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的是一本在全球范围内销量超过千万，鼓舞激励了无数人，但作者却只花了9天时间写完的书。
作者维克多·E·弗兰克尔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高中起就对心理学起了兴趣，与佛洛依德通信。1923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主攻神经学与精神病学，尤其是对于抑郁和自杀倾向。
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渐渐开始质疑佛洛依德对于精神治疗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进而加入了另一个精神病学及心理学大家阿德勒的圈子，但不久又离开，因为他坚信“意义”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1930年毕业后，他就开始了他的医生生涯，针对那些抑郁的人群，发展意义诊疗法。但纳粹的阴影也开始伸向维也纳，作为犹太人，只有一家医院允许他行医。
最后，他不可避免地被压往集中营，他81岁的父亲在集中营因饥饿和肺炎而去世，母亲和哥哥死于毒气室，刚刚结婚了9个月的妻子死于伤寒，他在3年的时间里转战了4个集中营，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只有他和妹妹得以幸存。
奥斯维辛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场不能再糟糕的噩梦了，身为精神病医生的弗兰克也在观察：
在集中营里显然并不是拥有强烈求生欲望的人就一定能够活下来，有人由于身染恶疾，有人由于焚烧炉的吞噬，最终都难逃死亡厄运。但相当一部分人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食物或药品的匮乏，而是因为缺失对未来的渴望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反而强化了弗兰克尔的核心理念：
生活并非弗洛伊德所宣扬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祈求快乐，也并非阿德勒所教导的那样，只是为了争权夺利。人们活着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一生中被赋予的最艰巨的使命。
弗兰克尔发现可能找寻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苦难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对苦难的反应赋予其意义。弗兰克尔指出，“在苦难中，一个人可能仍然保持勇敢、自尊、无私，也可能为了自我保护在激烈的斗争中丧失了人的尊严而无异于低等动物”。
他承认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少数人可以像前者那样活，“而且，仅仅这样一个事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是可以改变其外在命运的”。
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
于是，他释放后的1945年，花了9天的时间写下了他的这段经历和他的思考。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第二部分讲述了他的意义疗法，两部分相得益彰。但碍于篇幅，第一部分我们无法全部登出，感兴趣的人可以翻阅。
因而虽然只花了9天，但这是他把全部生命倾注的一本书。
最后讲述一个小故事：有人问弗兰克为什么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后他不设法逃离险境。其实在美国参加二战后不久，他接到了让他去美国签证的邀请。父母闻讯后欣喜万分，但他却变得有些犹豫。因为他不能忍心撇下双亲，让他们独自面对等待着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
正在此时，他注意到了家里桌子上的一块大理石。他向父亲问起它的来历，他父亲说，这是他在被纳粹焚烧的维也纳最大的犹太会遗址上发现的。他把这块石头带回了家，因为上面镌刻了《十诫》的部分内容。
父亲解释那些希伯莱文字说，它代表了《十诫》中的一条。弗兰克急忙问道：“是哪一条？”他答道：“荣耀你的父母，地上的生命将能得到延续。”就在这一刹那，弗兰克决定留下来，陪伴父母，就让美国签证过期吧。
弗兰克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飞机驾照。—直到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于92岁逝世。
以下段落节选自《活出生命的意义》，来自于六禾近期的阅读摘录，发表于公众号“六禾致谦”上。聪明投资者分享给大家，希望这本书对你思考生命的意义有所帮助，祝开卷有益！
生命之意义
我觉得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用概括性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
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
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
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存在之本质
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
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意义疗法试图使患者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使他决定自己为什么负责、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意义疗法师在所有心理治疗师当中最不愿意对患者进行价值评判的原因，因为他绝对不允许患者将评判的责任转移给医生。
因此，要让患者自己决定是否应该将生命的任务解释为应该对社会或自己的良心负责。不过，有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赋予他们的任务，也是监工分派给他们的任务。
意义疗法既非说教亦非祈求，既不是道德劝戒也不是逻辑推理。
用一种形象的方法来比喻就是，治疗师扮演的角色好比眼科专家而不是画家。画家试图向我们表达他自己所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眼科医生试图让我们自己去观察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意义疗法师的作用是拓展患者的视野，使他意识到其生命潜在的所有意义。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将这种构成特点表述为“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
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谓自我实现，绝不是指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人越是追求这个目标，越是容易失去它。换句话说，自我实现可能是自我超越唯一的副产品。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生命的意义总是在变化，但作为意义永远不会消失。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
（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
（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如真善美——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说去爱某个人。第三种需要进一步解释。
苦难之意义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即使面对无可改变的厄运，人们也能找到生命之意义。
那时重要的是，能够见证人类潜能之极致，即人能够将个人的灾难转化为胜利，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之成就。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现实时——比如患了不可治愈的癌症——我们就面临着自我转变的挑战。
我举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一名年迈的、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全科医生向我咨询，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她在两年前去世，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
我怎么才能帮助他呢？我该告诉他些什么？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说别的，而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医生，如果你先她而去，而你太太在你死后还活着，那会怎么样？”
“啊，”他说，“那她可就受苦了，她怎么受得了啊！”
我马上回答：“你看医生，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你替代了她的痛苦——当然，代价是你现在还活着，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他没再说话，摇了摇头，悄然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当然，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治疗，因为，首先，他的抑郁还不能称为病症；其次，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让他的妻子复活。但在那一刻，我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他对待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从此以后，他至少看到了自己痛苦的意义。
这就是意义疗法的要义之一：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为什么甚至准备着去受苦，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痛苦有了意义。
但是，我还要更清楚地进一步阐述：无论如何，遭受痛苦不是寻找意义的必要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遭遇痛苦时，人们也有可能找到意义——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
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论这种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
焦尔森生前是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在一篇意义疗法的论文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心理—卫生哲学强调的是，人应当幸福，而不幸福是调适不当的结果。
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不可避免的不幸之重负由于对不幸感到不幸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她表示希望意义疗法会“有助于抵制美国当代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因为在那里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很难有机会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骄傲，几乎很少有人觉得疾病能使人更加高尚，通常认为它是贬损性的”，以至于“他不仅感到不幸，而且对不幸感到耻辱”。
在某些情况下，人被剥夺了工作或者享受生命的机会，但痛苦的不可避免是永远也不会被排除的。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
换句话说，生命之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之痛苦的潜在意义。
让我回忆一段可能是我在集中营里最深切的体验。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概率不超过二十八分之一，这可以通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得到证明。
我第一本书的手稿（我在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就把它藏在大衣里）能够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因此，我不得不努力地减轻失去自己智力成果的痛苦。而现在看来，集中营的幸存者中似乎没有谁比我活得更长，也没有人的智力成果能够超越我。
因此我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在那种境遇中的生命是否完全没有意义？
我没有注意到自己苦苦寻求的答案已然存于我心，并且不久我就得到了它。当时我上缴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被送往毒气室的囚犯们留下的破烂衣衫。
在那衣衫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页从希伯来祈祷书中撕下来的经文，里面包括犹太经文中最重要的《施玛篇》。除了按照经文的指示行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巧合。
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担忧与绝大多数狱友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能从集中营活着回家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些苦难就都没有意义。”
而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儿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儿就不值得活下去。”
——本文摘自《活出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