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期研究遗留疑点
对康得新虚增119亿利润的案件，我之前写了两篇文章，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反复推演，但仍然有许多疑点我不能解释，我的疑问有以下两个：
1、如果按照15---18年虚增利润119亿计算，那在这四年会计做虚增账目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营业收入的配套虚增，因为营业收入是利润的根源，而净利润率则是调节器，如果要以20%左右的净利润率为基准，那需要虚增600亿营业收入，方能虚增119亿净利润，同时，由于虚增营业收入，在合法交税的前提下，操作者还需要慎重考虑公司税收的负担。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尤其是连续四年虚增造假，账面前后的关联衔接极其困难。要知道，公司的年报不仅仅是面对普通的股民，而是要通过专业审计机构的审查，还有地方证监局，证监会的专业会计师的年度审核，所以，要想瞒天过海，实属不易。康得新的财务部门又是如何做到如此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呢？虚增119亿利润，600亿营收，跨度四年，而且不露丁点破绽，这简直是“伟大”的会计工程，财务总监王瑜每年174万薪金，实不为过也。
2、深交所以大股东占用资金122亿提出质疑，而证监会也是以此进行立案调查。而7月5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康得新虚增119亿利润。这两个数据，“119”和“122”，为何如此接近，就差两个季度的利息呢？19年一季度公司明确表示，收到的1.4亿利息正是这122亿北京银行存款的利息。这两者又有何种关联？
二、再读公告惊现破绽
以上两个问题我们无法解释，但当我再一次反复研读证监会的公告时，我发现我出现重大疏忽，大家看一下文字：
1、“张丽雄作为康得新时任资金部主管，负责上市公司资金日常管理。在控股股 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行为中，张丽雄收到钟玉的资金划拨指令后安排 人员办理资金划拨事宜，负责违法行为的具体执行；”
2、“在虚增利润总额行为中，张 丽雄会同财务总监王瑜按照钟玉提出的虚假业绩指标要求负责具体组织和执行。”
从以上两段文字中，是我之前没有认真琢磨的，现在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
1、钟玉（董事长）、王瑜（财务总监，也就是做账会计）、张丽雄（资金部主管，也就出纳）。按照财务手续，这三个人基本上就可操纵一个法人单位的一切资金运行。是康得新公司超越董事会的核心之核心。是一根绳上的三只蚂蚱，是铁到不能再铁的哥们，其关系比之“刘关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一切答案应该从此三人身上寻找。
2、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操作上，钟王张三人操作已经足够，无需旁人帮助，痕迹也非常明显，公司资金账面和银行账面都有流水。一查便知。
3、而在虚增利润总额的操作上，王张按照钟指令的业绩虚增指标做账，这也是可行的，但是，这项工作与上面划拨资金的工作却有不同，他们需要许多的基层数据，集团层面的财务账可以做，也可以虚增，可以造假，但这些散布在各个子公司的原始数据如果要虚增造假，必须有许多中层进行配合，显然，这是行不通的，泄露违法违规行为的风险太大，破绽也会非常明显，这就是钟王张的“软肋”。
三、翻盘疑案举手之劳
在前面我们分析到：“他们需要许多的基层数据，集团层面的财务账可以做，也可以虚增，可以造假，但这些散布在各个子公司的原始数据如果要虚增造假，必须有许多中层进行配合，”现在我们逐渐的清楚了，钟玉这个魔头刀枪不入的“命门”在何处。
1、证监会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深入到哪个层面？
我们无法接触调查小组的案卷，但我们从调查结论公告的处罚人员的职务，可以断定，证监会调查小组的调查只到集团公司财务报表和董事会这个层面。我们看处罚原文：
“对《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 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钟玉、徐曙、闫桂 新、王瑜、包冠乾、吕晓金、王栋晗、那宝立、吴炎、邵明圆、钟凯、刘劲松、 隋国军、单润泽、苏中锋、张艳红、杜文静。 在董事会审议《2018 年年度报告》时投赞成票的董事为：肖鹏、侯向京、 纪福星、余瑶、张述华、杨光裕；在董事会审议《2018 年年度报告》时投弃权 票的董事为：陈东；在监事会审议《2018 年年度报告》时投赞成票的监事为： 张宛东、高天、周桂芬；对《2018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的高级管理 人员为：王瑜、杜文静。 ”
而张丽雄是特例，是唯一与年读报表无关的人员。这里面也没有出现子公司中层高管。
这里我们是否可以作一个推论：证监会调查小组，在不到六个月的调查时间中，并没有把调查工作深入到集团各个子公司的层面，并没有调取、审核基层的各种出入库数据，也没有就虚增收入中牵涉到的购销合同，客户进行走访取证，注意，涉案时间是从14---18年，也就是说，对这5年的一应基层数据都没有调查取证。
我们从上市公司年报年审时间作一个估算，年报一般是次年的4月底出来，也就是说，年报审计机构对年报审计的时间最少是4个月，证监会公布了14---18年的康得新年报调查意见，按照年审会计师的工作程序和准确度，如果调查小组需要真正弄清楚康得新的问题，时间上应该是20个月，而现在调查小组只花了5个月。
以上分析，我们得知，证监会调查小组无论是从调查时间还是调查的层面，都是不够的。我们无法判断调查小组成员在工作中是否有不轨行为，但这么短的时间，处罚只到董事会年报的层面，那最终结论是否准确合理，那就令人难于信服了。
2、康得新的这几组数据是否需要再次核实？
（1）公司用电量
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康得新公司近几年的用电量数据如下：
2013 年，月耗电 300万度
2014 年，月耗电400万度，
2015 年，月耗电500万度，
2016 年，月耗电700万度，
2017 年，月耗电900万度，
2018年，月耗电 800万度
2019 年，月耗电500万度。
（2）公司产品生产量
2014年，预涂膜： 51,112.04吨；光学膜：15,019.67万平米；
2015年，预涂膜： 45,976.24吨；光学膜：20,731.55万平米；
2016年，预涂膜： 57,482.55吨；光学膜： 21,217.98万平米；
2017年，预涂膜： 40,134.26吨；光学膜： 23,381.15万平米；
2018年，预涂膜：35,479.23吨；光学膜：27,538.94万平米；
（3）公司产品销售量
2014年，预涂膜：49,937.18吨；光学膜：14,480.05万平米；
2015年，预涂膜：45,357.85吨；光学膜： 20,445.31万平米；（本期光学膜全面达产，产能继续释放，产能利用率较2014年提高，产销存较2014年有所增长）。
2016年，预涂膜：56,720.37吨；光学膜： 20,827.26万平米；
2017年，预涂膜：50,802.79吨；光学膜： 23,793.86万平米；
2018年，预涂膜：40,655.51吨；光学膜： 24,217.03万平米。
以上几组数据只是康得新年报中的年度综合数据，这些数据如果从年报层面核查，我们无法说明财务部门的造假或造假程度，但如果把调查对象下沉到各个子公司的生产车间、销售部门和相关的中层管理人员，从那里寻找基础数据，那真相就大白了。
尤其是对14年和15年的数据比较看，生产、销售、用电量都非常正常，调查小组也确认14年利润近10亿的正常，而15年却突然亏损9.81亿呢？
3、财务总监王瑜和资金主管张丽雄的证词是否作假证？
（1）、如果从王张与钟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关系看，王张作假证是顺理成章的；
（2）、王张的作假证把钟玉侵占上市公司122亿资金变成大股东与康得新的关联交易，并且从上市公司的四年亏损中，冲抵了119亿，从这个角度分析，王张具备了作假证的动机；而证监会的对二人分别处于30万元的罚款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他们事后从钟手里分得的赃款，足够他们全家吃100年，还用得着你“禁入”？
（3）、王张可以在集团公司层面制造假账，难道他们还能够做基层车间的出入库假账？要知道，那些员工都是参加了员工持股计划的，300多名中层员工，他们是与股民一条心，如果事前发现公司在造假，他们还会贷款买公司股票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穷人投资也会是很谨慎的。因此，员工不会承认15---18年的利润是假的，因为每一寸膜都是从他们手中出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假不了。
那最终的结论就是：钟仍然在辞去董事长以后，操纵王张，向证监会的调查小组作虚增四年利润的假证，以达到瞒天过海，冲抵122亿侵占资金的目的。这点我们公司回复深交所的问询函公告中也早有迹象，21亿应收款出现“异动”，人员离职和失联导致各种数据无法核查，排查工作中，相关人员不配合等等，这些都是钟玉整体阴谋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翻案并非难事，只要监管层答应对康得新虚增119亿利润的案件进行第二次调查，只要调查小组把调查的触角深入到各个子公司的基层，只要发动中层员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讲真话，出示真实的数据，那翻案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