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叔叔”按语：
近期，在构思《宗申传》（一部民营企业发展商业史）素材时，无意间翻阅到28年前时任宗申高速艇公司总工程师与副总经理的邓立荣先生，报送给左宗申先生的舷外机开发立项报告。
今天，有幸复盘28年前，宗申舷外机开发的艰辛历程和左宗申先生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学习本田宗一郎好榜样”，前瞻性建构“管理+技术”人才顶层架构，真诚邀请天津内燃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邓立荣先生加盟宗申的感人故事。
“冉叔叔”在此，斗胆作为《宗申传》之系列作文予以分享，也从一个普通员工的小小视角看宗申软实力之人才观，从一段尘封近30年的往事折射“重庆摩帮”今日的境况和明天之新气象（不代表宗申，不代表官方）。
正如吴晓波在《茅台传》前言中所道：在商业世界里，任何被称为“奇迹”的事物，都笼罩着一层不可言说的神秘面纱，让人仰视崇拜却不敢逼近。然而奇迹并非天赐，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体现。它有可以追溯的演进轨迹，有内在的商业逻辑和价值模型，它并不存在于理性的认知框架之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宗申舷外机的成功开发，不仅填补了国产舷外机的行业空白，一定程度上还提升了宗申公司在汽油发动机制造领域的技术水平，同时亦历练成长了一批技术骨干（如宗申动力零部件事业部技术副总李小华、宗申越南发动机原总经理丛华、宗申通机原制造副总曾锐、宗申通机技术部部长刘光文等）。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纯系“冉叔叔”个人与86岁高龄的邓老先生在日常的电话唠嗑及随意聊天所及话题的内容整理，为尊重企业史和体验当年场景，采用邓工“第一人称”语境方式叙事，本文未经邓立荣先生和左宗申先生本人审阅。
鉴此，如有任何不妥之处，恳请邓老先生和宗申集团董事局左主席多多原谅，并提出批评与指正！
从一段尘封28年的往事，看宗申软实力之人才观
从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到宗申高速艇
“冉叔叔”是1999年7月4日，主动响应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导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之国企改革攻坚战号召，从国营重庆船厂辞职后，机缘际会，有幸加入宗申高速艇公司的。
从那个时候起，就与邓立荣总工程师（宗申员工心目中的“邓工”）结下了公司领导加朋友般的工作友谊。20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也就自然而然（偶尔）会聊起当年的一些往事来。聊天内容除了家长里短、日常起居、老年健康，也会涉及到当初他从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到宗申的初衷、舷外机开发过程中的各种艰辛、走出研究所大院后的社会感悟及工作教训，等等。
聊起第一个话题：在90年代中期那个艰难的年代，为何从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下海”到山城一家民营企业来。
此刻，86岁高龄的邓工，即便在离开宗申23年后的今天，当回忆起这段“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时，依然滔滔不绝，逻辑清晰，特别是对左宗申先生的赞赏和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不由自主地通过电波传播，溢出到了我的手机屏上。
言归正传，我们就来听听86岁高龄的邓工以“第一人称叙事”娓娓道来：
我（“邓工”）到宗申公司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其实当初并没有想到我会要去的。大概是1996年底吧，当年号称“中国摩托车之王”的国营嘉陵机器厂向中国摩托车行业最高主管部门国家机械工业部，多次举报了尚在狭缝中艰难生长的私营企业宗申科技公司，举报宗申公司“盗窃”嘉陵厂的摩托车发动机相关技术，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为此，国家机械工业部里就委托我们单位（即1958年由天津大学著名教授史绍熙院士创建的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去调查，我们所里则又委托我去重庆全权负责调查。
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场调查过程中，我一看这家公司不错呀，经过与左老板直接交谈，我们两人又谈的特别投机，对摩托车行业未来发展和发动机技术开发的很多看法都一致，很能想到一块去。就这样，在几天时间调查下来，最后左老板就不想让我走了，他和夫人袁德秀一起，两口子天天晚上到南湖宾馆来跟我聊，其主要想法就是希望调查工作完成后，我能留下来，并承诺说你邓工从天内所到宗申来工作，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我左宗申加倍赔偿给你。我告诉左老板说，我现在的身份是代表国家机械部来调查你们宗申公司的，目前这个要求可能不太现实；另外，我们单位天内所肯定也不会放我走！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两口子以重庆人特有的热情与诚心让我很受感动，所以我就对左老板提议说，要不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先回天内所去，不管怎么样我还得先回所里去汇报本次调查的情况吧，后面的事情等我先回单位以后，咱们后面慢慢再说嘛。
于是，调查工作一结束，我就急急忙忙准备回天内所了。可就在动身启程回天津的时候，左老板两口子，却在我出发上车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重庆土特产。
此时此刻，我内心很是感慨。因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天内所的所长李德宽在94年就承诺，评教授有三个名额，就给我一个。结果是94年没有，95年没有，96年仍然没有。因为所里那些头头们大多数人（包括所长、副所长等）几乎没有一篇论文发表，但却评上了教授职称！而我核心期刊论文就有好几篇呢，有的论文的影响还是较大的，我却连年名落孙山，令我非常失望和气愤！
原来是他们要把有限的指标先分给他们领导层及相关的人，可见中国学术职称评定有多少黑洞！正是在天内所的这种不公平，加上左老板的诚心诚意邀请，才促使我决心放弃职称评定，产生去宗申公司的念头。
就在这时，正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个中国名人桥牌会，宗申公司赞助了这个桥牌会。左老板打电话约我去人民大会堂宾馆，也看看名人桥牌会，我记得参加名人桥牌会的名人有吕正操、伍绍祖、邓楠等，并安排我住宿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当时他和他弟弟左宗庆两个人就共同住一个标准间，但却给我安排了一个大套间。我一看这个待遇，简直是太高规格了，左老板太高看我了。相比之下，我在研究所几十年的奋斗，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却有如此不公的结局，这再次让我下定决心去宗申公司。
就这样几番折腾下来，1997年3月，我直接去重庆宗申应聘，终于到了重庆。到了宗申公司一个星期后的某一天，天内所的所长李德宽就直接给左宗申打来电话，李德宽在电话里直接问左老板：“我们所里的邓立荣是不是到你们宗申公司来了？”。左老板当然是灵机一动，随口就回答李德宽说他不在我这里呀。后来左老板告诉我说：“我没有告诉李德宽说你在我这儿”，我当即告诉左老板：“我在所里已经公开告诉他们要去宗申公司了，我从来都是明人不做暗事！”。当时袁德秀也在场，袁德秀感慨地说：“哎呀，邓工到底是老知识分子！”。
几天后，李德宽再次给左老板打电话要我立即回所里上班去，还警告说要是我不立即回所里的话，所里就要处分我。我心想你们想处分我，我根本就不理你这一套！可能李德宽看我如此强硬，他就去找天津大学校长，天津大学校长李光泉就直接给我打来电话，李校长说：“李德宽让你回来，你就回来吧，你也是党员嘛，你得给他一个台阶下噻；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先回来吧，我知道你是因为职称问题，心里有怨气，你先回来我们再商量嘛”。既然天津大学的李校长都亲自发话了，那我当然要听的，所以在宗申公司呆了大约7天就又返回天内所。
从重庆启程回天津的时候，左老板硬是给我七千块钱报酬！袁德秀还给我送了一大提包乳猪等等土特产，可见他们二位当时对我的诚意是很深的，这更加令我深受感动！
结果我回到所里后，李德宽就吓唬我，说要处分我。我现在人都回来了，我也毫不示弱的告诉他：“你要处分，那你就处分吧！我已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怕你处分么？”。
后来，李德宽也只好就自己给自个儿找台阶下，他就给我提出来说“要不这样吧，你干脆就来搞个病退”。他要我自己提出来病退，我说既然是要想我病退那也简单，我有现成的病历！一是我担任研究所防空洞施工总指挥时受过严重工伤，还差点死了，有二等残废证，这是全所人都都知道的；二是由于长期伏案工作造成胃不蠕动一点儿食欲都没有。就凭这两条够不够退休条件吗？天内所的党委书记又跟我说：“哎呀，你找病退理由还不简单吗？我要处分你，一样也可以找到理由！”这时，我估计他们是在为自己找台阶下呢！
如此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李德宽一看这个情况也不好整，于是他就悄悄的跑到左老板那里去，跟宗申公司签了个劳务合同，约定宗申公司除应自行承担支付给我的工资以外，每年还需给天津内燃机所里补偿20万元，连续补偿三年。这明显是漫天要价呀，那时，我们所里的其他高级工程师长也时常下厂工作，每一年只需给所里付2万块钱就行。我就告诉李德宽，所里其他人只要给所里缴2万元就行，左老板要我去，我每年给所里4万元，加倍行不行？他深知左宗申要我去的决心很大，他认为可以乘机要价！于是，1997年3月初，我就正式从天津到宗申公司上班了。
说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次左老板找我聊天，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日本本田公司的故事吗？”，我说知道一点点，本田也是从修理自行车起家的。他接着说：“你这就简单化了。本田公司之所以能做大做强，关键是本田宗一郎当时（1949年19月）请了一个人，他的同学（藤泽武夫），他这位同学懂经营，而本田宗一郎本人懂技术更长于技术开发，他们两个人齐心合作就把公司做大做强了。而今天我找你来，你懂技术，我懂经营，我们两个就可把宗申公司做大做强！”
（也许这就是在那个创业的年代，左宗申先生就已悄然前瞻性开始建构“管理+技术”人才顶层架构之源头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我当即告诉他：“你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立即说：“我就初中毕业，你对我的期望值也别太高哟”。
第二个故事，当时我们天内所都知道左宗申要50万年薪聘请我，当时任副所长的白景升说：“你年薪50万，这不仅等于在我们所里放了一颗原子弹，在整个摩托车行业里无疑也是放了一颗原子弹！”。
1997年的年薪50万，那也确实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不过，我当然有自知之明，这50万年薪我并没有要。
以上内容，就是邓工他到宗申公司来上班的背景故事，现在听起来仿若隔世。
舷外机开发的背景
接着邓工和我随意又聊起了第二个话题：1997年初，宗申公司为什么就敢于吃螃蟹，独立开发技术难度远超汽车发动机的舷外机（高速艇用发动机）。
这个时候，出乎我意料的是，邓工却说“开发舷外机，其实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理想了”。86岁高龄的邓工，依然逻辑清晰，他继续聊天，娓娓道来。
因为摩托车是大路货，大家都在搞摩托车，如果我来宗申继续搞摩托车，轻车熟路，那是没问题的。但是，搞舷外机，却是我早就有的想法，因为在中国搞舷外机的只有江西一个军工厂（江西为民机械厂）在搞，但是他们搞了很多年，也花了国家不少钱就是没搞起来。其实，早期还在天内所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哪一天有一个企业家老板有钱，肯出钱开发舷外机，我一定会拼劲全力把这个舷外机干起来的，在此之前国内舷外机几乎还是空白。
于是，到了宗申以后，我就跟左老板谈起开发舷外机的事情来。左老板当时也不知道舷外机是什么，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个书面报告，报告中主要就是讲搞舷外机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同时也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具有广泛的用途，如近海养殖业、内河江河湖泊、各类旅游风景区、游乐场等，很多场景都可以用，特别是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建成蓄水以后，高峡出平湖，库区高速艇旅游项目肯定大有前途的。
按照这个想法，我在报告里给左老板说，我大概预算一下，从图纸设计到出样机大约要300万元。投资300万元对你左老板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如你干成了，你公司的产品就填补我国一项空白！也等于上了一个台阶；即使最终干不成，你公司也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垮台。出乎我意料的是，左老板毫不犹豫，迅速就批准了我这个报告，同意立项开发“宗申牌”舷外机。
自从到宗申公司以后，我跟左老板打交道，基本上都是用文字跟他交流，我认为这件事应该怎么着办，他一看OK就行了。我从来不会问老板，这件事怎么办，那件事又该怎么办，而是先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他同意就行。我们基本上以这个方式交往。
这当时在中国主要就是日本雅马哈的舷外机，于是就买了二冲程舷外机作为参考样机，然后开展大量测绘工作和部分技术工艺创新，招了一帮年轻大学生和几个老同志。那年轻的一帮人，我带着他们干，后来很多人成长为了宗申公司的技术骨干。当然，天内所因为每年收取了宗申给付的昂贵补偿费（作为邓工到宗申工作的交换条件），我从所里带了一名高级工程师王学汉到宗申公司来给我当帮手。
舷外机干起来以后，后面的情况你就基本上都知道了（“冉叔叔”系1997年7月4日，入职宗申高速艇公司舷外机发动机技术部的），反正那个是很艰难的过程。因为这个产品的产业链，在中国可谓是一片空白！所有的配套厂都要我们自己去找。为了高起点，保证产品质量，我都是找大企业配套，如航天航空工业的大企业。这个产品是比汽车发动机要难得多的！它要防海水腐蚀啊，要有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技术难度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那时候我还是很有这个雄心壮志的哟。
舷外机在中国没有产业链。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自己设计防腐工艺，所有电路的接头就得镀银，所以好多方面都得从零开始啊。找配套厂、商业谈判，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因为，舷外机要想一开头就上档次，那么所有关键的零件都得要开模具才可保证一致性。需要开模具的有：压铸件、橡胶密封件、塑料件、锻压件等，这就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其中延伸体壳（在水里支撑螺旋桨转动的外壳）的那一个模具就需要两辆汽车来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投资300万元的话，总费用怎么控制呢？为了控制总投资，我向所有配套厂提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所有想参与舷外机配套厂，你们都要按一定比例出资开发模具，不能只由宗申一家投资，这就分散了投资风险！
在此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有家压铸件厂老板，打算给宗申舷外机配套，但他又不想按一定比例投资开发模具，只想由宗申一家出钱，他就把他的“二哥”搬出来（ 他称左老板为二哥）。于是，我就给他说，你不用找你“二哥”，你找谁都没用的，我定的原则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配套厂家都一视同仁，我不跟你谈个人的东西。后来，他还真把左老板请来了。当然，我心里也清楚，左老板当时也就是应付应付场面而已，左老板就说“哎呀，邓工啊，你怎么让人家出钱呢？”。
我当场就主动给那个老板说，也当面对左老板讲了，我说我制定的原则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跟左老板是什么关系，我都是一样对待的。结果那个老板最后也只好乖乖的认这个账了，他这才知道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拿原则做交易的，正是坚持这一开发原则，才使宗申高速艇公司控制住总投资额！
在宗申公司里，大家都知道，左老板对产品对技术追求完美、要求非常严格，一般从来都不表扬任何人的，结果他却表扬我说“邓工呀，你的模具费用操作得很成功的！”。说句不谦虚的话，这个确实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么多东西，模具如此之多，都是我自己亲自去谈判，都是通过和一家一家配套厂艰苦努力才谈下来的，而且，最终总体开发费用基本控制在200万元左右。
实际上，我来宗申前一直是在研究所干的，搞这些商业谈判根本就不是我的长处呀，我过去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我这个人凡事只要认准了的，我就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说句实话，我的确很累，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我体重降到只有98斤（现在体重120斤了），我相信左老板他们两口子也都看在眼里。正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舒舒服服是干不成事业的！何况那时我已是花甲之年了！
假若可以从头再来
顺着好兴致，邓工和我又又继续聊起第三个问题：假如从头再开发舷外机，那么总体制思路和布局上有何调整。
这个时候，邓工的第一句话却是“我现在不用也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吧”。因为这个假设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即使重新开始的话，我想基本上还是先参考国外同类产品，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的。最后，在此基础上再看看能否进行自主创新，实际上在中国搞产品开发，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个套路的，所以你现在假设让我重新从头搞，我也许还是当初那个搞法哟。（或许在机型选择上，如先从小马力舷外机做起是次优选项吧）
你现在若说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怎么样完全自主创新，那是不可能的，另外这个产业链，你比方说那个传动螺旋伞齿轮，我们强化试验做的要求很高的，都是做200小时连续可靠性试验。在王家坝那个花溪河里搞的那个系泊实验呢，对质量对可靠性、耐久性及安全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是坚决采用高标准来严要求的，产品质量上你必须过得硬呀。
好了好了，我就拉拉扯扯聊这么多呗。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未来，皆是可期。过往近30年了，现在这真要详细说起来的话，我可以给你连续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的。（86岁高龄，一口气聊这么一大段往事，“冉叔叔”还真是挺佩服邓工哟！）
聊天至此，邓工突然想起来，补充讲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离开宗申的。邓工在电话中说，有一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我当时准备离开宗申高速艇的时候，曾经认为宗申与美国水星公司的合资合作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啦，其实当时也已经谈判到两家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制造舷外机这种程度上了。
2001年9月初，世界著名艇用舷外机生产商美国水星公司就开始与宗申集团商谈有关共同开发舷外机合作事宜，前后进行了多轮谈判，预计就能在2002年5月签约了。
那个时候，宗申高速艇公司已成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国产舷外机的企业。其中：
199年8月，被重庆市经委列入1999年重庆市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渝经科发[1999]24号文）。
2000年3月，被重庆市科委列入2000年重庆市重点火炬计划项目（渝科委计[2000]9号文）。
2000年4月，被国家经贸委列入2000年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国家经贸委[2000]312号文），宗申集团因此首次获得国家财政部无偿拨款50万元。
2001年元月，正式通过中国船级社（CCS）产品定型鉴定，同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经贸委项目鉴定。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水星公司就提出来说我们开发的舷外机是参考日本雅马哈的，他们一旦跟我们合资的话，宗申高速艇就只能生产水星公司的产品，必须放弃目前的产品。那我个人基本就认定：宗申高速艇与美国水星合资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宗申了。
因为五年的艰苦工作，健康状况欠佳，加之年龄也大了，也是我该离开宗申的时候了，这不是我突然一时的想法，此前早在南京511厂（航空工业部下属工厂）领导层来宗申访问的宴会上，我就当着左老板和大家的面说：“我来宗申公司是来栽树的，等乘凉的时候我就离开”。当时左老板吃惊的反问我：“那是为什么？为什么乘凉的时候你就要离开呢？”，我只是笑了笑。
虽然袁德荣（老板娘的四哥）亲口跟我说：“我们一家人都认真研究过，你邓工即使在宗申老了，干不动了，我们也会养你老的”（即便现在听起来，亦然热泪盈眶），我虽然很感激他们一家人对我的器重，但我不是能心安理得接受这种待遇的人。
至于与水星公司为什么原因没有合作成功，是怎么不当操作而失去绝佳发展机会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任宗申高速艇总经理的黎光辉对合资失败是否负有很大的责任呢？不得而知！
我估计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黎光辉是翻译不了的，但他又放不下不懂装懂的架子。比如，有次和水星公司谈判，他居然不告诉我，正好被左老板发现了，老板很吃惊的问我：“邓工你怎么不参加和水星公司的谈判？”，我说我不知道呀，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啊。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黎光辉和我说：美国波士顿有一个摩托艇很棒，我们应该去看看。我向左老板讲了，老板同意。于是我们三人又一次去美国。当时老板还把他的头等商务舱让给我坐，他却跑到我们的普通舱位去坐。到了美国，老板临时有更重要的商务要处理，我和黎光辉就单独去看波士顿摩托艇，结果是什么也没看到，他却说那个艇没了！我们在波士顿几天时间，都和他的一个年轻朋友在一起，我们等于白跑美国一趟！此事至今我都没跟任何人讲，也许左老板至今也不知道有此事吧！
（现在回头来看，也许水星公司从一开始，压根就没有与中方真实合作的诚意，只是以合资谈判为由，试图打探宗申国产舷外机的技术发展最新动态和未来发展规划而已，也不得而知！）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翻译技术上的东西，其实光懂点英语是远远不够的，若仅会六级英语的人翻译技术资料我当时是不要的，根本还不如我自己翻译，因为他们搞不清技术语是什么！比如，我在上海美田摩托车公司时就遇到一件事，一次聊天中，美国人Arbert谈到摩托车挺的事，他们公司一位副总裁赵小青（中国人）就不知道Arbert讲的Caburator是什么，虽然她已加入美国籍多年，丈夫和孩子都是美国人，没有几人能和她比英语口语的，但她都翻译不了这些东西，后来我才告诉她叫化油器。也可能是这次聊天，才使得Arbert和赵小青坚决要求，只有邓工在美田公司做事，他们才和美田公司开展合作的真正原因吧！
综而言之，现在回想起在宗申高速艇公司奋斗的那些日子来，仿佛《一段往事一首歌》中所唱的“ 蓦然回首感慨良多，多少思念逆流成河”“ 酸甜苦辣岁月蹉跎，每个音符都在心底铭刻”。
最后，为表达向邓工亲自面试招聘“冉叔叔”加盟宗申高速艇的感激之情和其对技术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谨将邓工的个人简历附属如下：
邓立荣，甲辰龙年86岁，高级工程师，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一直在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从事内燃机设计、试验、在行业内部分企业进行技术攻关以及可靠性技术研究工作。历任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汽油机研究室主任、机械部内燃机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天津）副主任等职。
在国内外技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余篇，会英、德两门外语，并发表英、德文技术译文20多篇和二本专著。
1997年12月-2022年3月，担任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借此机会，祝邓工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宗申高速艇的同仁们龙年吉祥，万事顺遂！
谨祝宗申基业长青！祝愿宗申在“重庆摩帮”山川巨变的新格局里，迎来灿烂的曙光，迎来崭新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