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君安观察
04-17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
1914年秋天，面对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如此感慨道。这句话也代表了爱因斯坦当时的心情，他在给一位荷兰朋友的信中说道：“真是难以置信，整个欧洲在妄想中失去了控制。”但是，就是在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时代里，35岁的爱因斯坦勇敢地走出科学的象牙塔，大声疾呼和平和民主，成为一名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疯人院的仆人”
1914年10月4日，德国各大报纸刊登了一份《告文明世界书》，并翻译成十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行。这篇文章否认德国对战争负有责任，指责英法等国“在试图诬蔑和中伤德国在这场生死战争中的纯洁理由”，列出六条抗议，每一条都是以“这不是真实的……”开始。
《告文明世界书》说出了当时德国知识界的心声，在上面签名的有93位知名人士，其中有17位艺术家、15位科学家、12位神学家、9位诗人、7位法学教授、7位历史学家、7位医学教授、7位作家、4位哲学家、4位语言学家、3位作曲家、两位政治家和一位戏剧导演。由于1870年的军事成功，以及工业和贸易的成功，这个国家到处都在扩散强权意识、对军队的崇拜以及征服和吞并的野心，强权信仰几乎统治着所有有学识的人，取代了歌德和席勒时代的理想王国。那个好听却被滥用的名词“爱国主义”，成为德国学者们的偶像。战争爆发后，他们一致支持国家的军事行动。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社会氛围里，当时正在普鲁士科学院工作的爱因斯坦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孤独，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与大多数人持有的政治观点格格不人。
在爱因斯坦看来，一个人热爱和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观念，这种理念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反对暴力和军国主义也不需要任何理由。可是环顾1914年秋天的德国，爱因斯坦悲哀地看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谈话像疯子一样，连向来宽容的著名科学家也表现近乎狂热。“当我与人交谈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头脑中的病态。这使我想起了女巫的考验和其它的宗教异常”，爱因斯坦在和国外的朋友通信中说，“社会的心态已经危险地偏离了轨道。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可能无法想象。”
爱因斯坦最难过的是，他的同事们、头脑最优秀的普鲁士科学院里的科学家们也染上了民族主义的狂热病， “我相信这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病，只有十分独立的人才能摆脱这种流行观点的左右，科学院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人。”就连他的恩人、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也是一个“病人”。
爱因斯坦原来在苏黎世大学工作，四个月前，是热心的普朗克积极奔走，以高薪把他聘请到德国来。可是现在，一向温和明智的普朗克以柏林大学校长身份，竟然用“正义战争”的幌子游说学生们参加战争，“德国已经失去忍耐力了，拔出利剑，对准那阴险背叛的发源地。”爱因斯坦是一名瑞士公民，没有人要求他在《告文明世界书》上签名。他本来可以安心做一个局外人，他也自嘲是“疯人院的仆人”，“我尽量避免参与到与狂热的广大公众有关的事情中”。但是当看到这份充满盲目沙文主义的文件上，竟然有普朗克等熟悉的名字时，爱因斯坦感到很痛心。于是，他决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在柏林的知识界里开始传阅一份《告欧洲人书》。它针锋相对地批评《告文明世界书》及其签名者，指出这场野蛮的战争“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弥漫在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违背了人类的文化，“对于这种态度，绝对不能出于感情而原谅，这是世界文化的堕落，如果它成为知识界的普遍财产，那将是一种灾难。”它预言，这场战争最终“没有一个胜利者，可能全都是失败者”，劝说“所有国家的知识界人员”至少应该做到使“现在争取和平而提出的条件不要变成未来战争的根源”，“欧洲应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这是爱因斯坦与柏林大学生理学家尼古莱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它温和而友好地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但是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在上面签字的只有四个人，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作为爱因斯坦一生中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告欧洲人书》让他获得了政治古怪的名声。看到这样的局面，爱因斯坦很伤心，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作为一位国际主义者，对于国际上的大灾难，我心情十分沉重。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很难理解一个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真的存在仁爱和理智的地方就好了；在那里，我一定会是一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爱因斯坦没有灰心，反而焕发了更大的政治热情。这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信念的人，他绝不害怕公开自己的见解，不管那见解是不是合乎时宜。不久后，他参与创立“新祖国联盟”，并不时在那里进行演讲。该组织的目标是尽快实现没有领土要求的正义和平，创建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通过新祖国联盟，爱因斯坦得知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坚定的和平主义思想，非常赞同他关于尊重真理和人类的和平呼吁，便写信表达“无限仰慕和敬意”。他说：“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1915年9月，两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在瑞士见面畅谈。爱因斯坦谴责了德国的教育，指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原因才把国民引向了国家骄傲和对国家的盲目屈从。
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动笔写了一篇文章《我对战争的看法》。这是爱因斯坦在“一生中最激动、最严苛，也是最成功的时刻写成的”，因为当时广义相对论刚刚完成。如果说，广义相对论标志着爱因斯坦抵达科学成就高峰，那么《我对战争的看法》则是当时德国所发表的最勇敢的反战文章。爱因斯坦在文章里指出，没有任何必要去寻找战争的目的和根源，如果激情需要，总是能找到了，“战争是人类发展最大的敌人，应该尽一切努力阻止战争” 。他预言，未来欧洲一定会出现一个消除欧洲的战争政治组织。由于当时的言论审查，他不得不从文章里删掉了两段话，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在和平时期对战争的荣耀，以及所有在和平时期进行战争准备的心理和意识形态，任何人类进步的真正朋友都会强烈反对的。这包括所有以“爱国主义”名义所做的任何坏事。
军国主义已经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1916年2月，“新祖国联盟”被禁止活动，柏林城防司令部也将爱因斯坦列入著名和平主义者的黑名单。他必须得到最高指挥部的批准，才可以到国外旅行。但是，这样的限制并不能改变德国失利的战况。国内民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人们只能以“代用面包”等非常规食品充饥，然而人们依然相信德国必胜。孤立而忧郁的爱因斯坦认为，“只有严酷的现实，才能消除这种头脑中的错觉”。
1918年3月，革命后的俄国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俄国答应把波兰、立陶宛等地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这暂时缓解了德国的粮食危机，也让德国公众的心态再次狂热起来。人们认为，德国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困境，在夏天就会赢得西部前线的决定性胜利。没有人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其实十分不利，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爱因斯坦清醒地认识到，德国胜利无望，和平谈判才是最好的出路。他给同事们写了一封长信，呼吁大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思考在和平时代怎么恢复国际科技交流。他还想编辑出版一本由知名学者文章组成的书，作者将包含参战国以及中立国家的人。可是，他的热心倡议却碰壁。一位科学家告诉爱因斯坦说：“这样的声明等价于自责，只能给研究领域中我们的敌人带来快乐。甚至你的名字也不能给我们以保护；毕竟，‘国际’的字眼影响我们的同事关系，他们现在非常容易激怒。”
二．“永远没有战争”
这里发生了一项伟大的事件，试想一下，我亲眼看到这件事！目睹了这样的快事，就是破产也不是一件大事。军国主义和枢密院在这里已经被彻底清除了。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正式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时刻，爱因斯坦向世界各地寄明信片，宣称他亲眼目睹了这项伟大运动。
从自己的切实经历中，爱因斯坦认识到，“一个限制乃至压制对政治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或提出批评（口头或文字上）的国家，是注定要衰落的。一种容忍这样的限制的公民群体就证明了并且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劣根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非常欢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呼吁人们都来关心政治问题，“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末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他在和柏林大学的大学生们谈话时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民主，是人民的法则。”
爱因斯坦希望军国主义的传统体系被彻底消除，剥夺贵族、地主、军官和官方派系的权力，使德国走上民主之路。同时他提醒人们警惕暴政，不要让复仇感冲昏了头脑，因为暴力只会带来痛苦、仇恨和反抗。凡尔赛条约让他感到失望，“那些国家，我曾经认为他们应该在战争中取胜，现在看来他们有些不道德，政治上极不诚实，借助革命的面具，干不可告人的勾当。”
鉴于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荷兰科学界以高薪邀请他移民荷兰。尽管当时德国社会混乱，军队滥杀无辜，暴徒横行，但是爱因斯坦还是拒绝离开柏林。他说：“当我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愿望时，由于外界的诱惑而背离热爱我的人民，那将是十分卑贱的，在这种遭受屈辱的时刻，我的离开会给他们带来加倍的痛苦。”
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爱因斯坦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作为自从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像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一样走上了舞台，利用日益高涨的名声，为和平主义、民主主义而工作。他不喜欢任何性质的民族主义，包括犹太民族主义，虽然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一部分。可是让这个单纯的科学家没有想到的是，战争虽然结束了，德国社会没有将罪责归咎于真正应对战败承担责任的皇帝与军头身上，而是指责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背后捅刀子”。
1922年6月，就在“反犹”的汹涌暗潮里，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W.拉特瑙被反对分子枪杀。作为一个优秀的犹太人和爱因斯坦的朋友，拉特瑙的悲剧让爱因斯坦担心自己也是这些死亡凶手的目标。他经常接到警告，不得不取消讲课，并且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有些反对相对论的科学家，把科学集会变成粗暴的反犹太人战场。这种反犹太人的行动得到慕尼黑无名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的赞同，他曾在无名的《人民观察家》上咆哮：“曾经是我们最伟大骄傲的科学，今天却由犹太人来教授，对于他们，科学只是故意、系统毒害我们国家精神的工具，因此导致我们国家内部的崩溃。”
爱因斯坦早已引起极右分子的仇恨，因为他和政治上左翼分子不断合作。他不仅积极参加从新祖国联盟发展来的人权联盟的各项活动，还参加“新俄国朋友协会”。不过，他只是在一定距离内对共产主义运动表示同情，而不是无条件地赞成共产主义运动。他尊重列宁，但是“我认为他的方法是不合适的。”他曾要求让斯大林的死敌托洛茨基受德国居留法保护。1930年，他在反对斯大林在苏联公审的呼吁上签字，他认为审判是“走投无路的国家所进行的冒险活动，或者是集体精神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面对这种残酷行动的发展而无能为力，我很伤心。”
爱因斯坦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对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不看重政党、国家等组织，在他的眼里，“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因为“人格”是真正有价值的品质，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他认为——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凡是把人本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是这样主张的。重复这样的话，我本来是应当有所犹豫的，要不是因为它们经常有被遗忘的危险，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规格统一化和定型化的时代。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人，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人类的福祉必须置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之上”。爱因斯坦从良知、人性、正义的角度，对于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的思考，远远超越了那个人们崇拜国家的时代。2005年，为了纪念相对论诞生一百周年，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句话悬挂在德国总理府大楼上，向世人昭示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已经成为德国的共识。
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独行者，爱因斯坦积极参与国际联盟的工作。他认为，不管一个人在什么领域工作，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有责任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各国的统一，使各国之间增进理解，避免以前的灾难。人们问爱因斯坦，如果战争爆发了，他将做什么，他清楚地回答说：“不管战争的起因是什么，我都将坚决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活动，同时劝说我的朋友也这样做。”
1930年12月，爱因斯坦访问美国。作为伟大的科学家，他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但是，萦绕于这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心中的，是科学要真正造福于人类。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讲话时，劝说学生们不要忘记，除了专业领域，还有其它责任。他说：“对人类和自己命运的关心是所有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同时还要关心劳动的组织和物品的分配这些重要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以便使我们的思维创造变成一件好事，而不是被人类咒骂的坏事。在你们进行图表和方程研究的过程中，不要忘了这一点。”
爱因斯坦还在美国宣传自己的和平主义主张。在他看来，在现在的军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能为了国家的名义被迫进行屠杀。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决不妥协地反对，也就是拒绝军事服役。他说：“如果被征召的人中有百分之二的人声称他们将不服役，同时要求采用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国际间的冲突，那么政府就会无能为力。”最后，他还号召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和平主义者基金，帮助那些因为拒绝在武装力量史服役而遇到困难的人。
爱因斯坦的这些演讲在美国引起轰动。德国总领事记述道：“不清楚什么原因，爱因斯坦的个性引起群众歇斯底里的狂热。”在纽约，和平主义者们赶来为他送行，很多人亲吻爱因斯坦的手和衣服。当船渐渐远去时，人们齐声高呼“永远没有战争”。
三．“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著名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他说：“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
这篇文章既阐释了爱因斯坦的政治理念，也表明了他对民主制度的担心。此前一年，1929年秋天，由于世界范围的大萧条，魏玛共和国走出了短暂的繁荣与稳定，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失业大军不断增加，社会动荡。由于缺少科研经费，许多年轻的科学家也失去了工作。在大选中，纳粹党在他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获得了六百万选票。但是很少有人，包括经常参与政治的爱因斯坦也没有想到，魏玛共和国将葬送在这个极端政党手中。他认为，纳粹党“只是暂时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只是共和国的小儿科”。
一年后，爱因斯坦才意识到德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虽然已经意识到德国正在走向独裁之路，但这并没有改变爱因斯坦的立场。 他写了很多信、发表了许多评论，捍卫处于危机中的魏玛共和国，呼吁和平主义。妻子很担心，劝说他不要再在任何呼吁上签字，关心自己的事罢了。爱因斯坦则回答说：“……如果我是你所希望的那样，我就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了。”
爱因斯坦与艺术家K.科勒惠支和作家亨利希曼一起，发表了一个关于德国议会选举的宣言。他们告诫大家说：“我们正面临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我们认为，只有在大选的运动中，两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合作起来，才可以避免这场可怕的危险。”在竞选运动中，爱因斯坦的名字出现在海报的上面，号召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成反法西斯战线。但是，两党并没有合作。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以37%的选票获胜，成为多数党。
在发生政治危机的那一年夏天，爱因斯坦参与了无数的政治活动和洽谈，试图挽救魏玛共和国。他还和著名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通信，交换关于战争的原因和阻止战争的方法和意见。在给弗洛伊德的一封公开信中，爱因斯坦并没有乞求和平，而是作为一位不带任何国家情感的个人，描绘一种理想模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公正地仲裁所有国家之间的冲突。国际安全的惟一出路在于各个国家之间无条件地放弃一些行动和主权的自由，似乎不存在其它的路。
1932年12月，爱因斯坦再次访问美国。在锁上家门时，他平静地对妻子说：“再好好看一眼吧，你将再也看不到它了。”一语成谶，就在爱因斯坦逗留加州理工学院期间，希特勒上台了，很快又传来纳粹恐怖残酷迫害左翼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记者的消息。爱因斯坦不愿意和一个自己憎恨的独裁者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他在美国召开记者会，发表了一个广为报道的公开声明，表示不再返回德国——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在爱因斯坦看来，就像一战期间一样，德国再次罹患“精神病”。他在美国参加各种活动，严厉指责希特勒政府，号召文明世界采取“人道干预”反对纳粹主义。这些消息传回德国，更加刺激了纳粹政权。本来，爱因斯坦一直是他们最痛恨的人，上台以后就肆无忌惮地攻击爱因斯坦。现在，爱因斯坦的鲜明态度，引发了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的恶毒攻击。即使是很有名望的报纸也争相向纳粹表忠心，其中一份报纸摘录了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的评论，大标题就是《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再回来了！》。
纳粹指示普鲁士科学院起草一份对爱因斯坦的控诉，打算驱逐爱因斯坦。文件还没有完成，就从比利时传来消息：爱因斯坦返回欧洲大陆后，立即向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在此之前，他给普鲁士科学院寄了一封信，放弃普鲁士科学院的职务，“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 。已经纳粹化的普鲁士科学院迅速发布了一个尖锐攻击爱因斯坦的声明，把爱因斯坦赶出科学院。绝大多数德国科学家没有表示异议。这些人并没有吸取一战时期的教训，再次成为民族主义的俘虏，完全效忠于新的纳粹国家。
爱因斯坦在柏林的银行存款被没收，纳粹冲锋队搜查了他的家中，抢走了地毯、书画和其它值钱的东西。最让爱因斯坦痛心的是德国知识界的堕落，特别是那些教授们。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的数月间，纳粹党新增了大约100万党员。许多教师、政府公务员加入了纳粹党，成百上千的大学教授和重要专业组织的人士也纷纷公开表达对纳粹当局的支持。爱因斯坦评论说：“他们自己就在豢养毒蛇，当大难临头时不得不躲起来，不久他们就会品尝这种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
报应很快就到来了。1933年5月10日，也就是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开除爱因斯坦声明一个月后，柏林大学门前火焰熊熊，许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的著作被投向火海，其中既有持有不同观点的异议人士，爱因斯坦当然是最有名的，也有表态支持纳粹的犹太学者和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士。左倾立场的、不合作的以及犹太裔的教授，被驱逐出大学校园，纷纷踏上流亡的道路。很难设想，假如爱因斯坦当时留在柏林，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谢天谢地，当大多数人还在幻想时，爱因斯坦及早的看透了纳粹的魔鬼本质，而且脱离了走向邪恶的第三帝国，开始了流亡生活。他辗转在荷兰、比利时、英国等欧洲国家，为在德国无法立足的犹太教授提供帮助。他预言“希特勒意味着战争”，德国“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为此他修正了和平主义的观点，主张年轻人服役。他说：“我仍然是以前的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只有具有侵略意识的独裁者们停止对民主国家的军事威胁，人们才能提倡拒绝服兵役。”
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由的价值高于国家的价值。就像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1933年10月，54岁的爱因斯坦和家人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他永远告别了欧洲大陆，但是他为灾难深重的欧洲留下了深刻的思想财富，也为20世纪上半叶欧洲思想史增添了光辉。同时代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描写的正是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总是如此时刻出现；
时代行将终结，其价值
将重新评估，于是
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荷，
把它拥入自己深邃的心怀。
回顾在德国生活的二十年，爱因斯坦登上了科学的顶峰，成为继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而在这期间，德国被民族主义纠缠，就像一个过山车一样，从战争的狂热到战后的颓败，又从对民主的怀疑走向对纳粹的狂热。在这个暴风雨时代一阵阵通明彻亮的闪电中，人们能够看清楚一个人的面目与价值，其中爱因斯坦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鲜明，思想深刻。为什么当那么多科学家迷失方向的时候，爱因斯坦却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秘密或许就在爱因斯坦给挚友冯·劳厄的一封信里。1933年5月，冯·劳厄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保身为好，爱因斯坦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导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一生的成就时说：“在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多。”这段话其实也完全可以用于爱因斯坦本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坚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道德品质，可能比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更为伟大，更值得后人追思与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