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下午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刘元春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zyzzj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收集了一下刘教授最近的观点
刘元春：房地产税可能在一个房地产行业比较高涨的时候推出是比较好的。目前很多人可能对房地产的短期冲击过度重视，从而产生房地产短期变化绑架政府战略。房地产税说了很多年，我们”十三五”就谈就提出来了，并且很早就已经开始在重庆、上海试点了。已经试了点了，也没有见这些两个城市发生什么系统性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事关百姓生计、国民经济的（政策），一定要加强它的知识普及和宣传，而不能够简单化地当一个短期宏观政策来推出。本来是个长期战略，你非得把它作为一个攻坚战、阻击战来打，这都是战术上的失败。
「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什么信号】宏观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说，在前期整顿平台经济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旗帜鲜明的提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意味着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是第一要义，驳斥了很多人对前期平台经济整顿的一些错误解读。
【求解稳就业 需要非常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就业是今年稳增长和稳民生的一个核心焦点，也是考验我们政策是否到位的一个核心指标，所以说这里面就需要我们要采取稳就业的一些非常规的手段。①我们必须要稳市场主体，特别是通过对疫情冲击比较大的这些行业，中小微企业，特殊人群进行疫情补贴，保证这些市场主体不破产，甚至扩大一些雇佣，这是很重要的。②通过我们的一些增量政策的工具，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尤其是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力度，那么这里面不排除我们通过一些大型的工程启动，启动以工代赈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所出现的一些就业难题，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③除了常规的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我们还需要出台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在疫情救助，在大型工程增量这方面做足文章。
【鲜少露面的“稳物价”有着怎样的出场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大宗商品整体性的上扬，这个上扬一个是关系到能源，第二个关系到食品，还有一个关系到很多基础性的一些大宗商品，这个对于国计民生影响非常之大。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欧美本身的通货膨胀，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已经逼近6%。这样的物价水平的上扬，必定会通过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来进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所以较以往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传递，同时还有一个需求拉动的传递。第三个通过我们前期疫情防控中间我们也会看到，对于我们的一些基础产品的供应链、产业链、销售链产生冲击，而这些冲击往往也会在物价上面出现一些短期的变化。这几大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使我们未来的价格压力持续抬头，同时在某些区域也会出现对于人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一个干扰。所以这是我们稳物价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上海疫情」刘元春：在特殊时期，对政府的定位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思考】4月26日，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主论坛于线上播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疫情下的板块思考# 刘元春在演讲中表示，在特殊时期，对政府的定位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思考。
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场经济大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哲学的调整，会导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出现一些系统的变化。
市场实际上就像一个钟摆，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从自由主义向干预主义进行摇摆。一旦这个危机结束，经济哲学理念又会向政府干预这个方向来进行变化。
但从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这种状态。我们对于政府的这些思考，对于市场功能的这种思考，与以往可能发生了很大的一种变化。
刘元春强调，这一轮政府哲学的这种转变，比上几轮的政府哲学定位的思考要更为深刻。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长期停滞出现之后，不是简单的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进行简单的摇摆，而是对于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共识进行全面的否定，同时对应凯恩斯干预主义也提出了大量的挑战。
有机构因疫情等因素下调了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你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刘元春：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特别是还要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主基调是“以稳为主”。什么是真正的“稳”？必须要破题，一个核心抓手就是就业，需要根据稳定就业的目标，匹配相关的政策、战略。现在GDP每新增一个百分点，带来的新增就业是180万左右，因此我们的团队提出5.5％左右的增速目标，也是基于“稳就业”的政策要求，同时也是基于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判断。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而增长速度目标的设定，依然是很重要的引导举措。当然，是否会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公布今年具体的增长目标，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还是应该明确地进行区间调控。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也提到，今年经济增长面临大量不确定性。如何看待疫情常态化之后对经济的影响？
刘元春：疫情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一是疫情在全世界流行的模式会不会发生急剧的演变；二是各国政策调整之后，会不会对中国产生一个强烈的挤兑效应；三是全球疫情会不会区域化。
只要疫情没有完全消退，就会有对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的可能。因此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也是以对疫情发展的一些判断作为前提，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疫情形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西方经济体从去年开始逐步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也将在今年缩表加息，但是中国货币政策在逐渐步入较为宽松的环境。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刘元春：首先，中国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不一致，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现象，世界各国经济震荡的周期都是不一致的。
其次，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剧烈冲击，要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理解。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逆转，导致全球资本流动变化，以往都会急剧地流向美国，但是从目前来看，一方面是向美国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就是向另外一个经济稳定的中心，也就是中国进行转移。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多面性，而非单一性的。
再次，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的独立性。其实观察以往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就会发现中国的调整周期和美国相比都有很大差别，中国具有很好的独立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政策空间跟欧美的政策空间也完全不一样。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宜过度机械地进行一些线性思考，而是要根据目前世界的格局，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式，全球产业链、贸易链、价值链传递出的一些新规律，进行更精确的研判。目前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中国货币政策依然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空间，而不是完全被美国货币政策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