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和疫情双重夹击下的中国经济出路
文/@有智思有财 《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 范勃，范拓著
当中美贸易战短暂的偃旗息鼓之时，一场出人意料的疫情再次考问了现有全球经济格局。如今不仅特朗普动辄叫嚣要把一些产业迁回美国，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表示了对海外供应链依赖引发的担忧，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述极具代表性。他宣称，“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这种对全球供应链及分销网络的怀疑催生出的反全球化，反市场化的意向，在疫情中必然不断发酵、萌动，最终会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形成联动。这不仅为中美之间刚刚达成的贸易协议蒙上阴影，势必加快特朗普所谓制造业回归的脚步，还严重影响到了各国联手抗击疫情中的合作。一些西方政客似乎完全无视了一个现实，此时此刻，新冠病毒才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全力以赴应对疫情威胁，保证全球物资供应的时候，美国的政客们一边对真正的侵略者——新冠病毒采取绥靖政策，一边却继续把矛头对准中国。
“口罩无用论”掩盖下的绥靖政策
疫情爆发之前，恐怕谁都不会想到，口罩这么一个极为普通的商品会成为动摇对全球供应链信心的最后一棵稻草。中国自疫情爆发以来，便采取了全民口罩的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而中国的口罩产量更是由疫情初起时的800万只每天，迅速上升到目前的1.2亿只每天。此外日本、韩国也都大幅提升了口罩产量。反观西方国家，由于疫情来得太突然，使口罩这种并非家庭常备品的商品需求量激增，而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结构上，大多已经不具备迅速完成口罩产业链构建的条件，因此没有口罩，确实不是他们的错。然而政客们选择放弃全球化贸易手段，转而欺骗民众说，新冠其实只是流感，口罩不能起到防护作用，所以民众应该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就有些荒唐了。这是什么逻辑？因为不够用，所以没有用？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而这样欺骗民众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恶果，就是使产业链上原本具有扩产能力的那些企业，误以为美国等国家真的不需要口罩，因而减缓了口罩扩产的步伐。口罩，原本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只要疫情过去，现在扩产的口罩企业，都必然面临产能严重过剩和美国重征关税所带来的巨大亏损，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需求方口口声声说不需要，生产方却要冒着未来被征重税和巨大亏损的风险去扩产，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项完全无法达成的任务。
华尔街文摘不久前发布一份研报称：“口罩可减少感染几率10-20倍。”尽管我们无法量化地去评价这份报告究竟是夸大其辞，还是低估了口罩的作用，但很明显，口罩对病毒传播的阻断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并不难理解。然而仍旧有许多人选择拒绝口罩，一味地迷信那些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和呼吸机制造能力，却认不清这场战疫的逻辑：检测和隔离的速度，能否追上病毒的传播速度！医疗能力固然重要，然而一旦检测和隔离速度（更不要说与之相比慢了许多的治疗速度！）追不上传染速度，疫情就失控了。在新冠病毒如此高效的传播能力面前，只有口罩能够使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主动加入到抑制病毒传播的战斗中来，从而缓解医疗资源的压力。如果不用口罩有效地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再优秀的医疗资源，再多的呼吸机，区别也仅仅是被碾碎的时间早晚而已。
大敌当前，美国一些政客却忙于一味抹黑中国，宣扬把供应链放在中国的威胁，然而对真正的侵略者——病毒却选择了无视，选择了绥靖，迟迟不肯采取隔离、检测，至今不肯承认口罩的作用。以美国的医学水平，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只不过是不肯因为一场小小的“流感”而放弃对中国制造、中国方案的抵触而已。事实即将证明，这一选择将是灾难性的。这种宁要资本主义的“集体免疫”，也不会接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罩的逻辑，一旦达到偏执的程度将严重干扰正常思维能力。《纽约时报》报导，特朗普政府的高级贸易官员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滑稽地宣称，“美国将反对中国把为美方提供物资变成宣传资本、以提升自己在国内外形象的任何努力。” 开什么玩笑呀？中国有什么“国内外形象”呀？在你们眼里，中国人不就是一群乞丐吗？“别以为给我们高贵的美国人几个口罩，我们就能看得起你们这群要饭的！”在他们眼里，宁可饱受新冠病毒的威胁，也不能容忍他们自己臆想出的，中国制造业的哪怕一丝丝的“提升形象的努力”。此时此刻，美国政客优先想到的居然是，送我们口罩可以，借机打广告不行！面对凶猛的疫情，究竟谁是负责任的，谁是不负责任的，用得着宣传吗？真当别人眼都是瞎的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在亚洲，无论是儒家文化国家还是威权主义国家，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一选择，即选择安全而非自由。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民主国家，要人们在自由和安全之间作一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现实情况是，这两者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获得的。在意大利，人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封城封国，另一方面是封城封国形同虚设，人民照样不戴口罩，照常生活。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
是的，我们确实搞不明白，如今的口罩，还需要打广告吗？更令我们费解和困惑的是，戴个口罩怎么就能上升到反民主，反自由的高度？我们只看到，正是这种傲慢和偏见，为西方绥靖政策提供了土壤，给了病毒提供了可乘之机。以全民感染为代价的所谓群体免疫，真的是这个世界可以承受的吗？政客们打着“民主”旗号的这种民粹主义做法，是对全体民众的误导和不负责任。这样的政策后果，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展现。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反全球化，反市场化的力量日益强大
谁也无权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悲剧。二战结束后，全世界人民开始携手合作，开启了世界经济空前的一轮高速发展。美国及美元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曾经对全球化、市场化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向世界提供美元就成为了美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我们也曾经多次表示，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我们无意挑战美元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中，更是唯美元马首是瞻。早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就严格限制了人民银行对本国国债的购买，至今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几乎不见中国国债的身影，却一直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然而，部分美国人如今却认为，美国政府承担了大量的债务，提供了大量的货币，而这些债务中的一部分最终没有在美国形成订单，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导致这些订单外流，从而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总之，他们认为美元应该是美国人的美元，而不应该是世界的美元。这完全无视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应尽的职责，辜负了其先辈们为了确立美元这一国际地位而做出的努力。
自特朗普上台后所发动的以中国为重点的全球贸易战拉开了全球化开倒车的序幕，他所发动的关税战，本已使美国一夜之间回到了《斯姆特-霍利法案》①的大萧条时期，2019年在全球所暴发的新冠病毒肺炎更是把这种逆时代而动的思维方式推向了高潮。大家突然觉得，对全球产业链的依赖，不再安全，只有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才能保证在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得以自保。疫情之中，许多美国及部分发达国家政要，更是一边寻求中国对其抗疫物资的援助，一边鼓吹，相关产业必须尽快迁回本国。但是，有多少人想过，把这种百年一遇的危机，当作日常形态去应对，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之下，疫情过后，全球的经济格局和经济环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全球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样的成本，如今的世界，真的能承受吗？以美国为首的各发达国家，真的会去寻求所谓的制造业回归吗？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看似已经无法避免，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与坚持全球化、市场化的国家加大合作的同时，必须有所作为，以应对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退出国际合作给我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国际贸易纷争，终究还是应当以经济手段解决，所采取的措施不应该影响到各国联手抗击疫情。
国际贸易和分工引发的纷争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试图用他们的分工理论证明，各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增加自身的财富。他们的理论在近代200余年的全球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在全球化的初期，全球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先发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把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作为自身资源禀赋的后发国家，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不利的地位。然而随着全球资本的不断积累，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判断不同的是，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力要素稀缺性的下降幅度逐渐超出了资本要素所有者们可以接受的下限，并且没有出现明显的止跌迹象。全球资源逐渐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流动，聚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最初劳动力最不丰富的荷兰、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先是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之后则转移到美国这个西方人口大国。对于这个转移过程，西方各国虽不能算是欣然接受，但终究选择了面对现实。然而，当人口数量明显超越欧美的亚洲国家逐渐发挥出劳动力数量的优势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时，尽管仍旧远在萌芽状态，美国却已经完全无法淡定。
亚洲人口46亿，占全球人口的60%，是欧洲人口的6.27倍，是北美洲人口的12倍。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2016年，亚洲GDP合计27.54万亿美元，美洲 25.4万亿美元，欧洲 19.03万亿美元。亚洲以12倍的人口数量，跑出了略好于北美洲的总收入，人均则低于北美洲的十分之一，无非就是赚个工钱。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成绩，却已经令美国感到无法容忍。这一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开启了以中国为主要打击目标的贸易战。理由是，国际贸易使中国等国家占了便宜。过去美国把大量国内的需求以订单的形式交给中国制造，现在特朗普认为，这样做在中国形成就业的同时，在美国形成了债务，他们吃亏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基于对经济学的无知。但我们不得不正视西方这种思潮对我们的影响和感染——不少中国人至今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而沾沾自喜。
外向型经济的宿命
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东亚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的发展模式的区别时，总是强调东亚模式的政府导向和出口导向。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注重的是个人主义，而东亚模式宣扬的是集体主义。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是市场自发的，而东亚模式是政府用产业政策有意打造的外向型经济。然而事实上，西方国家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从来都闪耀着重商主义的光芒，特别是当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一个又一个后发国家的通商大门，疯狂地掠夺海外黄金，甚至动用军队武装贩毒时，哪里看得到一点点“个人主义”和“市场自发”的样子？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便在于，这种国际分工下的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方式导致商品产量必不以满足国内消费为限，而在商品大量出口到国外的同时，必须以黄金大量不断堆积于国内相对应，否则生产进程就会中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②。但随着这种“商品堆积”越来越严重，生产者们不仅完全无法用“商品堆积”的方式保有自身的财富，反而只能通过不停的扩大再生产消化剩余产品，同时创造更庞大的商品堆积。如此循环往复，必将引发社会的恐慌，凯恩斯称之为“商品恐惧”③。在金本位下，这种商品恐惧，只能用不断的黄金输入加以缓解。即，只有用黄金堆积替代了“庞大的商品堆积”，才能使生产者获得安全感，于是黄金堆积替代“庞大的商品堆积”就成为了商品货币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导致重商主义。当海外黄金枯竭时，国内商品就会因无法充分货币化从而出现危机。而西方古典经济学解决这种危机的方式，竟然是大力宣传一种叫货币面纱论（中性论）的东西——货币只是蒙在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它既没有价值，也不会带来产出和就业，只会带来通货膨胀。总之，这东西没用，你们不要抢了！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口罩无用论”的逻辑？因而我称之为，“货币无用论”。看来他们确实具备这样的逻辑传统。
事实证明，尽管曾经遭受无数次危机，但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还是东亚模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以，如果不是从道德角度评判，很难判断谁优谁劣。如果说东亚模式与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初的发展模式相对比，所特有标志，那绝不是出口导向和政府主导，而是区别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年“黄金堆积模式”的“债权堆积模式”。如果说现代分工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分工存在差异的话，那么最大的差异在于，过去的金本位之下，是西方发达国家负责生产，然后用他们的商品，换取后发国家有限的黄金；而在今天的信用本位之下，后发国家负责生产，然后用他们的商品，换取发达国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债务。于是，发达国家，只负责消费就可以了。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用债务代替黄金换取后发国家商品的美国，突然脑洞大开地认为，自己被占了便宜，指责后发国家大量占用了他们的货币。是美国能够提供足够的黄金偿债呢？还是美国真的相信他国政府，永远不懂得如何用自身的债务投放货币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已经证明，绝不是前者。而从亚洲各国以日本为代表屡战屡败的表现来看，后者看似极有道理。
后发国家的表现，佐证了特朗普的观点
日本的金融突围屡次受挫，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完美地讲述了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以至于中国至今难以鼓足勇气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如果我们打开一张中国央行最新的资产负债表，则会发现36万亿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中，全部对中国政府债权，只有区区1.52万亿，中国政府存款反而有3.7万亿。而2010年同月，对政府债权1.56万亿，政府存款是2.3万亿。当时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是23万亿。也就是说，10年的时间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60%多，而货币当局通过购买本国政府债务投放的货币不仅是负的，反而还通过本国的政府，回笼了一些货币。这样的神操作，构建出了一个以美元为锚，不购买外汇就发不出本币的央行的尴尬。整整10年，举步不前，这种尴尬仅仅用“不会”只怕难于解释，更主要的原因，只可能是不愿。为什么会不愿呢？难道我们的央行，和特朗普一样认为，买谁的国债，就是占谁的便宜？这种对中国政府举债能力的无视和对美国政府无限举债能力的迷信如果不改变，问题永远无解！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下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思路及改革开放初期穷家陋舍的自律，又包含了对美元和美国政府的盲目崇拜和货币中性论、面纱论的毒害，以至于至今仍旧义无反顾地将本国政府的信用拒之门外。所以，我们必须逐一搞清，债务，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被深恶痛绝的东西，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强大的举债能力。
中美间的贸易是一种互利合作，而不是谁占谁的便宜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是市场得以顺畅运转，劳动力得以充分就业的基础。而信用货币体制下，货币就是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债权。这个群体可以把自己的债务，也就是他人用以向自己行使债权的凭证，提供给这个市场，当作黄金一样的货币使用。④故而这些债务的存在，就是货币存在的基础，美元则是美国政府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政府信用背书下的对美联储的债权。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同时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将美元封神。如果说那时的美元还是以黄金为依托的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则成为了全球货币体系中真正的那个神。
美国人宣称中国占了便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中美这种贸易合作中，中国更依赖美国，更依赖美元。以中国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后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确实造成了国内经济对美元的依赖。这种依赖更多的是一种订单依赖，而不仅仅是交易性货币依赖，其根本原因在于，订单，是最具生产性的货币投放。
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利润驱动型经济。这就决定了，初始的订单对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初始订单仅仅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利润，但它却会像燎原之火，迅速点燃市场的投资与就业，进而引发更广泛的消费行为。消费行为与投资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所追求的并不是货币性回报，因而它与投资行为相比较，是一种纯粹的货币投放行为。此外，消费行为不会像投资行为那样过度计较于货币成本。许多消费者，并不会把成本放在首位，不会像投资者那边穷于算计成本优先。因此，消费行为会比投资行为，为生产者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用马克思理论讲，这些利润（剩余价值）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用凯恩斯的理论讲，这些利润会不断推高生产者预期，从而刺激就业，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这种生产者预期与消费者预期交替膨胀产生的乘数效应，是经济出现繁荣的必要条件，直至出现货币供应不足。在金本位之下，如果一个经济体，每次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货币供应不足，都必须由海外订单重新点燃，那么这种依赖，当海外黄金暂时性枯竭时，经济危机便会周期性发生。对此，凯恩斯、费里德曼等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过经济周期与黄金开采周期相吻合的相关论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则代替了黄金开采周期，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指挥棒，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熨平了这种周期性波动。客观地讲，美元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对全球化、市场化之下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曾经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历史走到今天，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已经不再接受这种模式。
就中国而言，当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海外的需求，以订单的形式传递到中国，以美元的形式结算，中国围绕这些订单（美元）组织生产，这种生产提供了就业，提高了全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向经济体提供了新的（消费）订单。接下来，这些初始的美元订单和它所带来的国内的消费订单会进一步创造了投资需求，产生了对生产设备及上游产品的新的订单。如果这些设备和上游产品需要依赖进口，在中国逐步实现进口替代的过程中，研发、产业升级激活了更多的订单。于是形成“乘数效应”，一个最初并不算很大的来自海外的初始订单，最终派生为强大的经济推动力。而正是因为这些初始订单的生产性，使货币得以在实体经济中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回报，中国不仅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还把自己的储蓄，低息，甚至无息借给美国人。于是形成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美国用其金融业支持我们制造业的同时，中国也恰恰是在用自己的制造业，支持了美国的金融业。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客观的。部分美国人只看到了美元的强大，却没有看到，正是勤劳、节俭的中国人，不仅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巨额的利润，还用自己的储蓄，向美国金融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债务。
如果把美元看作美国生产的一种商品，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几十年里，向美国进口这种商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却会发现，中美之间的贸易模式其实是这样的：美国先拿一些美元出来买了中国的东西，并在中国组织生产，人民银行结汇，投放人民币的同时把美元收上来，然后买成美国国债，相当于借给美国人，然后，美国人拿借到的钱，再买中国的东西，中国再结汇，再换成美国国债……如此循环往复，一套戏法变下来，美国不仅从中国获取了大量利润，还以美元为媒介，向中国借走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中国制造的商品，我们中国人，哪里有占美国人的便宜？只不过我们很谦卑，我们承认我们不懂得如何生产货币，我们的央行宁可把这些商品借给美国人，也不肯借给中国政府，所以我们认可美国人用美元换取中国的商品，是一种商品间的交换，这种基于自愿和互利互惠的市场行为本身形成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存在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也不存在谁更依赖谁的问题。但特朗普很傲慢，他傲慢的原因，也正是觉得，中国用于交换的商品，美国人都可以自己生产，而美国用于交换的商品——货币，中国人是永远都学不会如何生产的！
且不讲中国制造是否真的能够被替代，仅说货币，这个曾经被凯恩斯描述为“像月亮一样，不能被制造出来”的商品，经过大萧条的洗礼，最终还是被生产了出来。从拒绝尝试，到大胆探索，从不会，到学会，经常是被逼出来的！特别是观念这东西，是会改变的！这一点，不仅当初美国人能够做到，我相信如今的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
贸易战和疫情双重夹击下的中国经济出路
文/@有智思有财 《货币价值:国民财富的保有形式与经济危机》 范勃，范拓著
转变观念，摆脱“宿命”
与特朗普的无知相对仗，近年来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叫“剪羊毛”，意思是说，美国在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中，用“废纸”换取他国的商品，占尽了便宜。
看来国际贸易确实是一件大家伙儿都吃亏的买卖？显然这样的态度丝毫无益于解决问题。所谓的废纸、剪羊毛的逻辑，基于的恰恰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那个“货币无用论套件”（包括萨伊定律、货币面纱论、货币中性论、通货膨胀论等等）。自己没有能力生产货币，于是否认货币的价值，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我是一个效用价值论者，我不管这些货币是不是美国人凭空捏造出来的，也不管美国人因此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利益，仅凭其效用而论，这样的东西，绝不会是面纱，绝不会没有价值，绝不会“中性”！当美国人学着当年英国人的样子对世界宣称，货币是中性的，它既不会带来产出，又不会带来就业，只会带来通货膨胀时，其实真实想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货币这东西，我们印就好了，你们就不要再印了！后发国家的金融官员们，受了货币无用论、中性论的毒害，故而从根本上断绝了生产货币的意愿。
货币的价值就在那里，货币的利益就在那里，自己选择无视，无知地宣扬货币无用论，这种阿Q式的思维方式，吃不到的葡萄永远是酸的，使自己既失去了生产货币的意愿，又失去了生产货币的能力，然而货币却又偏偏是不可或缺的，无济于事之余，也就只能恨恨地丢下几句“剪羊毛”聊以自慰了。这与“口罩无用论”的逻辑如出一辙（这里说的“口罩”可以泛指中国制造工业品，以中国生产的口罩为代表作品）。美国人用“无用”的美元废纸，来换我们“无用”的口罩？这买卖不谈崩了才怪！然而事实上，你越是不肯承认它的价值，就越是不会主动去生产它，就越是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
什么时候，人们学会正视现实，首先承认葡萄很甜，下一步才能想办法吃到它！不会，可以学，但，丢下一句“葡萄是酸的”扬长而去，便连学习的机会都放弃了。我们无法教会美国人如何去尊重“口罩”的价值和贡献，更无法说服他们，以美国现有的经济架构，想要全面回归制造业，甚至实现自给自足，已经无能为力。故而我们无法阻止美国人的这种尝试。所以我们只能从自身出发，找到问题所在，寻找解决纠纷的办法。
利益永远与风险相伴随。与货币利益相捆绑的，正是货币风险。美国承担货币风险，享有货币利益本是无可厚非。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地大物博，资本积累雄厚，有着一般国家无法比拟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最具生产货币这种商品资源禀赋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只有美国具有这样的禀赋，更不等同于，美国具有无限量提供货币的能力。如今美国不愿意将美元继续用于购买中国的产品，却以无限注入货币的方式，将这些美元导入自身金融体系，冒着他所无力承担的风险，去追求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货币利益，从而将全世界自布雷顿森林之后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置于危险之中，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反观大量输出了货币利益的中国央行，如果仍不尝试独立发放本币（购买本国国债发行本币），固执地维持不买美元就发不出本币的政策，将意味着无法分享货币利益的同时，却要同美元一起承担货币风险。随着海外订单的减少，中国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将这部分订单的空缺加以填补，一边是实体经济失血，一边却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中国经济体将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美联储无限量注入流动性的经济后果
进入今年3月以来，美国股市持续的暴跌再次引发了金融机构集体去杠杆的流动性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崩溃所引发的集体去杠杆，是靠美联储加杠杆（扩表）在十年的时间内缓解掉的。那么按照过去的惯例，接下来是一个全球加杠杆，联储去杠杆的过程。这样的话，联储就可以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再次反向操作。但是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显然没有给美联储这样的机会。如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几乎峰值的位置，再次出现了集体去杠杆，美联储不得不进一步扩表。2020年03月24日，美联储宣布当周每天都将购买750亿美元国债和500亿美元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日和定期回购利率报价利率将重设为0%。为确保市场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将不限量按需买入美债和MBS。
美联储再次开启了无限量注入流动性的闸门。不少从来主张不干预，国退民进，动辄谴责人民银行放水、制造通货膨胀恶行的公知为此欢呼雀跃，喜道，美联储印钞机一开，天下太平。
也真是难为美联储了。我们姑且相信公知说的是对的，美联储投放流动性的能力是无止境的！但美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真的仅仅是流动性问题吗？美联储可能以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经济实力还处在1929年或1987年吧？其不知，美国经济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除了极少数既不需要多少资金，也解决不了几个就业的高端制造业（甚至只是其设计研发部门）外，大部分基础制造业已经完全丧失了本土盈利能力，联储所注入的流动性无非只能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本国的金融产品，另一个就是海外的制造业。
近几年来，在美国银行体系持续扩张的情况下，受特朗普胁迫的美联储，却停滞了缩表的脚步，将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始终保持在最高点附近。然而特朗普几年来的贸易战及关税政策，为了“避免别人占美国人的便宜”，切断了美国资金流向全球制造业的路径，所以资金顺理成章地移师美国股市，造就了美国股市自2016年以来的这波人工牛市。然而除了股市上涨外，美国并未能如特朗普所描述的那样，真的将哪个制造业产业迁回美国，国民经济只能靠不断增加金融杠杆维持增长。这进一步把美国股市打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场。自熔断政策创建以来，几十年内只熔断过一次的美国股市，在短短的几天内向下熔断，向上熔断，数不胜数，美元却借此一升再升。在美联储的感召下，各路资金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美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世纪大赌局中去。这样的杠杆，美联储即使全部接下来，也不过是给赌场增加一些下更大赌注的筹码而已。疫情之下，美国本已风雨飘摇的制造业，有什么能力隔着华尔街这个大赌场，把这些筹码抢到手里呢？1929年时不能，今天，更是不能！
即使美国财政部向民众发放的部分资金可以形成一些订单，笼罩于疫情阴霾之下美国制造业，如何有能力承接这些订单？美国现在就像一个好赌成性的人，你给他一头牛，他卖掉了，输在了赌场里，你再给他一笔钱，他就会去买牛，然后下地种田吗？当然不会！他只会继续赌下去，赢了便衣食无忧，输了，就再伸手向联储要。因此美联储靠坐着直升机撒出的货币，很难落在生产性使用者手中。对于如今的美国人来讲，与和中国等后发国家竞争普通商品制造相比，他们更擅长的是金融业，更暴利，更刺激。但这显然不是美联储所想要的那种“刺激”！要知道，久赌无赢家，这样的窟窿，即便是美联储的印钞机，也终有填不平的一天！这无疑不仅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初衷不符，也必将严重干扰中国自主投放本币的尝试。
如果中国货币当局继续抱着美元优先的政策，不仅会使中国丧失一次摆脱美元桎梏的绝佳机会，还会因干扰了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归的大政方针”而再次成为特朗普刺激失败的迁怒对象。即使我们从美国的刺激政策中，拿到一些美元，最终我们仍旧是输家。故而最佳策略应该是在对美贸易顺差出现反弹之时，启动对美出口关税，以抑制这一势头。同时加大国内财政订单引导，减少外向依赖，借机调整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结构，实现人民币自主投放。
发达国家欲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将迫使中国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这次疫情使美国人更明显地感觉到，他们日常使用的太多产品，来自于中国。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消减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如影随形。除了各国的贸易壁垒之外，疫情本身所造成的航运、物流、人员往来的中断，也必然影响国际贸易活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封城、停工、减少消费的行列。如今很难判断这样的情况会延续多久，并且由此引发的恐慌，必将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这迫使我国必须两手准备，在保证原有产业结构下世界紧缺产品供应的同时，只能选择逐渐放弃旧有经济模式。过去的繁荣的背后，对美元，对来自海外订单的过度依赖，已经是我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以美元为锚，人民币就永远只能被当作“美元索取权”，那就必须大量持有美元储备，这样一来，一方面必须和美国争夺订单，另一方面必须和美国争夺优质的美元资产，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这两种行为在经济动荡中，都必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压。这极其不利于人民币的稳定与发展。而美国即使无法让制造业回归，也必然会越过中国，寻找与其它制造业国家对接，将使我们在高端和低端两个方向上遭受挤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维持生产，还要继续产业升级，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美国人不再买我们的商品，不肯对我们承债，我们的货币就不够用，那么是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来承债，问题就解决了呢？显然不是！中央政府的信用高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信用高于商业信用。且不说MLF、SLF等本应用于中短期注入流动性的工具根本不适合长期用作基础货币投放，人民银行放着高等级的政府信用不买，反而去购买商业银行信用，再由商业银行购买地方政府信用，这种做法，既不安全，也不高效，货币投放路径存在严重问题，无异于抱着金饭碗要饭吃！
中国政府是这个世界上拥有资产最多的政府，同时有着稳定的税收来源，更不要说中国有着全球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最完善的产业链。所以怀疑这样的政府的安全性和偿债能力，绝不会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放弃这样的安全债务人（拙作《择善固执》中提到过这个概念，指那些具有超强偿债能力的经济主体，央行可以通过购买对他们的债权代替购买黄金投放货币）不用，央行却要四处寻找可供购买的资产；地方政府不仅大量占用商业银行信贷资源，还要每天忙于卖地向商业银行借新还旧。在政府快速地举债还债，再举债，再还债的反复动作中，这些本应成为货币投放、回笼的工具，不仅没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助力，相反打造了围绕土地的高货币流动性和周转率，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货币运行。
政府信用对中央银行而言是宝贵的资源⑤；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对企业而言，是宝贵资源；订单对企业而言，是宝贵资源 ；手握订单的企业对商业银行而言，是宝贵资源。中国政府如果放着向企业投放订单（从而为商业银行提供对企业放贷的基础），同时为央行创造基础货币的机会不用，反而去抢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甚至拖欠企业的钱，不仅自己每日借新还旧忙个不亦乐乎；搞得中国央行要么和美联储继续抢美国政府债，要么继续靠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便利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就只能一边找央行要“便利”，一边却把宝贵的货币创造资源投给政府；最弱势的群体，企业，在抢不到海外订单的情况下，就只能把应收、应付和三角债拿来当货币用了！
政府，作为安全债务人，它的债务，只要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加工）就能变成货币，它本应是货币供给者的角色。但是，如果它不能把自己的债务，成功地卖给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不肯购买，它就会反而变成最大的货币需求方。这绝不会是从经济角度制订出的金融方案。
无论旁人怎样贬低中国政府，在中国，商业银行信用不及政府信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在货币投放路径上，对商业银行投放货币，也不及向财政投放货币。这就是货币政策单独使用的缺陷：货币政策只能提供货币供给，却无法提供生产性货币需求。如果一个用来替代外需的债务人，不能提供订单，或提供的并非是生产性订单，而只是把社会稀缺的资源或金融资产买来卖去，那么从源头上，这样的货币质量，是无法保证的，它可能既不会带来产出，也不会带来就业，更不可能产生乘数效应。所以迷信单一货币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货币政策必须辅以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政府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向市场提供需求（订单），从而承接债务的行为。那些订单，将成为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依据，而政府的这些债务，则为央行货币投放提供了标的。
自凯恩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清经济萧条是货币匮乏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于是，类似于坐着直升机撒钱的言论不绝于耳（就如美联储今天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不是通过财政，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将货币投放出去，除了安全性下降外，传导的路径也明显不佳。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过去美元推动中国经济的机制，在于货币传导的生产性。如果中央银行不是通过财政，而是通过商业银行把货币投放出去，投放出去的货币只能形成贷款，而不是订单，甚至只会用于炒作金融产品或稀缺资源，从而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没有了订单的指引，商业银行就失去了放贷的依据，就算商业银行愿意放贷，一个经济体，如果只能够轻松地以贷款的形式获得货币，却不能拿到订单，那么对于生产性企业，这样的货币是不敢接受的。一个生产型的社会，借钱还货的货币（订单）广受欢迎，而借钱还钱的货币，将被拒之门外。故而，在经济扩张时期，借商业银行投放货币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然而在经济不景气是，这样的货币无法独自进入实体经济。社会订单已经出现不足时，单一的货币政策刺激，往往效果不佳。特别是当前中国货币当局中国国债持有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应该作为货币投放的首选标的。
因为市场（企业）需要的是订单，所以在经济不景气时，减税的效果要低于政府财政支出。与减息有相似之处，在经济尚未冷却，生产者还在犹豫的时候，这些政策的作用会比较明显。然而，当经济衰退已经改变了生产者预期之后，一个拿不到订单的企业，是不会因为利息减少，税收减少，甚至工资减少而主动开工的。正因为大家都不打算作这个第一笔订单的提供者，都选择等待，在政府财政发出订单之前，大家只会努力削减各种“不必要”的开支，这也是一个“乘数”效应，其结果就是订单循环往复地减少。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经济主体，不可能像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掌握全部信息，决策理性正确，他们会因增加一笔收入，而增加支出，但在收入无法增加时，却往往会因为减少一笔支出，而更加地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只有与订单相捆绑的货币，才是具有生产性的。这就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投放最合理的路径。特别是一些如教育科研、国防、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提供，有的只具备社会效益，有的从投资到收益的周期过长，无论政府怎么降税，怎么提供贷款，这些订单，市场都无力自觉提供。而这些产业的发展，恰恰是当今中国最急需的，也是最有能力把海外订单质换出来的。所以需要财政以订单的形式，向市场采购这些产品，并引导经济发展方向。有不少人说，经济一不景气就启动铁公基，如今中国的铁公基，已经没有多大潜力了！是呀，总想拿它去赚快钱，自然会觉得它没有潜力了！如果真正把它当作一种公共物品来经营，并把这些公共物品当作一般等价物，用以投放货币，这些产业，潜力只怕大得很呢！就拿道路交通来讲，中国的汽车产业方兴未艾，如今却遇到了一些大瓶颈，比如说堵车，比如说雾霾，再比如说垃圾围城，这些难道不是公共物品的提供没有到位吗？如果把这些订单转化为货币，再去用于生产，而不是用限购限行这种得过且过式的政策去干预，中国的经济怎么会不繁荣？
至于给全民发现金这种政策的作用，我认同凯恩斯的观点，低效，但是受古典经济学毒害过深的情况下，更容易被接受：“奇怪的是，为了摆脱古典学说所导致的荒谬结论，普通的常识是往往偏向于采用全部‘浪费式的’举债支出的形式，而不是部分浪费式的形式，其原因在于： 正是由于部分浪费式的形式并不是完全浪费的，所以，它的采用与否系按照严格的“企业经营”的原则加以判别。例如，用借款来筹措资金进行的失业救济要比用借款来筹措资金进行的效益小于当期利息率的设备改良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⑥中国古代智慧尚能明白“以工代赈”的重要性，而今的所谓“经济学家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是搞不懂的。
用购买本国国债的方法为财政提供资金，再由财政向经济体提供订单，从而使美国人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的同时，使中国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事实上，无论这两个依赖中的哪个，都不可能完全归零）不仅有利于中方，同时也有利于美方摆脱特里芬难题⑦。然而，特里芬难题不仅适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在国内的分工和生产中，同样适用。可以表述为“一个国家的本币如果取得了国内核心货币的地位（表现为不需要购买美元，便可发行本币），社会各经济体分工、交换，必须用本币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财政的货币在经济体不断沉淀，对财政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赤字。”即，自主货币的提供，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赤字作依托，没有足够的赤字，就不会有足够的自主货币。如果财政不愿意承担这个赤字，甚至以盈利为目的，就会把订单投放到那些高利润的行业，比如说与卖地相关的产业。房地产业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所造成的人民对土地的钟爱，使自由市场经济下，房地产必然成为消费的首选和利润最高的产业。但如果初始货币所发出的基本订单过多的集中于房地产相关产业，乘数效应的结果，必然是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如果太多的生产和消费，围绕于这个产业，这同样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且不要说，买不到中国政府的赤字（债务）央行只好去买别人的债务了。⑧
而赤字性财政政策，如果不能与货币政策相匹配，这种赤字则首先表现为对经济体的货币回笼，而不是货币投放。这必然对故有消费与投资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结合，听起来我只不过是讲了些经济学的初级教程。然而，为什么要结合？如何结合？我讲的这些，只怕任何经济学的高阶教程中，难以找到。前面其实我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反复在强调市场的作用，却也反复强调，政府的作用。那么政府与市场间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没看明白的话，我总结一下：市场经济最大优点就是高效率，缺点是无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计划经济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计划经济之下，生产不仅不会过剩，还会造成生产不足。所以既然已经决定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在生产严重过剩之前，政府不应对市场过多干预。具体想分清什么是政府该管的，什么是不该管的，我们可以按照一、市场能提供，政府不能；二、市场能提供，政府也能提供；三、市场不能提供，政府却能提供；四、市场很难提供，政府也很难提供，四个大类对商品进行划分。市场的高效率是以利润驱动的，所以，凡是可以带来利润，特别是短期就可以带来利润的商品，市场都会做得很好。那么在前两类商品中，政府非要甄别哪些是政府也可以提供的，哪些是政府提供不了的？为什么？难道政府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与民争利？所以前两种都应该交给市场。第三种，其实就是公共物品。因为没钱赚或投资周期太长，没有利润引导，市场没兴趣，或从公平的角度，不能允许市场借机谋取暴利的这些物品的提供，这明显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而有人却恰恰要把这部分交给市场，为什么呢？第四种比较有争议，比如说高科技产品，尽管政府主导、市场主导都有成功的先例，但都具有偶然性。所以我认为，在民间资本积累还不够雄厚的情况下，这部分由政府主导效率会更高。
有利润，低风险的都交给市场；没利润，高风险的，都由政府承担。凭什么？就凭市场无权对政府征税，但政府却有权对市场征税，所以政府有着市场无可匹敌的风险承受能力，且市场每赚的一分钱利润，政府都有权分享！如果政府永远是把没有利润的事情强塞给市场，或者是把有利润的事情，抢到政府手里去做，再或者是限价限得没了利润，交给市场去做，都是会搞得一塌糊涂。
这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就是货币。金本位结束后，货币已经变成了公共物品，所以它理应由政府提供。当中国政府举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借钱，而包含了向国内经济体自主提供货币时；当中国政府顶往那些伪经济学者和公知们的压力，把昔日疲于奔命，技穷于借新还旧的政府债变成人民币投放的标的物时，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无论是特朗普固有的设想，还是疫情所致，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会给美国带来更高的效率吗？显然不能，但如果不让他们去试一试，又如何会心服口服呢？特朗普政府的“让制造回归美国”的计划如果是认真的，将严重破坏美国现有产业结构，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向中低端产业，提高就业数量的同时，大幅降低就业质量，同时推高美国的物价水平。并且如特里芬难题所描述的那样，如果美国一味地削减逆差，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必然受到削弱；如果美联储接下来迅速扩表，以保证美元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则美国的贸易逆差必将进一步大幅上升。站在今天的时点上去回顾当年里根政府对日本发动的贸易战，它最终不仅没能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使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订单仍旧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出，唯一不同的只是它的流向发生了改变，最终使日本失去了第二经济体的地位。这虽然也是当前我们中国必需警惕的一个方向，但是，以十四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GDP的世界排名，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国民达到日本“失落了二十年”之后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算第几大经济体，我想自有公论。历史不断证明，一个资源和人口均有限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如果力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极为不经济，效率极低的一种方式，反观中国，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各产业所需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及其所需的土地配套能力的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是唯一可以保证全产业链生产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既可以融入到全球大分工的产业链中去，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分工合作，自我完成分工所需的标准化专业化管理，获得分工所提供的生产效率。
国际贸易的纷争，就像两个长期合作的伙伴，如今却在为争论谁究竟更离不开谁发生了冲突，美国人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口罩”是无用的；中国人则认为，美国的货币是无用的。在双方调整这种认知之前，不妨各自做一些尝试。尝试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双方重新坐下来，共同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萎靡。我相信即便是我们实现了部分货币自给之后，美元对中国而言，仍将是重要的储备资产，美国的高新科技及优秀的管理仍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也并不会完全失去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相反我们会在与他国的贸易中，赢得更多的尊重。
①1930年六月通过的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法案提高了900多项进口商品关税，因而该法案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其后世界贸易崩盘的重要原因。
②《资本论》
③高鸿业译为“怕货”
④中央银行只是一个中介，最终表现为对谁的债权取决于中央银行所持有的资产。如果持有的是中国国债，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债权；如果持有的是美国国债，则表示对美国政府的债权。
⑤在联邦债务极低的美丽新世界里，美联储将如何运作？在1月末的会议上，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计议这个问题，不用说，对国家来说无债一身轻，但却会陷美联储于尴尬境地。我们货币政策的主要调节手段就是买入或是卖出国库券——山姆大叔的债务凭证。可是，债务一减少，国库券也就少了，美联储就需要新资产来影响货币政策。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和交易员们一直在探求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别的什么资产可以买卖吗？（《格林斯潘回忆录》）
由此可见，如果其他国家也都把美国国债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调节手段，那么当美联储需要购买国债投放货币，实施扩张时，既可能发现无债可买，也可能被对手的卖盘压制，而使政策无效；相反，当美联储需要抛出美国国债回笼货币时，既可能被对手照单全收，从而失去货币投放的主导权，也可能因对手争相抛售，而使美联储预定政策无法实施。尽管有人认为美联储正是通过与弱小的对手进行博弈，实现“剪羊毛”，“割韭菜”，然而事实上，美联储所希望的是，在自己采取行动时，美国国债的其他持有者，无论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保持稳定，而不是把美联储当作对手盘进行操作，因为这对美联储而言，根本是一场输不起的赌博。这种保持稳定的要求，意味着除了美联储以外的央行，特别是有一定经济体量的中央银行不应把买卖美国国债作为自身的货币政策调节手段，否则要么与美国发生冲突，要么只能锁死自身的货币政策空间。
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⑦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
⑧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与财政部的隔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