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能否借助债券股票和银行贷款存款等债权合约，形成充足的住宅基建市政等长期资产，大致能决定国富或国穷、稳定或动荡、繁荣或消亡（生育率贴近1.0还是2.0）。也能解释为何有些经济体的基建和制造业水平，已经接近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时，人均收入仅为其几分之一。
对此我在上篇《聊聊当下“主流经济学”的几个致命缺陷，以及用户们如何修正和替代》一文中，有过拆解。并把病因归结为上一代经济学政治学主要流派，和所谓“现代国家”，有一些致命缺陷。但这又需要跳出他们框架和语言，才能看清，为此又为实践型用户们提供了应急替代的版本，以理解这些“草台班子”，熬过“垃圾时间”。
接下来就是陪同用户们继续熟悉填充新框架，首轮是入门级内容，会涉及市政基建住宅、养育教育医疗、国债财税社保、银行投行基金保险、债权和商品的全球流通等内容，初步解码真实世界中的关键玩家、行为策略，以及他们互动传导所形成因果网络和因果循环，会偏重于当下流行观念中忽略和误判较多的部分。
第一篇就从住宅开始。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正常发育状态，其次是各种管制下的病理学分析（金本位、美欧、日韩、俄中印等），第三是解码学界各流派的认知局限，最后是给实践型用户们的一些建议。首篇相当于把前一篇的基础和某些重点，又挑着串讲了一遍，因此会有点儿长。以下是正文。
1. 住宅在现代经济体系不同阶段的作用
1.1 先看看初始状态是什么样的。
传统经济中，多数人只能依赖当地各种物产，包括粮食牛羊可可茶叶咖啡竹木棉麻捕鱼晒盐矿产等，自用交租加上少量交换，以维持生存；也只能依附于占有领地的部落村社宗族，或者地主领主庄园主矿主军阀黑帮，或者前现代政府的官员祭司税吏等的汲取和庇护，遵从他们设定的规则。如此持续了几千年。当下还有几十亿人不同程度的困在其中。
当然总是会有些商人工匠企业家，以自身积累或者向亲朋好友筹借些金银铜钱，投入生产或贸易，以求多赚些钱。但同样也总会有一些因年老或动荡而放弃的工商业经营者，窖藏金银铜钱，或者买地收租以求能安稳养育后代，因此总量基本不变。
注意这些私人之间的借债或入股安排，钱被借走后就只能削减消费和其他投资。上一代经济学中“投资来源于也等于储蓄”，“货币是中性的、是交易的工具、是可以揭掉的面纱”等观念，大致就是这么来的。
但银行贷款则是新增的“钱”，也就是“贷款会创造存款，还贷会消灭存款”，不需要自己和亲朋好友们压缩消费。同样，国债、市政债、企业债和股票等可流通的债权合约，买债买股者也不觉得自己“钱”少了，因为随时可以换成“钱”，预期利息分红还高一点。这与总量稀缺且不带利息回报的金银，效果完全不同。
实际上，只有附息债权合约，才能大规模地持续地重新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比如以十年收成的价格出售土地，银行存款利息3%，就和每年收租30%区别不大，那么很多人就会乐于出售土地，选择其他生存方式，而不必再世代种田，或与佃户斗智斗勇。同样，贷款买下土地的专业农户，则需要更高效率地产出，并卖给那些离土离乡者，换回“钱”来还贷，否则银行就会收走土地，换给别人经营。这样多边的债权合约就代替了双边的租佃合约，新体系也能持续下去。
因此凡是银行贷款存款、债券股票等债权合约和债权规则难以通行的地区，大多数土地、资源和个体（也包括观念），就只能困在其他传统合约和规则的控制之下，比如父权族权部落权、领地权继承权租税权、君权体系或神权体系等等，并被相关的权力持有者操纵，用于彼此竞争、自存和自利，很少能用于满足第三方和公众的需求。近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其实是债权体系替代各种传统体系的过程。
这在前文《致命缺陷》的第1.1小节“债权货币”里已经解析过，也建议用户们识别并远离那些债盲型的社科理论和心智模型。自己排毒的最佳方式，就是反复用债权货币视角，重新观测理解真实世界，也就是这个系列要做的；其次就是在讨论圈子内普及，或者寻找有排毒意识的同道们，组成讨论圈子。
1.2早期阶段的微观层面。
每年都会有些商人工匠企业家，申请银行贷款，用于购置土地、兴建工厂作坊仓储店铺、添置设备、雇佣员工，形成新增产能的同时，也把新增的“钱”撒了出去。专业农户也可以买下进城者的土地、接手其产出和销售，并以此作为贷款抵押。进城者则可以把售地款作为购房首付或经商开店开厂的本钱。农业产能合并集中、专业化和效率提升、城镇化加速的同时，也把新增的“钱”撒了出去。
当然，银行也不会放过住房贷款这个优质项目（英国房贷已经占到贷款总量约6成，美国如果不把房贷证券化，也差不多）。新建住房也会带动各种物料建材家具等供应商，和地主、建筑维修等工人的新增“收入”。当农业发展到能满足多数人粮食肉奶需求，工商业发展到能满足多数人服装鞋帽家电家具需求后，住宅升级就成了居民端借贷“印钱”的最大项，也是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
注意这是一个催化裂变循环的过程，多数当地人拿到新“钱”、“收入”增长之后，自动会增加商品消费或读书看病或买地建房等支出，把新增的“收入”或者“钱”，再次撒出去。这又会从传统经济中吸走更多土地、资源和人力。其中较为优秀者，又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继续重组土地资源和人力、继续形成资产、产能和雇佣的同时，又撒出更多的“钱”。这个微观循环中，银行功能的下沉覆盖，和所有土地厂房住宅的可抵押可流通，都至关重要。
看不到这些机制的，会误以为是农业工业效率提高，“生产”了更多才变得“有钱”。看到这些机制的，就会认为是先有“印钱者”，才能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传统经济中抽出资源人力来，组织新型生产。倘若微观层面没印出这么多“钱”来，依赖相应现金流才能存活的企业组织、雇佣和精英们，也就没多少发育机会。各式传统组织的头领，就会按自己的方式，争夺领地控制权、销售或租税现金流，也争夺“国家”权力网络中的支配权份额，搅成一锅粥。
1.2 早期阶段的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可以简化为两类网络，一是连接各个市镇之间（包括跨国的）的铁路公路机场运河、水电油气通信管网等基建网络和运营机构，方便原料商品人力和信息流动。除了少数免费公路以外，大多数是收费或营利性质的，适合以企业债券股票和信贷等方式融资，周边市镇可以提供土地或补贴，或约定价格机制。
二是市镇内部的市政网络，包括道路管网、警局消防环卫、学校医院、公园体育休闲娱乐等公用设施和运营机构，以响应居民和企业需求。其中很多事务不适合股东追逐分红，也不太适合银行协商贷款，更适合成立各种专项自治体，协商发行各种市政水务学区等专项债券，吸引居民和投资者们认购，再以增容费、物业税或各种收费来偿还。
在中观层面，投行家们起到的作用就超过了银行家（不分业经营的话，也可能是一体的）。他们分析利弊，从效益最显著的开始，努力劝说各个市镇、地主配合（包括躲开或拔除钉子户），也劝说债券股票投资者们认可，自己也有佣金和投资收益可赚。地理气候交通物产条件较好、治理规划运营较好的市镇，也能争夺到更多的企业、居民和投资者认购。
这些基建市政类的债券和股票等合约，会从富人手中借到“钱”，形成各种新的资产、使用便利和雇佣的同时，也会给地主和建设维护运营的雇员们，带来了更多的“钱”和收入和消费，缓解贫富差距，但富人们并不感觉自己的“钱”少了。因而这也是“印钱”的过程。
倘若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能够协调互补运转，所有债务人和债权人互相筛选、优胜劣汰、循环拉动，奖励填补空缺者惩罚过剩者（包括制造业或市政或基建），那么大多数土地物产人力等资源，都将挣脱部落村社地主庄园主等的控制，借助各种债权合约重新组合，表现为各种新的资产、负债、收入、财富，新型组织和雇佣、新的头领和精英，新的生产或服务能力、经营还款能力等等。
在挣脱金本位约束以后，这种催化裂变效应，通常只需二三十年，就能自动充满地理物产人口技术和权力管制所允许的边界，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领先者一半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奇迹”。比如二战后德国日本的腾飞。这时也会体现为GDP、GNP、M2、储蓄、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等统计数字的高速增长。
哦对了，还有“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各种黑话，比如“资本”和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知识溢出、全要素生产率等，这时也能派上用场了。但实践型用户们花费力气学习这些，对于理解真实经济运行机制，发现与自己相关的宏观或行业或局部的风险和机会，就没多少帮助了。
1.3 中后期阶段，会发生什么？
当传统经济内的人口大多已被抽走，普通人依靠建筑维修园艺厨师司机看护收银保安等普通技能，加上适度的自律和他律，也能在城镇有房有车并养娃，也就是“穷人变富的金矿”已经挖完了。这时需求的增速减缓，加上此前人均收入的持续上涨，一些产业已自动关闭或迁出，体现为制造业占比降低、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统计数据也会显示经济增速的显著下降，“奇迹”不再，各项回报包括利率也开始走低。
这期间银行投行企业家和投资者们，有些会外出寻找更高回报的新兴经济体，挖掘新的“穷人变富的金矿”，去买地建厂、投资基建并雇佣当地人，或买入穷国高回报的国债基建债市政债企业股票和房贷，穷国因此能进口更多建材设备机床专利电器医药等（表现为贸易逆差），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至于穷国反倒净买入富国的债券股票房贷，这以后再讨论）。
那些留在本土的银行家投资者企业家们，则会去寻找创新者，或者说服市镇和家庭们，借助低利率的有利条件，翻新扩建各类基建市政和住宅等长期资产。这时住宅的更新和改善，和响应居民们的休闲娱乐社交等需求的投资（比如各种庄园别墅球场马场泳馆影院等等），又成为维持内需的主要源头。因为基建网络已经基本够用，折旧更新需求很小；商品类需求比如把4G升级成5G，2K屏升级到4K屏，所需的设备投资、新增债权和新增雇佣，非常有限。
这时除非有包括移民在内的人口增长，或者非常显著的科技革新，迫使企业大量汲取资源并重新组合时，才会多拉动一两个点的增长。但也没法和各种新建的市政基建住宅纷纷“印钱”、为了挣这些钱的企业纷纷设立（并且也纷纷“印钱”）的“经济奇迹”时期，相提并论。因此增长主要靠债权网络普及、下沉和去除管制，之后自然会有竞争和创新。
可惜真实世界并非如此，否则从英格兰银行开始一百年，就差不多能人类大同了，也不至于现在还有几十亿人在煎熬。这就需要识别那些关键阻碍因素，了解其作用机制和可能后果。
2. 金本位零和时期，以及此后各种权力管制的影响
2.1 金本位零和时期。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到铁路通车期间，英国花了百余年时间，才部分克服传统贵族精英们的限制和抵触（至于迫使他们放弃黄金迷信，则又多花了一百年），流通国债才从三五百万英镑增到七亿左右，现代银行从几家增到七百余家，也就是每万余人一家。很多低收入经济体直到今天还做不到，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家银行，靠哪些业务才能生存。
有了这些密布城乡的“印钱者”，才能持续地从传统经济中抽走资源和人力并重组，才会有公众的消费能力的爆发，才会形成众多新型企业组织，和持续提升效率以求生存的竞争压力。这才有持续百余年的动力，不断敲打改进各种纺织水力风力机械，以及公元1世纪就曾出现的玩具性的蒸汽动力，逐渐扩散应用到煤矿、工厂直到火车。
因此英国是先有金融革命，后有工业革命。“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更别说让煤或石油来推磨了。包括最近的信息产业革命，也依旧是先从那些能快速上市暴富的地区开始。
此后连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大致跟着债权网络，也就是“印钱者”们的扩散而落地生根。从英国一脉同源的美加澳新，互动密切的西北欧，到借助土地银行顺利拆解封建契约的德意志，和旧精英的赎买津贴转换成银行股本的明治日本（秩禄处分）等。其相关性，要高于对法式启蒙或美式宪法的模仿、拉美非洲的传教成就、科学和教育的普及，或者洋务运动、编练新军、实业救国、启蒙救国等等。
但金本位的死结，在于黄金总量有限，所能容许的银行贷款存款和债券股票的总量，就数量稀少，而且很不稳定，因为源头稍有挤提，就有可能掉进倍数和循环式缩减。从加州到南非等超大金矿的连续发现，也不够多数国家的基本需求，比如铁路采矿钢铁机械纺织军工等行业，和粮食棉花橡胶煤铁石油等必需品。这些行业“钱”不够或者危机紧缩时，那可是致命的，因此能留给市政基建和住宅消费等的额度，就非常少。
而缺了市政基建住宅等印钱采购雇佣的大项，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育空间也就非常有限，大量人口就只能呆在农村继续吃土，或者挤在工棚里喂养结核菌，这又会持续推动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激烈敌对。
因此这期间发明迭代并互相竞争或融合的各种观念、理论和权力-制度结构，大多就聚焦于工业生产、贸易保护、原料供应、经济危机、阶级冲突、国民认同等议题，至于病根则少有人能理解，更难以协调出来有效解决方案。
到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尽管金本位终于被放弃，但近乎全球也都进入了应激和癫狂状态。各种集中协调资源和人力，以应对萧条并赢得全民战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成功上位。它们彼此看似敌对，实际上共享很多代码，包括计划经济和萨缪尔森综合，也包括苏共的宣传、希特勒和罗斯福的就职演说。稍作比对，就能发现它们内核的相似程度有多么高。
二战以后，黄金不再是主要约束，布雷顿体系以及各国制度的演变，变成了主导性因素，权重高于地理物产人口和技术。那些债权网络能发挥作用、能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的地区，就快速走向富裕并能长期稳定。其余地区则长期中低收入，各种贫穷动荡，或改革转型，或崩溃重启。敌视并清除债权网络、试图以指令计划代替的苏东集团，只是第一波崩的。
接下来继续从住宅相关的视角来比较和观察，其余视角的，以后再补充和拼接。
2.2 战后各个发达经济体。
二战后美国西欧日本等经济体，共同点是：近乎所有土地住宅基建市政等都能获得融资；国有资产占比很低，居民家庭不仅直接持有绝大多数土地住宅等实物资产，也通过国债市政债基建债股票和银行存款等债权合约，间接持有国家或市镇或上市公司或借款者“控制”的大多数资产；当下人均收入大多在三万美元左右或更高；从腾飞到实现近乎全民中产，都只需二三十年，就大致充满了地理物产人口技术和权力管制的边界。
但不同经济体的市政基建住宅相关制度，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也就有了比较的空间。
2.2.1 美国的特色是市镇自治较为充分，三万余个州郡县市镇等地方政府，加上学区水区等专项政府，共约八万个自治体，雇员超过千万人，其中五万个自主发债主体（参考前文《致命缺陷》的2.1.2小节）。市镇的土地规划收税运营等自治程度高，因此全国独栋住宅占比约80%，企业用地和庄园别墅球类赛马赛车打猎游艇等用地受限制较少，中小城镇的生态多样性也更丰富，生育养育焦虑程度也较低。
近几十年变差的部分，主要来自于部分州县严格的住宅开发管制，导致不含建造成本的用地价格（还有次贷危机时的跌幅），可以达到非管制州县可比市镇的5-10倍，这显著延长了青年夫妻们买房租房所需的工作时间，也导致无家可归者的增多。
前文《致命缺陷》的1.3.5小节中也提到，物权市场和债权市场，与商品的价格规律和供需曲线并不一致。一是交易各方出价时并非基于当下需求，而是对未来相对收益的信心和预期；二是物权债权交易之后不会被消耗，少数成交的价格成为了市场内其余待价而沽的同类的标价，因此存在着“边际定价效应”。如果价格上涨时不能自由开发住宅赚钱（或者新发增发股票圈钱），就会显著放大涨幅和波幅。
另外一个干扰，则是政界在90年代之后热衷于推高住房自有率，但方法并不是呼吁州县降低住宅开发管制，而是多次硬性规定房贷中穷人的比例，由政府担保的两房收购，住建部和司法部还威胁起诉那些黑人房贷通过率较低的金融机构。当稍微靠谱的穷人已经用完，金融机构们也只能继续放松标准，总比自己被起诉被罚款要好。
期间为两房代言的几位重磅议员，竭力压制总统、财政部、联储和审计署们的质疑，其他批评则基本只能沦为场外噪音。到次贷危机后，则又带头甩锅给金融界贪婪、缺乏监管，主张各种惩罚，发起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等，占尽了场内优势。这些干预是次贷上万亿美元损失的主要成因，但几个核心玩家们的自己所得，不过是多几年任期和多几十万美元的竞选捐款而已。
这部分可参考索维尔《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奥图尔《规划为什会失败》，以及John Cochrane的名篇《The Rule of Law in the Regulatory State》，翻译见《美国需要一部新大宪章》，主流声音中较少提到这些对“权力管制-市场扭曲”的分析。
至于政客议员和官僚机构为何要如此行事，可参考前文《致命缺陷》中第2.3小节，即政党政客、官僚机构，和他们遴选的包围的主政者们，是场内一线玩家，更容易为了自身输赢，而操纵欺压甩锅场外二级三级博弈者，比如自治市镇、企业、居民家庭等利益主体，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等债权经纪人，学界媒体教师教会等观念经纪人。
这种权力竞争模式下，两党会选择福利、平权、堕胎、持枪等议题，动员选民站队，拿到入场券的民意操盘手们，再用几千页的税法、预算案、医保法案等威胁或勾兑。住宅仅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失败而已。
目前看来这已近乎绝症，不跟着玩的就得输。只是美国的州权、司法较为强势，每任新总统也能短期内更换几千名联邦官员。这些免疫机制的存在，暂时还能保住债权网络和自治市镇等社会根基不至崩塌。那些只抄绝症部分的，不失败反倒不正常了。
至于何为正常状态，可以分析居民家庭、银行基金保险、企业家和股东高管、市镇长官和地方精英、选区议员、法官律师、学界媒体教师教会、部委官僚、主政者，这些利益主体和委托代理经纪操盘者们的激励约束。委托代理链条越短越直接的、利益越相容的，主导权重应该就越高。
由此看来，政党政客和官僚机构主掌国家，其实是金本位和全民战争时期的遗产。债权经纪人们在金本位约束下撑不住一个现代社会，市镇长官们也很难动员全部本地青年扛枪去战场。但在当下的社会演化动力（能否激活内部经济活力，适应信息技术商品投资和人才的全球流动）的压力下，坍塌趋势则近乎是确定的，只是各国时间长短、代价高低、衰退或红利的阶段、和最终废墟上所剩人口，会有不同。
我设想的替代方案，是议会至少分拆成三个，由银行基金公会主导的债权人议会，有权提前阻止而不是只能场外坐等出事；由保险公会主导的公共风险委员会，协调国防外交、安全防疫、资质许可等公共风险事务；和由自治市镇的代表们主导的一般议会；然后由他们制宪。就像大航海时代英美立宪代替了马匹骑兵时代的君权神权一样，先走出这步的，会开创债权经济时代真正的文明社会。
在此之前，建议当作“垃圾时间”或者文明之前的黑暗，而不宜迷信和拷贝，那会在无知中推动不想要的后果，即再耗一代人、留给后代挣扎和挣脱。第3部分则从武力权重、人口迭代、技术扩散、现金流压力和观念变迁五个演化动力，简单评估了未来走出黑暗的可能性。
2.2.2 西欧部分。英国法国的带坪院的独栋和联排住宅也能占到七八成，因此生育率也和美国相当，尽管坪院面积要小的多。德国（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则是公寓占到四五成或更多，因此尽管房价不高，生育率也起不来。好在德国联邦制度历史较为悠久，大企业大城市较为分散，不至于特别拥挤。
坪院对现代生育率的影响往往被低估。因为幼儿大脑自带一套保命的本能算法，迫使他们急于熟悉自然界、动植物和小伙伴们，以尽快成长为优秀的捕猎采集者。传统社会是多生几个小孩，放任在村落田野或街坊邻居家随便玩，不幸挂掉一个也还有备份。但在现代社会里，这几乎不可接受。带有坪院的住宅太少或太贵，困在公寓里养育小孩，就会成为年轻父母们难以承受的负担（更多现代生育率的讨论，可参考辉格《第三牧场》中第16章：人口转型）。
2.2.3 日本战后设立的大藏省、农林省、建设省、国土厅等官僚机构，基于战时经济确保生产供应的共识，也为了节约布雷顿体系时期稀缺的外汇，倾向于提高农林产品自给率、农地保护、管制金融信贷、压缩居民住宅消费支出、上收市镇自治权限、各种一刀切。由此导致内需不足、制造业出口带动、顺差过多，那就积累外储以抑制升值。宁被美国人制裁，也不能说自己或其他部委应该改一改。韩国和台湾地区也与此相仿。
当富裕之后，官僚们不肯丢掉一个百分点的预算比例，丢掉一条法律法令和审批权限，全力以赴地保卫和战斗，因为稍有软弱动摇，就会被同僚排挤、断送前程。而政客们、地方精英们、学者们和媒体们，战斗意愿就弱的多。大多改革计划和批评，就都停在纸面或口头。比如日本的金融开放和改革，讨论了十余年，直到亚洲危机时期各种遮掩不住，加上检察机关冲进大藏省调查拘捕之后，才有实质性改变。
部委官僚主导之下，知事（省长）反复进京申请，也很难把一个车站搬迁几十米；持续围海造田、修建林道、把河道和海岸包起来，以花掉预算并插手基建利益；水泥用量长期超过美英法德意加的总和，国民却只能住小房开小车，以至于美日谈判时曾特别要求提高户均住宅面积；土地管制作为房产泡沫的主因被放过，因为另几个省厅强势，板子就拍给由大藏省代管、地位略低的央行；等等（《犬与鬼》《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政治分肥》等可以参考）。
这种权力-制度结构下，市镇经济生态单调，也缺少非功利的社交网络和身份自尊（好枪手好车手好球员好舞艺好琴艺好厨艺等），企业和青年们就纷纷挤到首都和大中城市，工作通勤时间过长，不带坪院的住宅占比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婚育门槛过高，养育教育焦虑、内卷、抑郁和宅文化流行，生育率就怎么都起不来。
日本近五十年的新生儿数量，萎缩了一半还多，眼看还要继续萎缩下去，这还不算现在人均收入与美国也差了一小半。支撑过剩基建的国债收益率、村镇各类资产和老年人生活质量，正在持续坍塌沦陷，只是中心城市和少量国际制造业，还能继续遮掩。而导致这么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只是初始状态时多了几个部委几十个司局几百号人、多拟了几部法律而已。至于国民性或文化什么的，权重则被过度高估了。
接下来看看那些初始状态就反对“资本”、有更多立法和部委司局，债权网络能自由编码的资源和人力也更少的经济体们。
2.3 其他战后经济体。
这些经济体们战后初始状态差异很大。总体上与债权体系兼容性越差的，尤其是基建市政土地住宅等债权合约覆盖率越低的，就越是贫穷动荡。急于争夺权力份额的势力就越多（军方、民粹、官僚公务员、工会农会行会、宗教团体、部落势力等），玩家们的各种竞争或压制或动员手段也越夸张，比如清洗镇压、欺骗洗脑、收买勾兑乃至政变暗杀等等。在布雷顿体系解体、全球借贷投资网络成型以后，又叠加原料价格波动、借债和偿债能力、投资者流入流出等外部压力和冲击。
这些经济体的权力-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倘若债权网络能有机会优化重组一些资源，通常就能稳住几年或十几年，等发育到地理物产人口技术和权力管制的边界了，就继续熬着或者再转型重启碰一次运气。因此可以视为塌向债权兼容型社会的一个缓慢迭代的过程。这些在前文《致命缺陷》中的1.4小节中已有提及。接下来就以住宅相关视角，看看俄、中、印的转型发生了什么。
2.3.1苏共是金本位缺陷诸多产物中最激进的一支，在沙俄帝国一战时崩溃的废墟上，以强力消灭所有权力财富观念节点上的其他精英，直接控制所有土地资源和人力，将社会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他们看着一战后德国东欧的剧烈通胀和动荡，没几年就又遇到全球大萧条，使其高层坚信，类似危机和强国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决定在二战后继续扩张并保持战时状态，等待英美欧爆发危机、摩擦敌对甚至彼此开战。
但废除金本位后的世界走向，与其预期完全不符，可这时战争体制和群体心智已经框死了。经济领域的银行家投资者企业家们，被逆向激励的计划官僚们取代，提升从住房到汽车到电视到牛肉蛋奶等等的产量和质量，对部长局长厂长组长工人都没什么好处，短缺才能迫使别人来求，才能改善自己福利和地位（“没官来求你，你就不如人；没人来求你，连狗都不如”）。
同时，市镇长官、政客议员们则被行政或政治官僚取代，日夜修炼各种欺上瞒下的神功，不这么做的早早出局；学术界研究者教材媒体则由意识形态官僚严密审查；包括最高主政者，也由这些官僚们内斗或推举产生，而且其信息渠道和顾问班子，也由官僚们把持着围堵着，不能自组自带。这时换谁也很难真的看清症结（但在日常的信息围堵、恭维赞扬和拖延反对中，又自动会生成看清了症结的自信），也很难有效调整（但又不得不d这儿试试那儿试试）。
当苏联解体时，叶利钦和其顾问团队们，误以为仅靠产权私有和议会民主，就能转向“市场经济”。而从1820年代南美独立后的世界各国的反复尝试，已反复证明，离开现代银行体系等“印钱者”的话，这基本行不通。叶氏随意设立的那些银行，未能充当资源重组者、“印钱者”和社会信任中枢，未能扶持中小型农工商从业者快速壮大，也未能协助居民改善住宅并拉动建筑维修从业者。外资除了油气采矿不怎么敢进场，内部玩家们对这些银行也不信任，各种攫取又换汇逃出，过不下去的人们自然就没法安份。
对此叶氏理解不了也应对不了，仓皇退隐。继任者借助集中油气现金流，控制特工体系、军方和铁路，才逐渐压服，但这基本上又回到了沙俄体制。至于比沙皇多一层选票或法院或媒体等约束，那都不算事儿。现在只能看下一轮场内玩家中，债权精英们的占比了。
2.3.2 中国在苏联解体和南巡后，放松了一点儿意识形态束缚（姓社姓资），也放松了土地资源人力的一些控制，但官僚们主掌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未动摇。这时的变态程度，可以从一个案例管中窥豹：
中国重汽作为央企，当时一把手归中组部管，二把手归原人事部管，三到七把手归原机械工业部管，基本建设由原计委管，技术改造由原经贸委管，资产由财政部管，收入分配由原劳动部管。至于重汽能不能活着，每个手捏着众多下属的某个开关阀门的部委官僚们，并不关心。他们更在意的是别人能捏着，我们为什么没捏着；想什么办法能捏着，是谁在阻拦我们捏着；我们今天服软丢了这个开关阀门，明天就有可能丢掉哪个。
这又涉及居民家庭、银行基金投资者、企业家和股东高管、市镇长官和地方精英、地方选区议员、学界媒体、部委官僚、主政者，这几类利益主体和代理人们的差异了。部委官僚们是离利益链条最远的那批，不愿丢掉一个点的预算份额和一条管制权限（追求“跪客盈门”），还要竭力寻找或编造理由，以争取新的预算份额和管制权限。
而这样的部委司局级小群体有几百上千个，留在舞台中央的都是战力最强的，战力差的就跟妇联文联等一起坐冷板凳（“没官来求你，你就不如人；没人来求你，连狗都不如”）。基层官员们面对无数上级的各种要求催逼，只能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厅级以下不算人”。民国时期县长们则比较有文化，形容上级对待地方官“期之若圣人，驱之若牛马，防之若盗贼”。而到了居民层面，就是“九个大盖帽，管一个土老帽”。
中国在98年时裁撤部分经济类部委和国企，这释放出了普通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的活力；也允许城市住宅开发和房贷，并启动银行的现代化转型，银行在部分领域开始发挥正常的催化裂变作用；到加入WTO后，外资和国外采购商们也成为重要的资源重组者和奖惩者；加上急缺现金流的地方政府大上产能基建和住宅，还有新兴信息产业的引入。这些合力，摆脱了49-78年的贫穷动荡，和78-98年各种改革的事倍功半（这改那改闹出各种政治或群体事件，国企乡镇企业银行和县乡财政，后期近乎停摆）。
但这时农村土地住宅、市镇自治和市政债等，却并未放松，尤其是缺少发债渠道和买债者约束的地方政府们，只能各种乱来。03年之后未能继续改革，反倒是未被裁撤的部委们开始发力，土地规划住宅教育医疗等权力管制都开始收紧，包括耕地红线、容积率、住宅面积比例和经适房保障房等。到2013年发布三中全会公告时，提到了土地流通和央地分权，曾令很多人士以为有了转机，但很快就流于形式或长期“试点”。反倒是货币化棚改、永久基本农田由近及远划定、城投债等，不断发明并执行的轰轰烈烈。
经过前面这些比较，现在就能大致粗略分析，为何中国与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在基建网络和制造业水准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人均收入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了。
最显著的差距，首先是农地和宅基不能交易抵押借贷。否则专业农户就可以接手进城者的土地、产量和销售收入，并以此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如果宅基可以交易，那么有些就可以卖给退休老人，或山区旱区寒区的迁出者；这样很多进城者就有了建房买房的首付，或者小生意本钱，而无需赤手空拳出去搏命。因此仅这一条，就累计在县乡层面少“印”出了几十万亿的新“钱”。
第二个显著差距，就是几万个市镇，严重缺乏土地规划，物业税、增容费和市政债，养育教育医疗等事务的自主权（包括“县里没有厅级干部，就不配有三甲医院”等管制）。否则中小城市和乡镇的住宅形态，会以带坪院的独栋或联排式住宅为主（像英法），更多地采购本地物料和雇佣本地人工，生育率也不会低到1.0。也能吸引城市退休者卖掉房产来悠闲养老，大城市也就没那么拥堵、昂贵和低效，最有创造力的中青年们，也不必被居住养育和通勤等压力熬成矿渣。
第三个显著差距，就是国债国资结构的异常。这不仅体现为中央层面30万亿国债，和40万亿央企净资产的反常配置上，也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城投的约百万亿债务，与几十万亿地方国企净资产，资产债务用途和管理者责任等的不匹配上，还体现为很多公房保障房上。如果能有效分解给居民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包括以国债、市政债、企业债和股票、银行存款、基金社保和养老金等），按自己偏好处置，那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远不是现在的水平。
这三个基础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后果就是只能借款给海外富国懒人，没法借给国内勤劳穷人；农村人均收入长期仅为城镇三成略多，内需极差；城镇化和经济增速太慢（相比德日战后二三十年人均超过美国一半）；还到处都是单调过剩的板楼，乡镇凋敝、县市凋敝、人口凋敝；富人只能移民才能享受高端教育医疗和独栋庄园；企业家们只能蜂拥挤到服装鞋帽、家电光伏、电池汽车等狭窄赛道里一轮轮的杀价内卷，两败俱伤式地搜刮全球每一丁点儿现金流，还引以为傲还要追加补贴；而地方政府和国企们也同样是不顾代价的加杠杆，或者搜刮每一丁点儿现金流；以及“过剩基建”、“过剩产能”、“不分红的股市”、“地方债务”、“欠薪白条”等等，都是症状不是病因。
这些在债权经济学框架里近乎常识，犹如初中生理卫生教材中讲解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肝肺肠胃等的作用，和被卡住被劫持的后果。但在主流经济学的巫医式话语体系里，几十年也说不明白。关注现实的研究者们，又往往会因各种顾忌（会被压制、反正没戏、不切实际等）而放弃，媒体和公众们就只能以各种数据或政策解读，营造正在传递知识和获取知识的双向精神安慰。然后继续困惑焦虑，继续在各种（往往不相关甚至不靠谱的）知识领域里，寻求解答。
2.3.3印度独立时正值一二战和大萧条的全民应激癫狂状态，英国自身都在工党执政，和布雷顿体系少到难以生存的初始额度约束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有化铁路煤矿和英格兰银行等，还没等来马歇尔计划。印度初始状态时的文官体系和国大党，则比他们还要“超前”些，把社会主义写进宪法，限制外贸外资和内部“资本”，保护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尼赫鲁家族主导国大党的近四十年里，也先后尝试过土改、国有化、五年计划、设立计委和各种经济类部委、接受苏联军事和成套设备援助等，仅是执行稍弱没酿成灾难而已。
这么一直穷了四十余年，到海湾战争时，不得不抵押几十吨黄金才能买到石油，由此才开始改革。但多数部委掌握在以部长秘书为首的职业官僚手中，与政党政客、商界和地方精英们互相共生已久，内阁并无动力和激励去得罪。至于场外的各种批评、建议、呼吁、躺平、逃离，很少能改变场内玩家的人选、博弈格局和可选策略。
印度缺了中国98年的裁减部委力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改革红利。各种外汇外贸管制、产业保护、繁杂的审批和严苛的劳动法，阻碍了内资外资企业的成长；银行国有、信贷管制和严苛的土地法规，又阻碍了市政基建和住宅等大项资产的形成。莫迪上台后有所推进，但并未把放松土地住宅金融管制和裁撤部委等，当作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相关口号主要还是迎合选民和配合选战以保住位子。
这既反应了冷战期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常见认知局限，也是大多数政客们必须要全力关注的正事，做不到的就大概率会输。场外各种呼吁建议近乎白费，只有到了财政或债务危机的生死关头，各方争吵较量决出输赢之后的新旧场内玩家们，才有可能，也仅仅是有可能，松绑一些权力管制，稳住几年十几年，然后再来一轮。这已经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了半个世纪，看多了难免无趣。预计还会持续上演二三十年，直到冷战期间出生的高纯燃料们基本耗尽。
我在前文《致命缺陷》第2.3小节中，论证了这种在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时期成型的、由“官僚机构+政党政客+民选首脑”主导的各种权力-制度结构，存在致命缺陷。而同期成型的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行将就木的病人（或其实是已死的僵尸），而非能发现和治疗上述缺陷的医生。
3. 上一代学界主流精英们的认知缺陷，和修正补充建议
3.1 先说说早期起源
在前文《致命缺陷》一文的第2.2小节中提到，粮食和定居出现以后，人类形成的各种超越家族部落的大型社会，主要依赖两套编码体系。一类是各地征服者们反复发明改进迭代的编码，包括君权神权等强制汲取型的，其中封建和集权很容易相互转化，没多大区别；另一类则是海商共同体们反复发明改进迭代的编码，可转让货单、可转让付款承诺、股份、债券、保险、银行和公债等等。这两套编码体系之间就没多少兼容性了。
英国早期那些传统贵族神学教育出身的启蒙者们，就没能意识到债权合约的作用，基本上是以传统封建体系为源码修改升级换代，并广受其他出身于传统的新精英们认同。包括休谟斯密洛克等人，比如斯密就主张银行券总量不能超过收兑黄金的总量，约等于主张新生儿要切除造血器官。
因此英国路径特别是对金本位的迷信，对近三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坎坷歧途，要承担不小的责任。当然他们远好于此前的君权神权，以及法德俄的那些妄想家们，但这需要解析其具体代码组件的优劣，而不是整个操作系统打包来评价。
可惜多数人至今也没有解码能力，仍把金本位和债权合约绑定，含混的讨论资本或资本主义，或者这主义那主义，左或者右，激进或保守，西化或传统，英美或欧洲或西方或者基督教“文明”等等，彼此争吵不休。直到DNA发现和脑科学有所进展后，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提出，道德是一种生物学（演化）现象。很多人才有了解码意识和解码能力，重新审视人类、社会、道德、法律、宗教、政府、制度、科学、哲学等等演变。
建议实践型用户们也习惯这种视角，一边解码真实世界的运行，一边解码各类经济学政治学流派，把它们当作某个阶段的演化产物，尤其是那些金本位大萧条和一二战这种全民应激癫狂时期的变态产物，而不是当作权威或经典或指引，供奉起来。
3.2 当下影响力较大的经济学流派
3.2.1 首先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他们关心的是经济总体的增长和均衡，不关心各位怎么理解经济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主要是从萨缪尔森（1970年诺奖）到索洛（1987年诺奖）到舒尔茨（1979年诺奖）到罗默（2018年诺奖）这一系列。其源头就是“资本+劳动+生产率”框架，因为无法解释挣脱金本位后带来的高收入，就又加上“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知识创新溢出”等补丁和圈内黑话。
“资本+劳动+生产率”其实也是计划经济的框架。因此两者更像是兄妹关系，看起来性别相反也各自成家，但都起源于金本位或战争时期保障生产的需求，基因相似度很高，也同样偏好政府干预和数学公式或模型。两者都洗不掉那种集中营或者畜栏看守或者监工或奴隶主的味儿。世界银行早期基本就按这个套路来，教坏了许多穷国，遗祸无穷。伊斯特利离开世界银行后，写了一本反省批判的《经济增长的迷雾》，可以看看。
由于主流经济学基本无视了债权合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误解了现代的“钱”，基础模型里也忽略了市政基建住宅等大项资产，也忽略了银行贷款存款债券股票等债权市场，自然就没可能解释和指导经济增长，也没可能理解和应对滞胀或者金融危机。现在主流学者们大多也承认这套没用，但还是要教的，因为他们眼中其他替代品更差（更不利于自己圈子）。习惯这套话语的，也还占据着很多学界和官方机构的位子，继续祸害。
3.2.2 另一个较有影响力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源自于科斯（1991年诺奖），引入了产权、法治和交易成本等观念。科斯认为市场中交换的并非商品，而是“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这离债权合约只隔了一层纸。可惜受制于当时错误的货币理论，整个新制度学派长久未能戳破这层纸，否则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强调，改善土地住宅和小微企业的法律地位，使他们可交易可抵押可借贷，能为拉美创造出数十倍于外债的“资本”，这至少值一个诺奖。诺斯（1993年诺奖）和当下大红大紫的阿西莫格鲁，转到历史上的产权、制度和国家的演变兴衰。但由于忽视了债权合约，在解释工业革命，以及区分“汲取型制度”和“包容型制度”时，就各种牵强绕弯。而且更早期的历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二战和大萧条这种全球性的格式化和大分流之后，对实践型用户们的参考意义也有限。
当下讨论公共事务时的经济学范式和语词，主要来自于这两派，前者偏重教育科技创新生产力，后者偏重产权制度法治企业家，都期待场内权力玩家们能做出响应和改善。至于权力玩家们有啥动力响应、能不能做到、会不会反向行动，就不在言说甚至认知范围之内。
3.2.3 熟悉债权货币视角的一些央行派新锐学者们，和金融投资出身的宏观学者们，就不会忽略市政基建住宅及其融资的影响。他们在次贷和欧债危机以后的影响权重显著上升，逐渐有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趋势。假以时日，社会中坚们也能逐渐摆脱商品生产和科技生产力视角，意识到只有债权合约能够下沉覆盖、债权规则不受干预，才能社会稳定、自己利益和位子也更安全。只是其扩散速度实在太慢，需要尽快掀了主流经济学的神像和香火才好。
3.3 实践型用户需要补充的知识
这里假设实践型用户们已经掌握了金融学投资学相关的基础知识，也打算使用债权经济学框架，那接下来有必要留意补充的、下一代精英们所需的入门知识，我认为有这么几项：
3.3.1 公共选择学派的入门知识，由奥尔森（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图洛克和布坎南（1986年诺奖）等人创立。由于专门研究政客、官僚和选民们的行为逻辑，尤其是奥尔森把政府比喻成坐寇，因此到处不受待见，也不为公众所知。有所了解后，可以减少很多困惑，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主要理论工具，委托代理模型和博弈论，在经济学、金融学和政治学中已经相当常见。金融学中较为成熟的公司治理研究，比如小股东搭便车或管理层自利等现象，与公共选择学派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市镇治理、国家治理中也能用的到。如果能扩展到全球近五十年来的转型改革或崩溃重启研究，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可惜这一学派有些人丁零落（也可能是我跟进不多）。
3.3.2 市镇经济学以及土地规划住宅养育教育健康等相关的知识。涉及自治市镇如何设立，怎样收税发债，市政交通工商住宅等规划，土地转用、增容和征收，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等的补贴，市镇之间的交通水电电油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融资补贴用地，和价格协商机制，以及对相关的房价、生育和迁徙意愿等影响，等等。这应当是未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核心组件之一，因为居民商品需求和制造加工相关的产业，在发达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越来越低了。
当下经济学政治学过于偏重国家视角，这一是不符合多数初级用户的需求，他们更需要了解市镇内的生意机会和改善方式，而非国家和宏观层面的。二是很多中低收入地区的地方精英们，也不晓得如何尽量在已有法律和管制权限内，借助债权合约，吸引银行和投资者，尽可能创造市政基建住宅等资产并“印钱”，改善市镇经济财政和自己地位声望和利益。
3.3.3 转轨经济学相关的知识。微观层面包括官僚机构、各类公用事业、各类国企国资和国有土地，该如何赎买激励估值分拆出售配债等等。商学院有很多企业的价值评估、兼并收购分拆等相关的课程和案例可以借鉴，可以扩充到公用事业和国有企业。
这些少有人知的话，场内玩家们也不会意识到有这些解决方案，他们还是会基于前几千年的权斗“智慧”，和自己几十年来的信任圈子和“经验”，或政治学“经典”的指引，无休止的较量权术、诉诸法律或祖制或民意或“实力”，威胁或拆台或煽动，在即将坍塌的大厦里忙着争夺最后一分输赢。他们从未听说也无从想象，投行界早有一套成熟安排，给不合适的人一笔现金债券股票走人，剩下合适的人商量决策，就不用斗到底了。
市镇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潜在需求很高，毕竟百万亿级别的地方债和城投债，数十万家地方国企和公用事业单位，能一直这么没钱苦熬着，也不太现实。到了能用上的时机，就会成为晋身当地新一代精英的跳板，会印钱的能找到钱能发出钱的，比起不会的，优势如同开挂。即使最终用不上，也比研究传播其他的，更有意思更有价值也更受欢迎吧。
3.3.4 保险、社保和基本收入保障等相关的知识。这部分内容同样较为宽泛，包括传统的商业保险部分，也包括由传统国家执行但其实可以优化的部分。前文《致命缺陷》的第2.3.2小节有过一点讨论。
3.3.5 脑科学、神经元网络、集体心智和“社会神经系统”相关的知识。个体决策机制，与企业或学术共同体或国家的集体决策机制，似乎有颇多相通之处，包括信息筛选阈值和传播、目标约束和判定、多种意见竞争、最终策略选择、反馈修正等过程。只是多数个体和企业受外部约束较多，而学界或国家就更容易被内部规则框住，或被关键节点劫持。这适合作为下一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一，前文《致命缺陷》的第1.5小节里有提到。
4. 各利益主体和实践型用户们的应对建议
这里只能谈些认知框架修正和知识准备方面的，关于应对策略就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只能自主或与圈子讨论再作选择了。
个体用户们，如果不承担机构决策责任、客户委托，也缺乏研究能力或研究精力。那建议是继续跟踪那些债权视角的内容，调低对其他经济学政治学经典或权威的阅读，调低对金本位以前历史现象或“规律”的探索，调低对简单经验模型的依赖（比如M2增了或者连涨几年连跌几年，就会如何）。如果还能带动讨论圈子一起升级，就更好些。
各个机构决策层的用户们，如果所处机构有能力在全球获取收益（包括设立机构出口商品，或者实业投资，或者债权股权投资），则有必要多做些研究，优化对目标国家的判断。头部用户们还可以考虑多领域投资者们，比如擅长做园区做住宅的，和擅长做制造采矿的，和擅长道路电力等基建投资运营的，组合起来谈判，并留意争取入股当地银行和当地发债的可行性。输入“印钱者”多半能产生超过廉价土地原料人力的回报，并提升政治稳定性。
如果主要是境内配套服务或公用事业等机构，比如地产相关的、居民服务相关的、城商行农商行、市县财政城投教育医疗水务等，那研究者和决策者们估计已经压力山大。如果有意做些知识准备的话，可以参考本文第3.3小节。商学院、金融学院、其他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者们，也能找到更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或项目。
最后是高度市场化的投研机构和财经经济科普作者们，就自行决定要不要调整宏观模型、行业或经验模型，要不要换成债权货币视角，用于团队内部协作，和跟客户和读者们交流沟通。怎么节约算力和内耗、怎么增进客户和读者信任，就怎么来。
如果各位研究讨论时有相关进展，或有推荐文章或书目，也欢迎留言交流。
相关阅读：
聊聊当下“主流经济学”的几个致命缺陷，以及用户们如何修正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