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任泽平：我建议疫情后大搞减税基建，以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放水养鱼，与民休息。这事我呼吁多年。但也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目光短浅，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建议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中美贸易摩擦烽烟不断，大国产业竞争背后是营商环境的竞争，当前中国宏观税负高于美国，非税更高，劳动力、土地、石油、天然气等基础成本大幅上涨。一是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2020》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企业负担税费与社保缴费/税前利润）为59.2%，较2018年降低4.8个百分点，但仍高于OECD成员均值、美国和越南19.3、22.6和26.0个百分点。其中原因主要是社保负担过重，2019年企业（北京）含五险一金的总社保缴费率39.8%，远高于美国的8.2%、韩国的6.1%、日本的10.1%等，也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均值的21.9%。二是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2019年减税集中在增值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议价能力弱，从增值税减税中受益较少。减企业所得税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使减税普惠化，惠及民营和中小企业。

建议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基建可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而且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融资成本低，现在搞成本低。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以基建为核心的4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