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朋友表示，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经济了。
教科书和职场前辈们曾经告诉他们，对于美国这种主要靠消费驱动的经济体，观察其经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就业市场。就业好了，民众收入就有保障，有了收入就有消费，有了消费经济增长就有潜力。
根据上述经验，现在美国政要和社会精英们应该高枕无忧才对。今年美国的月度失业率最低达到3.6%，7月份的最新数据也不过只有3.7%，目前美国失业率是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再看GDP。2016-2018年美国GDP增速从1.6%上升到2.9%，2.9%可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对于美国这种老牌发达巨型经济体，这个增长速度绝对是非常耀眼的。将这个GDP的增长速度和几乎处于50年来最低水平的失业率放在一起，简直就是黄金搭档。
但面对这些数据，特朗普似乎是精神分裂的。一年来，他一方面频频对选民炫耀极低的失业率和高高在上的GDP增速，告诉人们因为有了他，所以现在很美好，未来更美好；另一方面他又急吼吼地要求美联储赶快降息、大幅降息。
可降息不是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采取的政策手段吗？美联储最近几次大幅降息可都是发生于经济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比如互联网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
千万别觉得特朗普是在发神经，并非只有特朗普这么着急，华尔街的精英们有些比他还着急。比如，摩根士丹利预计，未来2年内，联邦基金利率可能就会降至接近零的水平。美银美林则认为，“零利率时代”到来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一度出现倒挂也着实惊到了全球投资者，这可是公认的经济衰退信号之一。
为什么在美国就业如此之好的情况下，大家却对降息如此关注？甚至担忧大衰退可能随时到来？
答案可能还要到美国的就业市场当中去找。先把结论说一下：美国的失业率的确很低，美国的就业岗位增量也算不错，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却没有获得明显的收入增长。消费，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后劲严重不足。
先看非农就业总体情况。2008年1月，也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全面恶化之前，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达到历史峰值1.3842亿，此后最低下跌至2010年2月的1.2972亿，减少大约870万。截至2019年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1.5143亿，比次贷危机恶化前的峰值还高出1301万。在总量上，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很抢眼。
但靓丽的总量数据背后是糟糕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2019年的平均时薪，可以将美国劳工部统计的13个私人非农行业划分为三类：
低收入行业（时薪低于30美元）：包括6个行业，休闲和酒店服务（以下简称休闲业）、零售业、运输仓储业、其他服务业、教育和保健服务业（以下简称教保业）、制造业；
中等收入行业（时薪30-40美元）：包括5个行业，建筑业、批发业、采矿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以下简称专业服务业）、金融业；
高收入行业（时薪高于40美元）：包括2个行业，信息业和公用事业。
在1301万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量中，上述三类行业的贡献大相径庭。低收入行业贡献了926.5万，中等收入行业贡献了379.9万，高收入行业贡献了-20.9万。
很明显，低收入行业是就业增长的主力，贡献了71%的增量。其占非农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从2008年1月的51.9%上升至2019年7月的53.6%。
中等收入行业虽然总体上就业人数上升，其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稳定在29.3%，但冷热严重不均。379.9万的增量中，专业服务业占了339万，金融业占了40万，批发、建筑和采矿业基本持平。
由于高收入行业就业萎缩，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行业就业大幅扩张，美国就业市场的金字塔结构越加明显。
在低收入人群扩大的同时，如果生活质量仍有提升空间，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但2008年以来，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高收入行业的实际薪资涨幅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薪资最高的信息业实际涨幅为27%，薪资倒数第一的休闲酒店业实际涨幅只有10%，倒数第五的教保业的实际涨幅只有8%，而这两个行业的就业增量合计高达849.5万，占了新增就业总量的65%。换句话说，就业增长的两大主力行业实际薪资年度涨幅不足1%。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目前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中，还有400万非自愿的兼职人员。他们希望找到全职工作，却只能接受兼职工作，因为雇主无法或不愿意提供全职岗位。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规则，只要在调查当周进行了1-34个小时的有酬劳动，那么就被归类到兼职从业者，即使只工作了1个小时，也不算失业。兼职岗位在薪水、保险、劳工保护等方面的待遇均比较低，而越是高薪行业兼职岗位一般越少。所以实际上，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能要比平均时薪表现出来的情况更差。
作为一个主要靠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当边际消费倾向最强的，占就业人口半数以上的低收入群体难以提高消费能力时，其经济增长后劲儿可想而知。
有人可能想到了，负债消费不行吗？次贷危机之前可以，次贷危机之后这条路就很难走了。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向全球投资者转移风险，实际上就是全球投资者借钱给美国人负债消费。但次贷危机后，遭受巨额损失的全球投资者再也没人敢当冤大头，美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受到极大抑制。同时，美国中下层民众由于收入增长乏力，其主动负债的动力也有所下滑。美国的居民部门在次贷危机后总体上处于去杠杆状态。截至2018年底，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债务规模/GDP）为76.3%，比次贷危机全面恶化前的2007年底的历史峰值水平下滑了大约22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去杠杆的同时，为了维持住经济的增长，美国政府部门大幅度加杠杆。截至2018年底，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98.7%，较2007年底上涨了41个百分点。
可能绝大多数朋友对上述数据没什么概念。对比一下历史情况就清楚了。1967-2007年，40年里美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仅上升了11.7个百分点。与之对比，最近10年美国政府是不是很疯狂？
美国企业部门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度去杠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72.6%的峰值水平持续下跌至2011年的66.1%。但此后杠杆率快速回升，2018年底已达到74.4%，再创历史新高。
但债务总归是要还的。还债压力越大，对降息的需求也就越迫切。截至2018年末，美国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余额分别约为20.32万亿美元和15.24万亿美元，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减少3556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这是特朗普不停和美联储较劲的重要原因。
在超宽松货币环境下，借助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扩张，美国经济在2009年走出衰退之后，虽然迎来一波长达十年的扩张期，但建立在疯狂负债基础上的繁荣根基相当不稳。在无重大技术突破、无重大生产关系调整的情况下，超宽松货币环境在加剧贫富分化的同时，人数占比日益增大的中下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增长也十分有限，这使得经济增长的后劲儿严重不足。
此外，随着企业部门负债的快速增长，使得个别企业债务违约升级为大范围违约恐慌的风险不断升高。根据历史经验，对于大型经济体，因为其腾挪空间比较大，债务问题一般不会轻易爆发，但一旦爆发就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这可能是美国政商两界在就业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却对经济衰退忧心忡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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