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漫长的季节》热播，亲友群讨论日趋深化，逐渐变成了上数三代，‘我为什么今天在这里’的家族史大交流。
体感，人很少有同情心，农民子弟认为‘再怎么样做过国企工人也比农民强’，干部子弟认为’那时候国企工人比科长待遇还好‘，生意人子弟认为’工人是没发上财，但稳定啊，我父母起早贪黑‘，都没错。但这件事首先在于，国企工人在普遍不到20岁选择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是有隐形合同的，大下岗是单方面撕毁合同。
我父系亲戚全是武钢或者配套工厂职工，98年大下岗，对武汉这种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影响非常长久深远，不足千万人口的城市，一次性下岗十几万人，是什么样的冲击？东北那些城市，一次性三十万人，是什么冲击？
我爸爸是个很爱折腾的人，在有苗头之前已经通过社会招聘离开了国企工人的既定路线，所以我们家幸免于难，但亲友多个在40左右被几万块钱买断工龄，幸运的是当初都分过房，之后就在小饭馆后厨，开摩的之类的谋生，苦等60岁开始的退休金。但其实大厂才等得到，武钢后来涅槃重生，退休金无忧，也有很多配套小厂，就如剧中大娘子的遭遇，当她去社保局开退休证明时，原工作单位破产多年，根本无法证明曾经的工作经历。
我妈妈当年下放回城，是城市招工，该当工人，但她高二下放，有大学梦，为了有余暇考学，放弃工人岗位，当了工厂下设的中学老师（对，中学生教中学生，后面持续补文凭），这个选择在当时很冲动，我外婆颇有微词。国企工人的待遇非常好，上下三代从生管到死，我上子弟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直到高考才离开那个体系，所有同学是父母同事的孩子，所有爷爷奶奶在子弟医院看病，人人认识人人，过年过节米面油肉蛋奶好水果，几十斤的发，小时候印象很深，大家一起取这个亲戚单位帮忙搬，然后再去那个亲戚单位帮忙搬，因为自己都拿不回来。
大厦倾颓哗啦啦，国企和私企外企很大的不同在于，信息极度不对称。这两年杭州互联网企业裁员也厉害，但员工通常在一年以前，就能从日常业务中，从新的处罚新闻中感受到打击的到来，从某些先知先觉者的跳槽中知道水即将变冷。国企不是的，能上不能下是多年弊病，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员工完全无感，忽然之间三千块工资变成五百，下一次职工大会就是宣布名单。
我妈在95年前后拿过两三年五百块的月工资，然后学校从工厂剥离，归入教育局体系，从此成为事业单位，待遇有保障。那时候我爸已经拿五六千甚至上万一个月的稳定工资了，所以对家庭财务没有太大影响，更多是个人的失落感。
我是学经济的，毕业后在AMC，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四大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就是国企大厂还不起的债。我第一次作为债权人代表上法院执行庭才21岁，身后站着两个法警，不是盯债务人，是盯我。债务人，国企大厂的书记拍桌子骂我：我们是国家的企业，你们是国家的银行，你凭什么问我要债？
我真的没有什么凭借，那时候连《破产法》都还没有，所有人都觉得，大锅饭，你们银行好多事。法院这么认为，当地警察这么认为，我们去讨债，反而身家有点危险……
多年以后在另一家银行，贵州省某副省级干部拍桌子说一样的话，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骂回去，因为你不还钱违法！
这是我认为大下岗最悲剧的点，这场撕扯里的所有人，工人/厂长/银行/法院/警察，我们都是体制内。
客观地说，站在国家/企业的角度，大下岗是对的，没有这个，就没有2000年后各大央企上市的涅槃重生，它们都涨过十倍二十倍，甚至有些成为全球龙头，企业是需要剥离冗员的，真正在那个冬天遭受损失的家庭，也并不多。很多城市本来就没有什么工业企业，很多城市像武汉一样，后期其他产业发展起来，能容纳一些下岗工人。这么多年我遇到为这件事耿耿于怀的，东北几个工业城市（很多东北人都无感），重庆（很多三线工厂），武汉（武钢/武重），攀枝花（攀钢占比太高）……在全国，这是少数人，也许只有1%吧。
为什么这部戏，非典型悬疑，节奏缓慢，很文艺的一个片儿，能火成这样？跟狂飙各方面相反，但数据仅次于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