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主要是我写公众号两年以来的反思，因为这周其实并没有什么超预期的，PCE基本与预期相符，长端美债稳定在4.3附近，但降息预期的进程是不变的。这周主要的风险点来源于政治风险，不管是美国、欧洲甚至是中国。我们将结合我这两年对经济世界的观察，来给出一些我的看法。
我一开始写这个公众号是本着一个原则“只有自己给别人讲一遍，你才能真正算理解这个知识点”，当时喜欢看付总的大师课之类的，因为是刚入门所以并不是很看得懂，就反复看反复看，为了巩固知识点就结合自己对经济的感悟写下来这个公众号，本质上来说这个公众号最大的受益者是我，因为它不断地逼着我前进学习。
但是这也就造成了我的水平与认为基本与我的公众号保持一致，也就是我知道的我全放公众号上了，所以我可以没大家想象得那么强。随着整理的越来越多以及付总的更新频率较长，付总的内容渐渐地没法满足我的需求，然后就开始从别的交易员（主要是海归的交易员）那开始学习，开始涉及不同的资产，但是最初的付总的大类框架我觉得依旧是核心，利差、债务/杠杆、分子分母，只不过在此之上需要把更多的资产逻辑融入到该框架，涉及的资产越来越多和各家思想/框架越多，我虽然依旧主要使用的是“大类”的框架。
但现在我的观点已经与付总不同了，虽然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特别是付总的内容逐步平民化之后，并且我也从纯交易派逐步过渡到站一些理论派，当然这里并不是指我转为学术派了，只是我认为当你对资产有一定理解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补充你的学术理论的逻辑，你需要通过对于理论的学习来使你掌握高层决策对于经济风向的变化，即增强你对于经济变化趋势的感知，这里的经济趋势变化并不单纯地指宏观经济好坏的变化，更多的是未来对于经济制度的变化、调控的变化。这里还是建议做交易出身的人也能去学习一下理论，至少了解一下历史中决策者的观念是如何变化的，而不是让你去学习经济“八股文”，对于纯学术派的“八股文”这里也是很不推荐的，特别是他们的观点、报告基本对于交易（甚至是经济决策）没什么作用，基本属于学术垃圾。
你在看我上述文字的时候相信你能看出是有一些哲学逻辑在里面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想，为什么老一辈的投资者喜欢将投资与老子的哲学结合起来，我当时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资本市场早期野蛮生长的表现，什么“收割”“阴谋论”之类的也是资本市场不成熟的表现，研究员写的报告也是文绉绉的。我肯定是不喜欢这样的，特别是因为我使用的是“大类框架”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西方框架，是更为成熟的，那些在海外留学并在海外工作后回来的那批人带回来的框架，相信如果你在现实中认识他们，你会发现他们跟本土成长起来的投资者（在思想上）就是有很大不同。但是我又想投资也不能失去哲学的指导，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投资框架与经济认识属于现在框架与认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哲学框架也是现代哲学，我的观点是使用现代的哲学去指导现在的投资体系，最合适的我认为是辩证法。不管是大类资产体现的那种联系的多样性，还是与交易落地相结合的实践性，甚至是对于经济态度、交易节奏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对于一种经济现象的思考应该是一体两面的，既要看到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坏的一面，也就冲破了之前的“阴谋论”了。
当然这样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只懂得辩证法，但说实话我认为辩证法的系统性会比古典哲学要强。当然我现在的理论肯定会受到我现有认识条件的限制，也许等我不断成长我对于“使用什么哲学指导投资”这个议题会有新的认知，但至少现在我认为使用新的、系统的哲学思维（辩证法）指导投资可以是一种新的思路，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种表现。对于微观投资我不了解，但是FICC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需要这种联系性、系统性的哲学架构的，因为本身我们使用的投资框架也是联系性、系统性的。
当我开始学习掌握大类资产宏观框架就开始不自主地“给中国经济开药方”，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经纪人都会干的事，但是随着我的框架逐渐地成熟以及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对其的态度也逐步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结合着近期全球政治方向的转变。
从美国的民粹主义抬头开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右翼势力抬头，这背后反映的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总量增长已经没有了，蛋糕已经无法做大了，至少现在我们还没看到AI将这个蛋糕做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还希望保持自己的增长，保持居民的购买力就需要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再分配，世界经济的逻辑从总量增长（做大蛋糕）转变为存量分配（分蛋糕），之前在蛋糕能做大的时候你分多点我分少点没关系大家都有增长，但一旦进入到存量分配环节，这种矛盾将迅速暴露出来。这也就导致了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特朗普的上台），到现在勒庞家族在欧洲议会中的选举，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移民（非法移民）。这是分配问题在存量分配环境下在微观中的表现，就是民众认为有人侵害了他们的权益，在欧美是移民，在中国是什么？这种矛盾在微观中的表现是我们最容易观察的，也是导致社会冲突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也是越来越多的矛盾出现，这些矛盾的本质就是认为另一方侵害了一方的权益，男性侵犯女性的权益，老一辈侵犯年轻一辈的权益，官僚侵害民众的权益，甚至是非法移民侵害了底层居民的权益等等，这些问题表现在就业上、思想上。只不过我们是集权国家，对于政治正确的要求较高，所以并没有“选举”这样的导火索，但并不代表我们的矛盾就不在逐步深化，最核心的人口问题（这也是分配的核心）毕业大学生人数、青年失业率以及老龄化率将逐步深化，毕业大学生的人口高峰在30年，想想吧，至少还有6年的恶化时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问题。
对于我个人来说，从最开始入门的对于政府部门对房地产杠杆的处理，以及居民部门被杠杆透支的核心问题的讨论到如何才能让中国获得核心的增长动能的讨论蕴含了我对于政治看法转变。
从一开始我仅仅局部地分析问题，从杠杆的视角分析并尝试给出“中国的药方”，到现在我坚定自己的药方，并看清现在变革的必要性以及阻力。我还是要强调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利润率，虽然制度也存在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股市一直在3000点，在市场中不是你搞内幕就是我搞内幕，以及上市公司质量差等问题，尽管现在吴清主席上来搞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希望能从监管制度上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属于是改分配），但是即使你把上市的害虫剔除了，但你没有利润率，投资国内的投资者依然无法获得回报。放到资本市场以外也是一样，企业没有利润率，居民部门的薪资增速就没办法获得增长，也就难以修复居民部门的杠杆，无法恢复居民部门的消费。仅靠加强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和对于高收入群体限薪并不能解决问题，这种在分配上的修修补补没办法解决真正的矛盾，而且与底层低收入群体利益相对立的并不是这群高收入群体，而是官僚集团。高收入群体同样是在按要素分配下的受益者，只不过其要素获得的市场奖励较高，该要素本身就为私有；但官僚属于占有公有资料获得收益，但并未将其返还公，有而是据为己有。认清什么群体是先前发展的既得利益者是改革分配制度的前提，改分配本质上需要对政府（权力）部门进行内部的改革，是对权力的改革，而不是“劫富济贫”。
当然我认为“改分配”并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总归还是要“增收入”，那么收入哪来？两个方向，一是集中力量支持新兴技术，希望能从技术的增长带来总量的回报；而是海外投资，拥有/控制海外更加新兴市场的资产以获得增长。我的建议是两手抓，但是鉴于现在的国际政治环境和科技进步的不确定性，明显第二条路更为可能成功。大量地购买海外资产（更多的是我们同阵营的国家）在保障资产安全的同时可以将利润换回以获得经济增长，并且低廉劳动力生产的低廉价格的商品输入国内也能反哺国内居民部门的购买力，同时中国还需发展国防力量以确保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军队加上海外资产的增值将重铸中国政府的信用，使得中国摆脱债务上限的依赖，并确保了人民币在资本外流的同时不会大幅贬值，以保障国内居民部门的购买力。可以说资本/企业出海是摆脱现在中国居民部门疲软、薪资增长、资本市场疲软的根本的、最可行的方法。这也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促进合作共赢，沙特都来我们这边投资了，为什么我们不打开让民资出海呢？本质上来说我们应该走的是“新兴殖民主义”，来新兴市场攫取利润，但是合作共赢。
但是这条道路是偏左的、是激进的，在该道路上势必存在这许多阻力，最典型的就是官僚保守派，他们的实力十分强大所以现在这条道路已经很渺茫，但同样的如果不进行对“内”改革（改分配的本质是改官僚资本、改权力结构），对外“开放”（资本/企业出海）我想不出其他中国的方向，也许技术突破有用但感觉渺茫。
我知道我的政治偏向在这两年开始左转，“屁股决定脑袋嘛”我是年轻人我是大学生，是看着中国富强起来的那一辈，在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突然开始下滑，势必会造成左翼思想的崛起，但是仅有我一个人意识到了肯定还不够，如果有1%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左翼思想，那么中国将开始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