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 作者范勃先生@有智思有财
～～～储蓄本身并不造成经济危机，没有恰当的财富保有的形式，或争相改变财富的保有方式，才是造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各生产要素中的个体依其产出率（价值）参与分工和生产，整体却依其稀缺性（价格）对产出品进行分配。正是这个物以稀为贵和价高者得的市场法则下的价值悖论，打造出效率与公平的双刃剑。□
我国的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一项倍受争议的政策。但它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与货币政策相结合。政府是一个天然的城市土地的管理者。土地财政是政府对土地的经营，如果运用得当，不仅是对税收的替代和补充，更可以形成货币投放的通道，成为提升国民财富的最有效的手段。
在市场与政府的分工中，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工作，绝大部分属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其中基础设施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基础设施的提供与土地的捆绑度极高。这就决定了，土地的经营 ，政府必须参与。此外，货币也是一种公共物品，高基货币中债务性货币需求的部分理应由政府提供。但政府所提供的债务性货币需求的数量，只能根据经济的实际需求，也就是储蓄的实际情况决定，而不是依赖权威专家们的精心计划而实施。这就要求政府的货币投放具有反周期性，必须随着剩余的储蓄的数量而调整。故而政府不仅要在债务性货币需求不足时，积极地充当安全债务人，并且要在债务性货币需求充足时，主动退出，也就是偿还债务。
理论上一切公共的设施都是由全民共同享有的，但是在“物”的社会中，所有免费提供的公共设施，它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以及各种人类感知上的效用，这种价值，都会体现在私有物权之中。 这种体现往往是通过这种公共价值的易得性进行传导的（比如公路的便利对汽车效用的提升；再比如公园、便利的交通、学校、医疗、安保等公共城市配套设施，对周边土地价值的提升。）在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价值传导的模式下，政府借城市建设投放货币，借土地拍卖回笼货币的模式如果能够和货币政策相结合，不仅合理，而且效率极高。
拆迁也可以成为政府提供债务性货币需求并投放货币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不景气时，由政府发债获取资金，成立土地储备基金用于拆迁，央行购买国债保证收益率曲线的同时，实现高基货币的投放。中国素来有着破家值万贯的传统，耐用消费品更新周期过长，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拆迁资金可以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其效果虽然不及财政对工业品的订单更直接，但作为货币投放的补充，同样有着很好的效果。更重要的一点，通过拆迁投放的货币，获取了土地，为经济过热时回笼货币，提供了储备品。这是普通工业或基础设施订单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但这就要求，拆迁-回笼的节奏首先要反周期，其次频率不可过高，否则不仅不能达到货币投放与回笼的效果，反而直接参与并促进了土地的炒作。
如果政府把土地财政孤立于货币政策、高基货币和宏观经济之外，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强势的借贷主体，这不仅是对政府信用和土地这一重要抵押物的双重浪费，并且由于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和自身能力所限决定了，土地作为商业银行抵押物进入货币投放体系，不仅无法做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相反必然在土地价格上涨时，自我膨胀，投放货币；土地价格下跌时，全面收缩，回笼货币，形成助涨助跌。土地财政与商业银行结合的结果，不仅无法形成高信用度的高基货币，反而会被商业银行拉低自身的信用。这样就会出现在经济繁荣，债务性货币需求充足时，选择排挤来自市场的投资与消费，却在经济萧条，债务性货币需求不足时，力求平衡自身预算，偿还商业银行债务的现象。这一现象在美国的大萧条时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拆迁周期足够长，规模足够大才能实现完善的城市规划。然而旧有的拆迁模式，由于没有和高基货币投放相结合，不仅宝贵的政府信用被白白浪费，而且出于偿债压力，导致政府频繁举债偿债，疲于奔命。于是，土地开发只能点状进行，既缺乏效率，又缺少规划及合理性。由于政府反复、多次征地拆迁，经年日久，断点处原住民极易形成拒迁户，从而出现拆迁难的问题。这种挤牙膏式的开发方式，甚至会导致大量城中村的出现。
尽管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因此在拆迁问题上要比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出于对公民权利的考虑，拒迁户一直是拆迁工作的一个巨大的困扰。要求所有的国民对拆迁补偿报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是不现实的，基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合理预期并不存在），科斯定律在拆迁问题上，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时地方政府往往把拆迁这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给购买土地的一方，由此不仅进一步增加了纠纷，并且当政府把疏散城市中心密集人口所带来的成本迅速转嫁给开发商的时候，就会产生面粉比面包贵的现象。出于利润的驱动，开发商必然以快速提高房屋销售价格的办法，去消化这一成本。这就增加了下一阶段拆迁的难度。这种高频率小规模的操作必然在短期内反复推高房价。
产生拒迁户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中心区功能没有被合理替代。大城市由于交通的发达，就业机会及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等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人口越来越向市中心聚集。在一个大的优胜劣汰的选择之中，大城市越来越拥挤，房价、物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远离大城市周边的农村越来越萧条，城乡差距不断加大，这是工业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每个试图有所作为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在大城市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由此使得大城市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一些能力并不逊色的年轻人，终因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被淘汰。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家乡的萧条，一边是无法融入这大城市的繁华，社会问题逐渐显现。毫无疑问，退出城市中心区域的代价越高，城市中心区拆迁的难度就越大。当城市对这个区域赋予了过多的功能之后，会形成一个高于土地承接者能够承受的土地价格；当政府把这部分过高的土地成本完全转嫁给土地的承接者时，为了分摊这个成本，就只能进一步在这个区域叠加新的功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城市功能和人口的反复密集，不仅造成人口密度过大，也必然使地价不断被推高。这种以短期盈利为目的的拆迁，遭到原住民的抵制，也在情理之中。这不仅使土地拆迁、流转、重新建设带来巨大的困难，建设完成后也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拥堵。当我们把大城市核心区土地的繁杂的功能，以拆迁的形式排挤出去，却又迅速地以原地重建的形式加倍虹吸回来时，无疑只会不断加重故有中心城区的负担，不仅极其不利于城市的升级更新，对城市规模也会造成巨大的束缚。这种短期逐利的行为，不应该是政府所为。
相反如果能够把拆迁与货币政策、货币投放相结合，以建设城市中心公园为目的进行中心城区的拆迁，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优化。以公园的形式在市中心建立大规模土地储备作为拆迁方式，就不会出现许多社区大楼商务区全部建成后，在关键部位仍旧存在拒迁户的问题，不会出现道路施工，仅仅因为一个拒迁户久久不能通车的问题。在土地的使用上，政府将获得更广泛的选择余地，城市规划可以根据拆迁工作的完成情况，更加灵活地调整方案。大量的土地储备，一块封存的土地，一个城市中心的公园，并不会因为一两个拒迁户的存在而产生过多的影响。当拒迁户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会提出极其不合理的要求。即使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使个别拆迁户不肯迁移，也不会影响他们与新的环境的融合。并且因为不必急于通过被征收的市中心的土地收回成本，也就不会反复频繁操作，反而抑制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同时，巨额的货币投放能力本就是一个国家主权货币得以确立的根本，并且是反周期调整的手段。有针对性地把货币投放，用于改造各大核心城市功能区的方案，远比货币政策漫无目的地在直升机上撒钱高效。并且如果我们把市中心的土地以公园的形式储备起来，那些从城市中心被排挤出去的功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然地把它们转移到原有城市的周边，从而带动一系列的投资及消费行为，既摊低了土地的整体价格，又充实了原有大城市周边土地的价值。只有这样的货币投放，才能形成凯恩斯所讲的投资诱导，和投资的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