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文章，我们分别讨论了：
现今世界的主流经济秩序
秩序构建的历史和理论基础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是如何从这个秩序的边缘，生长，突破，一步步走到今天。会帮助我们我们看清未来的路，以及相关政策规划制定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先说结论吧，我们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客观的说，原因两个：地够大，人够多。
这里并没有否认，一路走来的政策指定。而是，这些政策都需要有厚实的家底去托着。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由于其政策，产生通胀是必然的结果。但常年保持了低通胀的发展历程，这里仅仅是因为体制够好吗？经常听到说美联储的预期管理如何，周期平抑手段如何。
最根本的原因，是二战后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成本。
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货币等手段，将周期通胀压力转移给了其它国家，这些国家不是在高通胀，就是在治理高通胀的路上。最后包括IMF、世界银行之类的组织，就来说你国家治理有问题，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要不你再放开一点，让山姆大叔和他的朋友们来帮帮你？
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等一系列问题，是难以向外传导的，所以势必会导致国家的经济问题，在脱贫和返贫之间来回摇摆。经济问题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安定就有可能导致政权迭代。所以承接低端制造业的国家，第一要素，并不是劳动人口数量，而是强势政府，同时兼顾优质的劳动力基础。
看看美国的选择，南美洲，70年代的韩国，越南等等，大多是军政府。他们知道干的是丧良心的事儿，承接国的代价是劳工的健康、环境的污染，低廉的利润和收入等等，所以需要强势政府来缓和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矛盾。
但后发国家又不得不选择这条道路。因为初级工业化需要原始资本积累，而积累的过程中，就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注入，没有钱，没人懂，都在地里干等着吧，拿什么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生活必须的工业产品就需要进口，甚至国防，和国家的基础建设也需要依赖别国，比如战后的日本，那么主权在哪里？
还有就是另一种国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依靠经济作物出口和旅游来作为经济支撑，这需要有先天的自然条件。我们建国的的时候有四亿人，靠别人的话，要么把对方吃穷，要么把自己饿死。
很多承接国，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民生基本都在原地踏步，原因就在于高昂的成本很难被内化。
我们国家解放后，其实接在手里的是一个烂摊子，各种生产要素，包括粮食产量，人才储备等等，都只有战前的1/2至2/3。同时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崩溃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是接纳私有制的，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其实是一部分名族资本主义。只有团结一切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我们才在47年以后，至建国初期，稳定和恢复了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
进入50年代，我们进入了第一次引进外资的十年。在苏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基本照搬斯大林模式，也就是5年计划。前提是我们一边倒向苏联，代价是参加朝鲜战争，帮助苏联在远东的完成政治战略布局。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时，都习惯于从改革开发开始。但我认为如果不了解改开前的发展历程，很多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印象中都是大干快上，都是超英赶美，但当时的情况，真的如此吗？任何经济策略制定，都需要考虑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水平。
举个例子，都知道大锅饭生产效率有限，为什么当时要在农村建立公社制度？
我们是在用集体的方式，去消化城市初级工业化的工业产品。农民拿的是公分，用来换取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公社用农业产值去购买生产资料，多余的交给政府进行再分配。否则单独农户，谁能买得起这些器械？反过来我们也会更有效率的提取农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否则城市哪有钱去发展工业？
这十年是我们第一次工业化进程，其中有收获，也有矛盾。苏联对于我们的体制结构，生产结构都有明确的部署，甚至在57年提出了更符合苏联利益的要求，拒绝的代价就是外资和技术的撤出，第一次外资引进戛然而止。
撤出后，我们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从58年-60年，经济危机和粮食危机的根源就是面对发展了一半的工业化，我们只能自己坚持走下去。危机带来的失业怎么办，去农村。为了维护城市社会的稳定和生产，所有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有出路，也就是第一次下乡。广大的农村帮我们承接了发展成本的转移。
同时，初级工业化结合私有化，到私有国有合营，我们完成了土地、劳动力、资金的国有制改革（56年），也就完成了第一次原始积累。
进入6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基本处于被全面封锁的状态。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反思5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验，有声音提出我们需要从重工和军工向轻工和民用转型，但迫于各个方向的外部压力。我们依然上马了大工程：两弹一星和三线建设。
这些工程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再叠加工业发展的不均衡，整个60年代的本质是政治意志对经济发展的反向施压，是不符合发展的规律，但迫不得已。
很多现在的学者，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我们刚讲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结论都是偏负面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祖辈父辈在那个年代，生活水平长期处在比较低的状态。越是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去评判，就越显得理性正确，比如60年代的这些大工程，都是很难产生经济收益的。
但稍微了解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结合政治局势，我认为这种论调都是有失偏颇的。很多预设立场的评判，在很长时间甚至占据多数。但这都是不负责任和低格局的体现，或者因为有其他目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纯粹的坏。
这也是我认为，要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要看清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出泥潭，并尽力避开其中的陷阱。那么改开前的历史就是是绕不开的。当时很多的举措，对于我们现今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和意义。
诚然这些影响有正面，就必然有负面。我们在这些工程中投入的资金，占到了当时政府可动用的资金的将近一半。再叠加需要偿还苏联贷款，我们在60年代末期，又进入了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高企的局面。
而在一次承接这些制度成本的，又是农村。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由于战略调整，规模萎缩，使得适龄年轻人在城市没有就业机会，第二次下乡高峰，超过千万的年轻人在68年至70年投身广大的农村。
进入70年代，更准确说是72年以后。我们逐步开始恢复与欧、日、美的沟通与对话。随后，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外资、技术引进。周总理提出的“43方案”，后来更激进的“82方案”，大量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增加工业化投入，造成了财政压力再次陡增，赤字增加。再一次，城市无法承载发展所带来的成本，通胀到滞涨都在70年代爆发。
第三次大规模下乡开始。
我们在讨论这段年月时，如果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或只从政治的角度，是很难理解很多政策制定的。就像很多写历史的书籍，或者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如果不谈财政，很多都是空中楼阁。试着去抽丝剥茧的了解背后的本质逻辑，才对于学习有更具体的意义。
进入79年，我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一部分商品交给市场定价。同时为了缓解贷款压力，开始放开外贸项目，这是改革开放的开端。
但是过快城市化发展，过度的政府提前投资，和领导过渡期，修生养息的政策导致政府财政压力依然很大，从78年到81年，我们的经济增速下降了一半，社会进入一段相对萧条的时期。
这时候，我们推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除了缴纳小部分粮食和收益以外，其它结余全部归结农户所有。这个政策，本质上是让政府卸下了生产公社运营的庞大成本，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
这段时间开始知青返乡，叠加经济增速下降，让城市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但同时农村生产结构的改变，让劳动力积极性提升，从80年代开始，出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
这些企业具备成本及其低廉的特点，原材料就地取材，生产场地和劳动力充足，帮助国内极大的缓解了就业问题，同时通过大规模劳动力投入代替资本投入，助力了国家经济增长。再一次，农村帮助城市发展造成的经济危机，完成托底。
随着改革开放，到了93年，我们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表面上看是市场化的经济过热，但本质上是生产力无法满足生产需求，货币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所以当时提出了控制货币发行等16条改革措施，用以缓解财、汇、金三大赤字，并加快市场化推进。
具体几个方面是:
1. 货币改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提振出口。
2. 信贷扩张，缓解银行系统赤字压力。
3. 分税制改革，提升中央财政收入比例。
伴随着经济制度调整，为了达成加快节奏、提高效率的目的，这个时段开启了国有体制改革，导致了下岗潮。至2000年，国有体制在岗人数减少了4800万。
其实这些减量，很多就是当年知青返城的增量，这是时代的悲剧。也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政府减轻了医保和养老金的财政负担。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例降低。为了缓解压力，开始瞄准最快提升收入的目标——土地。土地变现的收入和招商引资的税收提升，是这个阶段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房地产的篇章由此开始。
94年到97年，随着改革，通胀逐步回落。但新的危机也要来了。
这个时间段，也算是中国当代经济的分水岭。在这之前的50年，我们随着政治、经济、产业结构，人力结构不断调整政策，谨慎小心，步步艰难。有成就，也有危机；有中国的强大，更有老百姓，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的付出。
大体来说，虽然受到很多地缘政治影响，但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前50年大多是国内内生的经济要素造成了问题，外部干扰更多是政治因素。而往后的20年，随着我们逐步和世界接轨，融入主流经济框架，海外的经济规律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就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
都知道这次危机从泰铢崩盘开始，但这里我想先聊一下日本。
日本在战后美国的扶持下，经济开始腾飞。至70年代末，GDP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总和，并逐步构建起“雁阵模式”。日本是头雁，后面是四小龙和四小虎。
供应链顺序则是反过来：由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完成原材料初加工，交给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完成零部件加工，然后到日本完成成品组装，最后销往欧美，主要是汽车和电子产品。
日美在1985签订广场协定，确定汇率脱钩。由于日本经济强势，日元开始走强，这是祸根。几年时间，日元兑美元翻了一倍。
你一个做出口的国家，货币一直升值，结局可想而知。美国再辅助政治，意识形态等手段，从此阉割了日本。
失去的三十年。
作为头雁，倒了。压力就会逐步开始倒灌，只不过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
后面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开始失去。除非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能够从旧有供应链体系脱身出来。但对于这些战略纵深和人口有限的国家和地区，很难。
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我看来，是必然发生的事件。而97年的货币战，只是这条引线，而不是成因。
再往回看，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什么日本一定要针对我们？没有大体量托底，所谓的共荣，都是幻象。飞得多高，摔得多惨。
区域大国，是因为战略地缘很重要，日本上限在此。全球性大国，体量很重要，对抗中抗打，才是根本。
说回97年，这时候我们的出口占比已经是经济的重要贡献，经济危机造成出口下降，出口下降连带的失业提升，也对我们造成了影响。
但这次危机，和09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的应对措施与以往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其实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
总的来说，和以前的紧缩方针相反，我们都是推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通过拉动内需，去抵抗出口回落。我们能够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
1. 经济体量逐步起来了，能抗。
2. 我们的三驾马车逐步成型，通过扩大内需和投资，也可以有效的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
这些条件，让我们有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而这个宏观调控的工具，就是投资。
出口和消费是一体两面的，他们的一体，是因为都托生于国内的生产力。早年国内老百姓消费能力相对有限，我们更依赖与出口。当我们的消费能力提升后，如果出口不好，国内可以很好的消化由出口降低所空余出来的产能。
其实可以去看看我们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的出口数据，是很不稳定的。很多年份出口对于当年GDP的净增长，贡献都是负的。因为出口作为三大抓手之一，是最不可控的。订单来源与全球的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我们有足够的生产力，但多少人下订单，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当出口和消费两者都好时，我们就降低一些基建的投入力度，防止经济过热。当两者不好时，我们就加大基建的投入力度，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比如去年，我们加大基建投入力度，适度超前投入，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对于基建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单一的阶段，认为就是修桥修路，通水通电。现在都建的差不多了，基建已经没有未来了。
其实基建是上到国家规划，下到民生福祉，一切社会所涵盖的基础公共服务建设，都属于基建的范畴。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基建；随着能源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基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也需要基建。
只要各行各业技术在迭代，成熟后可以进行市场化应用，就都需要相关的基础建设。只不过我们基建的资金来源，从国家发债，也会逐步市场化，进行民间融资。国家在未来对于基建的调控，可能不会向过去那么直接，但基建会一直作为一个调控方式存在。
很多以企业为平台的经济行为，很难摆脱追逐利润的目的。但很多国家层面的经济行为，却有着超前与预期目的。
比如说，我们20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在当时看，是没有顺应经济的规律的强行建设，但当我们现在要去发展一代一路时，是不是发现这些基础硬件已经具备了。
再比如4G-5G的发展，我们的基站建设。看起来很浪费，我们的4G基站数量，大概是美国的10倍。在美国会经常面临郊外没有信号的情况。国内则基本完成了信号全覆盖。当我们做乡村振兴时，当消费要下沉时，是不是发现硬件条件都具备了？
这些硬件条件，是PDD可以做到的吗，没有硬件，包括全世界最发达的物流系统，再好的概念，终将只是概念。
基建由国家推动，从项目收益的角度来说，可能很多年都是亏损的，这也不是企业层面能够承担的。但从社会收益角度来说，很多项目在一段时间后，都会变成正收益，对社会贡献正面价值。
美国作为基建鼻祖，在现在自由市场思想的主导下，很难昨日重现了，拜登想走通过基建法案拉动经济的老路，最终发现，你这玩意儿，现在是不可能给你通过的。
说回来，从97，到09，再到最近这次经济危机，我们基本都是要扩大内需，同时基建投资适度提前。同时也有不同点，比如减少直接财政刺激的力度，比如把农村纳入政策范围，提出乡村振兴，统一大市场等。
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在结合逐步提升的生产力，去完成对未来的布局。太多的格局在改变，未来我们如何应对和发展呢？
留到下一篇，终于，要切入正题了——一带一路。
过去的70年，荆棘万丈，步履蹒跚，但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够畅想未来。
肝死我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