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阅读了复旦出版社的《潜规则》一书。作者是知名的作家、历史学者吴思。此书不是讲娱乐圈的，而是讲隐藏在古代社会明文规则之下，却更多被人们认可和使用的潜规则。这些规则支撑了庞大的官僚体系，推动古代社会滚滚向前。现记录如下：
一、权力阶层和普通人的关系
合法伤害权
有些权力阶层看似很贫穷，却拥有合法伤害权，可以随时转换为钱的。面对这种权力阶层，聪明人的做法经常是：“我们承认你们能伤害我，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此计提一笔固定的“税”别了事。
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维护该项权力是不容退让的。比如书中提到有人问狱卒为什么要非得这样折磨犯人，和他们又没有深仇大恨，这不是不积德吗？狱卒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不这样做，别人会心存侥幸的。
对于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人，本身也是很麻烦的，各种利益阶层腻上他们。如果这时什么都不反抗，直接顺理成章变成利益阶层，近期风险是小的，虽然远期风险看不清的。但如果直接翻脸不认人，则近期的风险极大，比如这些利益阶层可能是通过亲戚朋友接触过来的，翻脸不认人相当于不认亲戚了。于是，贪赃枉法的成本很低，拒绝贿赂的成本却很高。
都是聪明人
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古代官员可以危害四方那么久，百姓是为什么不上报中央。实际上，官员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是聪明人，认清了局势的。
对于百姓而言，古时候，为了地方官员的乱收费行为而用几个月跑几千公里去告状，显然是投产比低的事情。告状路上要花的钱，打发一辈子的乱收费也有富余，告状必然是亏本的买卖。其次对于贪官污吏而言，枪打出头鸟是必须的。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出头鸟极可能赔上行命。最后，根据统计规律，即使赔上所有，百姓的成功概率也不过1-2%。
二重纳税
古代的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二重的不公平。第一重不公平是权力阶层会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第二重不公平是老百姓就已经纳过税了，可找有关部门办事时，还要额外掏钱，相当于二重税。书中有两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是驿站的马匹草料，二是海上匪寇。
案例一中，各国驿站的马匹草料是就近居民缴纳的。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官方经常大秤不准，导致居民要缴纳更多，这还不算完，居民缴纳时，还需要额外向有关部门支出一笔交纳费，不然对方还不收——至于无法缴纳的结局，按当时律法来说是很严重的。
案例二中，当时宁波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就是清朝水师的失职，整天吃饱了睡，政府已经通过税收养好他们了。遗憾的是，最后是渔民和商人自掏腰包，给了很大一笔钱，水师才出海剿匪。
书中认为二重纳税在中国被广泛认可和默许。还提到了建国初期要装电话，需要先交上一笔天价的五千元安装费，这还不算完，最后装时还非得给师傅塞上几百的安装费，对方才愿意。
二、权力阶层本身的处境
清官难算经济账
书中用案例和数据表明，在古代时当清官，经济账是很难算的过来的。
比如明朝县太爷的月薪，相当于2000年时的1300元人民币，年收入也就1万多，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十四万。可为上任期初，了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考满朝觐就要花掉二十到八十万。从制度设计来看，当时的制度就是倒逼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从经济上来讲必然时失败者。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还有道德操守，不能只算经济账。道德操守肯定是有效的，但权力阶层不可能一直为爱发电的。海瑞的例子就说明了道德的有效性，但同时其罕见，也说明了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
稀缺的恶棍不稀缺
本书还有效解决了一个困惑——为什么在日常生活的常识了里，纯粹的恶棍和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可皇上派到地方去的全是恶棍呢？
在清末时，那会儿税负还很低，有个村庄里精英很多，因此当上面来要税收时，往往精英们就直接垫了，减少了村民的支出。后来军阀混战，上面逼迫村里的经营决策阶层向村民收重税。这时，不愿意欺负村民，却又垫不起这笔钱的精英们就离开了这个村庄，而这些职位被乐意于干这些事儿，更乐意于从中捞油水的人顶了上来。换言之，虽然恶棍稀缺，但由于恶政的存在，稀缺的恶棍都被选出来了，因此也就显得没那么稀缺了。
这个道理是，一个变质的王朝，服务性越来越弱、剥削性越来越强的王朝，自然也需要变质的权力阶层，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请走人。
自动摆平违规者
在古代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不常见。根据作者的研究，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一方要擅自涨价或压价，意味着原本依靠伤害权或造福权形成的纳什均衡要被打破。除非双方/多方的伤害权或造福权发生显著变化，否则潜规则不会被随意修改和违背。
比如明朝就罕见地出现了一起县令越级举报钦差大臣的例子。当时有个钦差去到当地调研，吃喝赌X样样爽了个遍，县令都忍了（毕竟这属于当时的潜规则），好吃好喝伺候着。后来钦差回到中央，还用县令的一件旧事把他给告了。县令忍无可忍，终于以命相搏进行控告。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并不是县令违规或者多高尚，而是钦差和县令的伤害权都没发生显著变化情况下，系统天然就会推动另外一方去维护潜规则的尊严，惩罚违规者。
这个潜规则系统均衡逻辑是：权力阶层的利益总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如果大家的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差不多，那么利益就会趋于平均。但大多数情况下，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能力都会更强一些，自然也会分的更多的利益。并且出现有打破均衡者时，系统都会对其处以重罚。
三、制度系统本身
论资排辈可能是最优解
在古代官场中，选任官员往往有两重逻辑：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底层是找关系走后门，二者界限是如此的模糊，导致胡搅蛮缠，内耗严重，更是说不清道不明。
经过多轮迭代后，大家发现论资排辈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下，各方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规则也最清晰，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方法。一来人都会老，大家都能接受；二来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兄师姐，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三来相同资格和辈分的人通过抓阄形式决定，而在古代天意和命运是人人尊重的，根本无法反对。
正义的边界总在变化
书中例举了类似案件在不同朝代，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判罚变化，并认为随着时间的增加，行为边界（可认为是法律）总是朝着有利于权力阶层（朝着权力阶层的主观能动性）的方向移动的。这句话老东认为可以粗俗一点理解，就是权力阶层（特别是顶层）达成共识方向的变化，规范行为的边界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变化。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和实际移动的区别。
法律是名义的边界，改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即“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
行动是实际边界，书中举了海瑞最后一次出山的例子，他通过对只是因为违反纪律吃喝玩乐的官员，处以了非常严酷的杖则（超出实际法律要求），在新法还没跟上之前，树立典型，形成方向性的行动指导。
献出自己以示忠诚
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就在献殷勤，可领导怎么那么喜欢。
按理说，领导到了那个位置，不应该智商情商比我们还低。书中用晏子治理东阿的例子，充分向读者展示了谄媚的价值——领导并非看不到，反而是看到位及人臣的下属都愿意以出卖自己的尊严和形象为抵押物，因此领导认为这样的下属是值得信任的。即，上边乐于看到下属的媚。
因此，在古时候，最开始的权力阶层不欺下不媚上，努力当好父母官。可能坚持到最后的是少数。更多而的人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压力。一方面，上边想要深处中间的权力阶层媚，暗示他们媚，以此赋予信任；另一方面，要媚就免不了要上贡，而同时下边的积极分子（通常是地头蛇）总会有人提供可靠的欺压百姓的方式，以此解决上贡的来源。
由此可见，有如此容易的欺下方式，向上又如此需要谄媚，渐渐的，更多的人选择了采取欺下媚上的生存策略，而放弃了以高道德要求自己。毕竟如果采用后者，不仅要和给予你机会的地头蛇作对，更要和顶上的更高权力阶层作对（无法有效谄媚），太难了。
税的最大化大于税率最大化
书中讲了崇祯早期的执政思路，即采用了一种相对直线的方式：想要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乃至第七八十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似乎也开始平息了。但很快，这种方式的拐点便到来了。
突然一夜之间，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偏偏这时候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加入反叛就越多，贼也越来越活跃。百姓最后全投了贼，也就无饷可筹了。
这个道理是，加税的尺度要拿捏得十分精准，需要深入得研究，否则可能短期通过加税获得了很大的税收，但实际上却让国家的税基变小了，导致税反而不是最大化的。此外，此举还会打击老百姓的积极性，因此需要慎之又慎。
四、结语
《潜规则》一书向我们展现了隐藏在冠冕堂皇的制度、政法、道德之下，中国古代普遍共识却又不说破的潜在社会规则。较之白纸黑字写在文件中的规则，这些规则更大程度地推动了历代王朝发展。老东将作者最后的概括，用大白话翻译如下：
①该规则是人们私下共识的行为约束。
②该规则按当事各方的造福或伤害能力，在社会互动中自发形成，能使冲突最小。
③因为是共识性约束，越界必遭到系统的反噬，这更强化了共识
④该规则通常背离正义观念，但以隐蔽的形式长期存在。
⑤交互双方背后，通常有更高的权力代表的意志，却也是隐蔽存在的。
⑥更高的权力代表凭借将规则替换为潜规则，获取正式规则不能提供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