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力远(SH600478)$ [护城河] 如何驾驭我们的大脑？
对于随机性数据的自发性模式探寻过程，为什么说它既能让我们因祸得福，也能因福而致祸呢? “这的确是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纽约大学神经中心的神经学家保罗·格林切尔（Paul Glimcher）指出，“我曾经和经济学界的朋友一起闲聊，发现他们在分析金融决策的时候，仿佛完全是在探讨超越现实的理性逻辑问题，而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其中的生物性本质。在生物进化的阶梯上，人类已经跨越了灵长类时期数百万年之久，但生物性本质却依然如故，生物性器官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当然，这个生物性进程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曾面对无数挑战，并作出一个‘适者’应该作出的决策，而进化又必定驱使我们在类似情况下依赖于同样的策略。”
人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的身份，都是猎手和采摘者：生存于众多小部落当中，追求配偶，寻找庇护所，追逐猎物，逃离捕猎者，寻觅水果、种子和树根。对我们的原始祖先而言，需要作出的决策相对今天比较少也比较简单：躲开虎豹出没的地方，学会识别暴风雨来临前的信号，辨识远处潜伏羚羊的迹象，或是寻找附近存在新鲜水源的预示；认识到谁是值得信赖的人，想好如何与他们和谐共处，学会比那些不太聪明的人再聪明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任务。
艾默利大学的人类学学家托德·普鲁斯（Todd Preuss）指出：“我们和猩猩之间的主要差别，并非在大脑里多了几个新区域，更多的只是扩大原有区域的面积和调整大脑处理不同新事物的内部关联机制。‘到时候怎么办’或‘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之类的问题，或是做这件事、那件事的长、短期后果会如何——在我们的大脑里，永远也不缺少处理这类问题的空间。”人类并不是唯一能制作工具、表现意识或规划未来的动物。但是，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具有人类这样的预测、推断、归纳以及分析能力。
实际上，从类人猿进化到我们人类这一最先进的物种，也仅仅不到20万年的时间。此后，我们的大脑几乎就停止了进化。1997年，古人类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个距今15.4万年的人类头盖骨。这个头盖骨所能容纳的大脑体积应该在1 450立方厘米左右。尽管这至少已经是大猩猩或是黑猩猩大脑的3倍，但还是无法比肩今天的人类。我们的大脑发源于早期祖先曾经奋争过的远古世界，那也是“智人”诞生之前的遥远世界。尽管进化并未停止，但人类大脑的多数“现代化”部分，比如前额叶皮层，基本在石器时代即已发育成型。
想象古代东非太平原的那番景致并不难：崎岖多变的地势、复杂难辨的地貌，交替出现的干季和雨季、浓密的植被、开阔的原野、起伏的河床。在这样的环境里，推断或者寻找下一个关联，从而完成重复性视觉迹象所体现的简单模式，也就形成了一种最基本的适者生存局面。一旦通过某个信息样本推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充足的食物或安全的住所），早期的原始人类就会信以为真，以为这就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自然也就不会再去搜寻更多的证据，去验证决策的正确性。于是，人类祖先也就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数据样本。即使是我们今天的投资大脑，也依然擅长于“已知”的行为模式：无时无刻不在感知所谓的模式，从支离破碎的证据中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过分依赖于短期模式去规划长远未来。
我们总喜欢自以为是地认为，人类发展的悠远长路，就是科技进步的漫漫历史，但种植业和第一座城市的出现，也不过是1.1万年前的事。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金融市场出现于公元前2 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而且仅仅是一个偶尔交易大麦、黍粒、鹰嘴豆和白银的集市。而定期交易股票和债券的正式市场，大概只有4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的祖先走过了漫长的600多万年。假使我们把人类历史镌刻在1英里（约1.61公里）长的书卷上，那么，最早出现股票交易的时间距离终点只有4英寸（10.16厘米）。
因此，古人类的大脑肯定会发现，当今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有多么艰难。在解决识别简单模式或是快速作出情感反应之类的史前问题时，人的思维就像一台高性能机器——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科学家里德·蒙塔戈（Read Montague）称之为“玛莎拉蒂”[源于意大利瓦格纳（voghera）一个普通家庭，火车司机罗德夫·玛莎拉蒂和妻子共同养育了六个男孩：卡罗、宾多、阿尔菲力、埃多勒、欧内斯特和马里奥，六个孩子都参与并促进了日后玛莎拉蒂这个世界著名跑车品牌的建设与发展]。但在辨识长期趋势、认识随机性结果或同时剖析多种因素之类的问题上，显然就不是大脑的特长了——这都是我们祖先极少遇到的问题，但我们的投资大脑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挑战。只要登录财经网站、收看CNBC的节目、与财务顾问交谈或随手翻开《华尔街日报》，我们就要面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