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力图建立一种秩序，阐述一个理想的秩序应该是怎样的，要维护这个秩序需要有怎样的机制和规范。
道家则试图消解人为的秩序，崇尚回归自然的原始状态。认为做过多努力是徒然的。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终将无法逃脱于自然的法则。人的努力在自然法则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笑的。所以主张无为而治。
佛教则试图消解人们内心世界的压力和紧张，将烦恼之事从头脑中去除。去除的办法，就是放下执念。佛教对儒家的一个重要吸引力在于破除执念。儒家是有执念的。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那个执念得到不到伸张的压力对精神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佛教提供了一个婉转的说法，让人可以暂时的放下执念，缓解紧张和苦闷。佛教为儒家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
孟子发展了儒家的思想，让儒家的思想更具可操作性。更确切的说，孟子将儒家思想带向了儒家可能秩序中的一种，即王道。并建立了王道的规范和准则。
中国儒道释一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后，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儒道释是否能够经得起西方实证主义的解构。是否能够经得起西方逻辑学的拆解和检验。在最初的近两百年里，中国文化传统在西方的逻辑检验之下，似乎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不合格品，必须彻底抛弃。全体的国民必须按照西方的文化传统进行再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造。用当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文化在不抛弃其内核的情形下，无法现代化。
在这种论调强势的语言环境下，也有另一种努力在无声的进行。这种努力固执的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在社会学上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核心要素并未过时。应该思考的问题，不是东方文化的西化，而是东方文化如何将西方的科学精神纳入到本身的体系中。抱有这样的希望有其合理的根据。1）儒家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理念，一个开放的秩序，融入一个新的元素没有观念上的障碍；2）儒家文化过去有过整合新元素的成功经验，整合之后的文化得到了更新。儒家精神的基本内核得到保留，而外来文化的新元素得以无痕的融入到了新的版本。新版的儒家文化弥补了一些缺陷，变得更有韧性（唯一不足的是消弱了儒家精神中积极进取的一面而在精神气质上变得更加保守）。
科学精神在人类诸多文化要素中，无疑是最为积极进取的。这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非常吻合。从气质与态度上来说，儒家精神接纳科学精神毫无障碍。儒家精神提倡学习和增进智慧，并不反对积极征服自然的努力。在世界观上，也没有一个不可挑战的条框，没有不可突破的边界。儒家鼓励求知和探索世界。更因为科学能够带来回报，而儒家非常看重现世生活中的快乐，这形成了正向激励。所以在儒家的指引下研究科学，是为科学探索装上了一个新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