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历史上几次对市场的干预，不管是救市或者降温股市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每次做这些事都是高度纠结的，因为这个事不是证监会自己决定得了的事，热也发愁、冷也发愁。”
“今天谈深圳交易所、上海交易所两边都有的经历，证监会成立之前、各有至少一次实际上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这两次干预大家都不清楚，但是两边政府对于这个事其实是比较得意的。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证监会头一次干预的时候，当时开会我在，咱们不说是谁，深圳跟上海没有问题我们操作过，说我们拿出来了几亿，回来了多少亿，市场平稳走回去了，政府也没有赔钱，皆大欢喜。
所以这样的事怎么样判断？
当时要做决定的时候写一个条子给领导，当时我是发行部主任，坐后排不能发言，然后我写一个条子给领导，我说这个叫饮鸩止渴，喝了这个酒就得死。
结果领导跑来跟我说：你不吭声决定就做完了。结果我说了一下，让深圳、上海的两个领导很不高兴，但是后来起作用了，我发现做的方式好了很多。
后面政府每一次要干预我都非常反对……我在全国人大每年提案，修改证券法重要的一条就是想修改证券监管部门没有干预股市的权力，对于股市上下没有义务。“
“在强调不忘初心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停下狂奔的脚步，反思一下我们走过的路程，考虑一下我们的前途。”
“今天的资本市场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革命，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们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以上是曾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中投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高西庆12月12日在由《财经》等联合主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后疫情时代的应对与抉择”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12月19日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30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
经历3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股市从零开始，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那段日子里无数的人曾为此做过很多艰苦卓绝的探索，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努力，高西庆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最早时期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之一。
高西庆，1953年出生，1986年获得了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留在了在华尔街从事律师工作。
回国后他参与创立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曾兼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与建立工作。
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主持了中银国际的全球整合工作。1999年至2003年，高西庆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在12月12日的圆桌会上，高西庆分享了他参与建设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往事，同时他大胆犀利、针砭时弊地说出了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以后应该往领导所要求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向发展。
以下是聪明投资者整理的高西庆发言：
不忘初心
停下狂奔的脚步，考虑一下我们的前途
王波明：西庆你来讲讲你这30年感触最深的事情。
高西庆：这几十年里面股市发展这么快，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没有过。
这样发展正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别的市场都是自下而上发展的，中国是自上而下的，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弄起来的。
所以这可能是很奇怪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我们老祖宗说要不忘初心，马克思说了，“如果必须等待积累让资本增长，那你最后连铁路都没有了。”
马克思当年看铁路就跟今天我们看火箭，飞机是一个道理。
列宁也说了类似的话，说整个美国的资本主义能发展这么快，跟这个（股市）是有巨大关系的。
在这一年里，我们造就了大批的向全世界提供产品服务的企业，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在世界各国买买买的企业家、投资人，横扫名牌店，纸醉金迷的土豪，到处买黄金的中国大妈，然后还有全球最大的“韭菜群体”，前仆后继，1亿多的股民。
我们大概在20年前就有差不多1亿的账户了，但是当时的股民大致没有这么多，有的是重复的。
你看今天也就1亿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群体，可是这个群体不断地被割韭菜，但是又不断地又冲进来。
我们今天要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现任主席讲要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
所以在强调不忘初心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停下狂奔的脚步，反思一下我们走过的路程，考虑一下我们的前途。
在这个道路上，我们设定的初级阶段要分两步走，从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社会。
小平讲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我们当年说起剥削，1个企业雇了8个人往上就是剥削，这是从马克思的理论里找出来的。
所以后来发现中国有3000万家企业平均雇佣人7.1个人，因为你这雇多了你就变成资本家了，麻烦挺大。
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工具
同时我们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王波明：这三十年你感触最深的就是不忘初心？
高西庆：其实不忘初心是我今天不得不提的问题，因为在这30年的过程中我们都在狂奔，哪想起这事啊。
今天我们坐这想一下，你这狂奔是往哪奔？
你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从完全是计划经济逐渐到最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什么意思？
那就是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工具，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认可这一点。
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人发现比这个更为有效的办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古巴共产党人，朝鲜共产党人想了半天，试了好多时间，发现还是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最后一句，一定要说。
恩格斯说，“人类对自然的任何一次征服都伴随着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报复”，
那么我们今天的资本市场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革命，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们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证监会对市场的干预都是高度纠结的
现在干预的方式好了很多
王波明：我觉得股市在这30年中，政府与市场的这个关系一直不太顺，西庆你早期就在证监会，你来评论一下。
高西庆：我是证监会最不受欢迎的人了。
证监会历史上几次对市场的干预，不管是救市或者降温股市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每次做这些事都是高度纠结的。
因为这个事不是证监会自己决定得了的事，热也发愁、冷也发愁。
因为我们政府对于老百姓在一些事情上的反应，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多一些，美国股市掉下来跟美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1987年那一次股市跌成那样，里根总统想关注一下股市，结果就被怼回去了。
然后有人说：你没有权力管股市。所以当天一天跌了20%多，他们也没涨跌停板，都等着跳楼呢。
我们这个机制就稍微有一点问题，老百姓吵得很厉害，这些年我从里到外，当猫又当老鼠几十年，所以对两边的纠结都比较熟悉。
每一次要有所谓的干预事情出现的时候，需要讨论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的观点。
所以每次公开要讨论的时候找我讨论，大家就坐一圈，领导先讲话，各个相关部门的每一个领头发言，然后发言完了领导点评，但是就把我空过去。
我以为该论到我了，然后领导说：好，现在总结，现在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样做，然后说了一大堆要怎么样做，然后西庆你说对吧？
我说对。那不就是谁官大谁说的算嘛。
但是这事回过头来想，后来对这30年的反思，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如果政府完全无作为那之后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没有办法。
所以几次大的事件也罢，什么“519行情”也罢，包括我退休之后，2015年再往后的这几次大危机，因为前面每次危机我都是身在其中，而且最核心的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在那，虽然人家不希望按我的意见去办事。
包括香港股市的那次大跌，然后政府的干预我也在，因为我当时是中银国际的头，很多事情得通过我的手上走出去，但是在这种时候，你要去理解政府在这里面要做的事。
今天谈深圳交易所、上海交易所两边都有的经历，证监会成立之前各有至少一次实际上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这两次干预大家都不清楚，但是两边政府对于这个事其实是比较得意的。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证监会头一次干预的时候，当时开会我在，咱们不说是谁，深圳跟上海没有问题我们操作过，说我们拿出来了几亿，回来了多少亿，市场平稳走回去了，政府也没有赔钱，皆大欢喜。
所以这样的事怎么样判断？
当时要做决定的时候写一个条子给领导，当时我是发行部主任，坐后排不能发言，然后我写一个条子给领导，我说这个叫饮鸩止渴，喝了这个酒就得死。
结果领导跑来跟我说：你不吭声决定就做完了。结果我说了一下，让深圳、上海的两个领导很不高兴，但是后来起作用了，我发现做的方式好了很多。
后面政府每一次要干预我都非常反对，我说即使要做也得有一点层次感，有一点格调，不能吃相那么难看，现在我觉得政府方面、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已经开始越来越小心了。
我在全国人大每年提案，修改证券法重要的一条就是想修改证券监管部门没有干预股市的权力，对于股市上下没有义务。
今天我们中国股市巨大的进步，你看到证券监管部门的领导，不管是易主席也罢还有易主席的领导也罢，说了几句话非常重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不干预就是市场化，你凭什么干预，高了跟低了你着什么急，你让市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要不干预这个。
那市场失灵怎么办？
建制度，你制度弄的好，监管人员最大力量抓坏人叫做零容忍，不要让人家说违法成本比较低，这将来就会慢慢好起来，你让市场有一个时间自己消化。
结果他说不行，中国老百姓不成熟，我们的股民太幼稚。
我说，胡说八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你可以到全世界市场上去看，最活跃的都是中国人，中国的股市已经搞了三十年，韭菜已经割多少代了，留下的人都是人精。
你说这些人要教育吗？我说最需要教育的是监管部门的领导，管这一块人的领导，你把这一块弄好了，不干预了就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