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巴菲特迅速联系了晚报指定的寻找买家的经纪人文森特·曼诺(Vincent Manno)。当巴菲特要求见面时，文森特刚将价格从4000万美元降到了3500万美元。1976年晚报的税前利润仅有170万美元，显然潜在买家们对4000万美元的报价兴趣寥寥。
事实上，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没有一份报纸能够像《水牛城新闻晚报》一样，具有如此高的家庭订阅率。强大的声誉意味着《水牛城新闻晚报》在周一到周五的报刊发行量上，可以超过竞争对手《信使报》，《水牛城新闻晚报》的发行量达到了27万份，而竞争对手的发行量是12.5万份。
当接手晚报时，竞争对手《信使报》每周发刊七天，而60多年以来《水牛城新闻晚报》每周仅发刊六天，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居于舒适且垄断地位的《信使报》，一般周日版销量可达到27.5万份，这也是广告商付钱最多的一天。芒格曾经研究过美国各地都市报纸财务表现的历史，为了长期生存，一家领先的报纸必须拥有周日版。因此，甚至在完成收购《水牛城新闻晚报》之前，巴菲特和芒格就与管理层讨论过创建周日版报纸的问题。为了让周日版在1977年11月有一个较大的发行量，他们必须给读者一个改变习惯的刺激。因此，他们开始了一场启动周日版的广告闪电战，其亮点就是家庭用户在头五周，可以支付六份报纸的价格（1.05美元）得到七份报纸，也就是说，星期天的周日版是免费的，在五周之后价格上调至1.20美元。
《信使报》的老板们不会坐视竞争的威胁，更不愿意放弃有利可图的周日版市场。他们向法庭申请，要求禁止计划中的介绍性宣传节目，禁止周日版打算实施0.30美元的低价，以及禁止晚报收取过低的广告费。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还希望获得《反垄断法》规定的3倍赔偿金，加上律师费和相关成本。法院还是给晚报制造了障碍，这些禁令包括：周日版的优惠特价期从五周缩短为两周；广告商不能得到周日版发行数量的保证；未来报纸的价格降低必须控制限度；不允许免费获得样报；而且，必须出示一份客户签名的订单，显示授权给晚报每周日交货信息，这项要求非常耗费时间。
即便有严格的禁令限制，晚报的周日版还是在1977～1978年卖出了大约16万份。尽管这令人印象相当深刻，但这个数量只相当于《信使报》的2/3，令人沮丧的是，晚报的周六版大约损失了4.5万份的发行量。更重要的是，《信使报》公司占据了周日广告的75%，它还投入大量资金对其机器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增加了报纸的特刊、副刊和记者，以期在与晚报的竞争中胜出。1978年2月，芒格在1977年蓝筹印花公司的年报中以带有挑衅的口吻写道，对晚报的周日版他们不会放弃，打算“负全责”，尽管“由于诉讼费用和其他意外问题，晚报短期的利润可能很低，或者根本没有利润”。虽然在1979年4月的上诉中法院取消了法律上的限制，但这两家报纸之间针锋相对的持续竞争带来了多年的痛苦
巴菲特、芒格及其团队想方设法努力推动公司盈利，他们减少新闻纸供应商的数量，并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价格。1980年面对公司十三个不同的工会组织，他们提出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继续提高要求，公司就会倒闭。如果公司真的倒闭了，蓝筹印花的股东们将蒙受巨大损失，在当时，如果工会不肯让步，股东们看不到他们如何才能获得回报。这个威胁是真实可信的，巴菲特和芒格从不虚张声势。幸运的是，工会领导人在得到了这一信息后退缩了。1980年到1981年，经济衰退对布法罗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市的零售商数量急剧减少，商家的广告预算也要再三斟酌。20世纪80年代初，情况看起来很惨淡。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这笔当初35500万美元的投资，最终获得了15倍的回报。但是，回到1982年初，这最终的美好结果在当时看不到任何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