。如果我这么选择我会去检查我的脑子,赚那些钱有什么用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件幸运的事,用我的话说我们赢得了“子宫乐透”。我们出生在美国,而出生在孟加拉国的概率是出生在美国的4倍,你生活在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竭尽全力,尽情享受吧!

Q9:你为什么待在奥马哈?

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我喜欢奥马哈。

我的爷爷就读于奥马哈中央高中,我父亲在那里读书,我的妻子在那里读书,我的孩子在那里读书,现在我的孙子也在那里读书。

我孙子告诉我,他们和我爷爷是同一个老师教的(笑声)。

那里有传承、有朋友、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而待在那里不存在任何劣势。

我在纽约生活过也喜欢那里,我在加州也有一套房产,我也到处旅行,但我无法想象会有比待在奥马哈更好的生活。

奥马哈还缺少什么呢?我在那里有家,我一生都没卖出过我的房子。

1958年我买了那套房子,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5年左右了。那里距我的办公室只有5分钟车程,1962年我搬进了现在的办公室,工作了41年。

那时正好有机会让我们拥有整层楼的办公室,所以我们在这层办公室已经工作了41年,这听上去有点令人丧气(笑声)。

不过,所有的事都很方便且行之有效。我认识给我看病的医生,我认识周围的所有人,这让我感受到与社会的共鸣。

我的姑姑在奥马哈公立学校教书,我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学金。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存在某种意义。

我曾在纽约生活过几年,我也在华盛顿生活过几年,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同样的共鸣。奥马哈完全没有任何劣势。我能获得同样的信息。

实际上,在互联网和彭博的帮助下,没有人能比我更快地获得信息。

我认为,我的孩子在奥马哈有个极好的成长环境。

他们在一个非常普通的街区长大,不是富人区也不是平民窟,他们去综合性公立学校上学。学校有75年历史,学生中25%-30%为黑人。我认为生活体验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奥马哈有一个良好的公立教育体系,这非常好。

如果我们居住在华盛顿、洛杉矶或者纽约,我会不得不将我的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我不想这么做。

幸好在奥马哈我无需去做这样的抉择,那里有体面的公立学校,就像五六十年前我的学习环境一样。在我看来,比起将他们送去私立学校,他们在公立学校读书能获得更完整的人生观。

就在上周,我参加了一个比尔和梅琳达组织的聚会,会议邀请了6对夫妇,其中的一位是比尔盖茨曾就读的私立学校的校长,那是一所好学校。

我从中得到的信息是:就现有的公立教育体系而言,如果你能承担私立学校的费用,但是你没有将你的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实际上你在故意伤害他们。这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我不会责怪他们(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但幸好在奥马哈、林肯和整个内布拉斯加州,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公立教育体系。坦率来讲,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想想看,在1776年(美国立国之年,当时中国处于清朝乾隆年间),美国有300万人口,中国有3亿人口是美国的100倍。他们有相同的智力水平,他们有相同的体能和其他同等的品质,他们的文化更悠久。

当时他们没有石油、我们也没有石油,但到最后中美都发现了石油储量,煤炭等也是一样,当时中国的教育体系远远好于美国。

而2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36%-37%,这个系统的某些方面一定非常有效(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方面是,我们与其他的大国相比,我们的民众拥有更加平等的取得成功的机会。而创造机会平等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公立教育系统。

如果富人有一套公立教育体系,而穷人是另一套,就不会存在机会平等。所以,当我被问及我能拿钱做什么时,这是我清单上最重要的事之一。

我认为,从人生的初始阶段开始,任何能创造机会平等的因素都至关重要。我讲的是从5岁开始,当然我的女儿正在进行5岁之前的教育工作。

但无论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造就了现在的美国。这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流的公立教育体系更重要的了。不幸的是,一个丧失机会平等的社会无法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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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r7892023-02-23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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