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舞弊是民国国会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众多国会议员，因参与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而被时人痛骂为“猪仔议员”。其实在民主政治早期阶段，贿选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罗隆基在20世纪40年代刊文指出：“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从积极方面来看，它表明军阀曹锟等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国会议员选票的价值受到了重视，民意的分量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容忽略的。历史事实表明，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选举制度的不断健全，选举舞弊现象是不难得到控制的。
　　此外，由于民国宪法在1923年10月6日制定成功，更是表明经过十多年的民主化试验，终于出现了中国政治中难得一见的制度性妥协。吴景濂与多数国会议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通过协商互动，而不是过去常见的抗争互动，不仅彼此之间达成宪政制度选择的妥协，而且与直系形成制宪与总统选举的双赢结局。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最后结局的收获是双重性的，不仅多次难产的民国宪法历经十年终于制定成功，而且个人的政治利益也得以确保。
　　国会政治在北洋时期的结局不佳，正如杨天宏先生所指出：“由于代议制曾经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因而国会成了验证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对象。但这种‘尝试’显然是浅尝辄止。在不断有更新的‘样板’可供效仿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家和一般国人很快得出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国会政治试验的时间过于短暂，实际存续时间不到十年，其实是无法对其成效作出最后的定论。胡适晚年就不止一次地称赞民初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国会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美国学者林蔚在研究1924年中国内战与民族主义关系时，特别指出北洋时期的中国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一个病态的时期，与此相反，这一时期经济有实质性的增长，言论有更多的自由，文化也有较多的成就。特别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会政治，“虽然国会的成就有限，而且经常大权旁落。但是国会一直是整个北洋时期立法活动的焦点，这是不应该忽视的。”
　　从20世纪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来看，一国的民主转型过渡到威权或极权政治，这种失败结局意味着民主崩溃的发生。北洋时期国会政治的结局，就是民主崩溃的一种形式。民国第一届国会解散后，1914-1916年的中国是20世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转型变成威权政治的国家。此后，再次经历短暂的民主转型与自由化试验失败之后，中国又开始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不过，世界范围内各国民主化经验不断启示我们，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直线，而是一个曲折复杂多变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正如民主化研究权威学者拉里·戴蒙德所说，“一些民主政体尚未诞生就流产了，另一些民主政体则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遭到侵蚀和破坏”，民主崩溃其实是一种普遍与合理的政治现象。20世纪20、30年代欧洲一些威权主义政权如萨拉查的葡萄牙、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激进主义威权政权如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都是对本国民主化失败的反应。而且第三波民主化研究也表明，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实验的国会政治，其在20世纪初中国的命运，与其说是一种必然性，不如说是暂时性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