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上读了本书，psychology of money，钱的心理学，觉得还蛮有意思，做了一些摘录，转移一下注意力。分享给大家。
人们在消费和理财时总会做一些看似疯狂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失去理智。
其后的原因是这样的：不同人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和价值观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在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就业情况不同，经济激励手段不同，运气好坏不同，因此他们关于金钱的认知和态度就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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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人对风险和回报的看法是一个出身于富有的银行世家的人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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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手边的投资选项的特点来做出投资决策。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这两位经济学家发现，人们一生中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活经历——尤其是成年后的早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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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承认，如果他早出生或晚出生10年，他可能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功了。”格罗斯的生涯刚好赶上了利率大跌的时候，而这使债券的价格飙升。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机会，在你身上发生时，它也会影响你对机会的看法。对格罗斯来说，债券就是印钞机，而对他父亲这一代在高通货膨胀环境中艰难长大的人来说，它们是财富的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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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市为例。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多岁这个时间段，标普500指数(S&P 500)增长了将近10倍（因通货膨胀而调整后），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回报。而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多岁这个时间段，股市几乎在原地踏步。因此，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组人在各自的一生当中，便会对股市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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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买彩票。
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花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和书籍上的钱加起来都多。
那么，是哪些人在买彩票呢？绝大多数是穷人。
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是412美元，这是那些高收入家庭购买彩票金额的4倍。有40%的美国人在急需用钱的时候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也就是说，那些每年花400美元买彩票的人基本就是这些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拿不出400美元的人。他们将原本可以为自己提供保障的400美元押注在了一个仅有百万分之一的中奖机会上。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在你看来或许也如此。但我不在收入最低人群之列，你应该也不在，所以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些低收入人群买彩票行为后的潜在逻辑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认真想一下，或许你就能想象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每天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存钱对我们来说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也无法指望得到更高的收入。我们没有享受美好的假期、购买新车、支付医保或者在安全的社区买房子的钱。我们如果不贷款，就没法把孩子送进大学。你们这些读着理财书籍的人拥有或未来很可能拥有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得不到的。买彩票是我们人生中唯一能实现梦想、得到你们拥有并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的途径。我们买的是梦想，而你们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你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对我们来说的梦想中。这就是我们那么热衷于买彩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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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到一定年限后退休”这个概念在美国最多不过两代人的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会一直工作到死为止。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期望和现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美国65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还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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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教授斯科特·加洛韦(Scott Galloway)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在判断自己或他人的成功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来那样美好或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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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关于投资，你最想知道哪些不可能知道的答案？”
“在成功的投资中运气到底占了多大成分。”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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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买了一只股票，5年后这只股票的价格还在原地踏步。这可能是因为我在一开始买的时候就做了错误的决定，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有8成的概率赚钱，但我却刚好遭遇了那2成的不幸。我又怎么会知道到底是哪种原因造成的呢？我到底是自己犯了错，还是遇到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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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赞扬范德比尔特藐视法律的勇气，但你也可能同样激烈地批评安然公司(Enron)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或许一方是在摆脱法律束缚后才幸运地获得了成功，而另一方却正因为同样的举动而陷入了风险的深渊。
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故事与此相似。他频繁钻法律空子的行为——一位法官曾评价，他的公司“不比一个惯偷好到哪儿去”——经常被历史学家归类为狡诈的商业智慧。这或许没错。但是，从“不让过时的法律阻碍企业的创新”到“触犯法律”的距离有多远？或者说，“洛克菲勒是个天才，要从他的商业成功中学习经验”与“洛克菲勒是个罪犯，要从他的商业失败中吸取教训”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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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在投资方面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大量持有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股票。他亲口承认，这一举动违背了他在其一系列名作中鼓吹的几乎每一条关于分散投资的原则。大胆和鲁莽之间的界线在哪里？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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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成功（和失败）案例都将其结果归为金融杠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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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出身于重视教育的家庭，而有些人则出身于轻视教育的家庭。有些人出身于鼓励创业的朝气蓬勃的经济环境中，而有些人则出身于动荡和贫穷的环境中。我希望你能成功，也希望你能通过努力赢得一切。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成功都源自努力工作；同样，不是所有贫困都是因为游手好闲。在评价别人和自己时，都要牢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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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擅长创造两种东西：财富和嫉妒。或许这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正是想要超越其他人的愿望为人们提供了拼命工作的动力。但是，如果不懂得知足，生活中便没有了快乐，正如那句俗话所说，“幸福是你拥有的减去你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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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这件事。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投资者，但他实际上并不是最伟大的，至少从回报率的角度看不是。
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主席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的身家从1988年开始以每年66%的复利速度增长。至今没有人接近这个纪录。我们知道，巴菲特每年的复利率大约是22%，只有西蒙斯的三分之一。
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西蒙斯的金融净资产是210亿美元，是巴菲特的金融净资产的25%。我知道，考虑到西蒙斯的复利率，这听起来是多么荒诞的一件事。
如果说西蒙斯在投资方面表现更出色，那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原因是，西蒙斯直到50岁才找准自己的投资道路，所以他投资的时间还不到巴菲特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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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思考远远比指数思考更符合直觉。如果我让你心算8+8+8+8+8+8+8+8+8等于多少，你能在几秒钟内算出来（结果是72），但如果我让你心算8×8×8×8×8×8×8×8×8是多少，你可能觉得自己脑袋都要爆炸了（结果是134,21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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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在过去170年中的表现。
但是你知道在这些年间美国都发生了什么吗？让我想想该从哪里说起
9次主要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总计130万。
新创立的全部企业中约有99.9%最终破产。
4名总统被暗杀。
67.5万人死于短短一年中的一次流感疫情。
互不相关的自然灾害发生了30次，每一次都造成了至少400人死亡。
33次经济衰退累计持续了48年。
没有任何人成功预测到这些经济衰退中的任何一次。
股市跌幅超过10%的情况至少发生了102次。
股市的市值蒸发三分之一的情况至少发生了12次。
年通货膨胀率超过7%的独立年份有20个。
根据谷歌搜索结果，“经济悲观情绪”一词在报纸上至少出现了2.9万次。
在这170年中，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20倍，但没有哪一天不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悲观。每一天都有陷入悲观的理由。
在乐观的同时对风吹草动保持警觉的心态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非黑即白地看待事物比接受其多面性要容易得多，但是，你需要用短期的警觉来让自己生存下来，这样才能看到长期的乐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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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产业很明显是由尾事件驱动的，比如风险投资。如果一家风投公司投资了50个项目，他们可能会预期其中一半项目以失败告终，有10个项目表现较好，而只有一两个会非常成功，带来100%的资金回报。一家公司关联风投(Correlation Ventures)曾经研究过相关数据，发现在2004年到2014年的超过2.1万起创业融资中：
65%是亏损的；
2.5%获得了10～20倍的回报；
1%获得了超过20倍的回报；
0.5%——大约是这2.1万家企业中的100家——获得了超过50倍的回报。这样小的部分，却是风险投资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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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别人不会像你那样在意你有多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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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蕾哈娜(Rihanna)因为大手大脚而几近破产，于是她起诉了自己的财务顾问。对此，这位顾问表示：“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么你最终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不会有钱了。这道理还需要我告诉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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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一次身体锻炼所能燃烧的能量的估值比实际消耗的能量高了4倍，而他们接下来平均摄入的能量大约是运动中消耗的能量的2倍……所以事实是，你运动的效果会被大量饮食抵消，而我们中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
锻炼和变富的道理是相似的。你在锻炼后可能会想：“我运动过了，现在要用一顿大餐犒劳一下自己。”富有意味着你会拒绝这顿大餐，单纯消耗掉而不再额外补充能量，只不过这很难，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你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也可以选择对你而言最好的，而时间会让不同选择造就的差异变成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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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你的物质需求由欲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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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发热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广泛的恐热现象？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发热会带来痛苦的感受，而人们不喜欢痛苦。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医生的职责不是简单地治好病，而是使用能让病人接受的人性化手段治好病。发热在对抗感染的过程中具有辅助功效，但也会带来痛苦的感受。作为一名病人，我去看医生是为了消除痛苦。当我裹着毯子浑身发抖时，我才不在乎什么双盲研究，如果你有可以退热的药片，就快点儿给我吧。
如果你患了传染病，希望自己发热的想法是绝对理性的，但并不是合乎情理的。
“选择合乎情理的，而非绝对理性的”——在做关于金钱的决定时，更多人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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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人既不是绝对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我们只不过是凡人而已。在不需要思考的时候，我们是懒得思考的，毕竟世界上有那么多事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资源。从这点看，我们就无须惊讶这位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创始人在最初几乎没有遵照自己的理论进行投资配置了，而他后来对投资组合做出调整这件事就更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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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耶鲁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研究认为，年轻人最好用退休金账户余额2倍的金额投资股市（即以自己承担1美元、负债2美元的保证金形式）。这项研究建议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降低杠杆，即可以在年轻时多承担一些风险，应对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承担的风险。
即使在年轻时动用杠杆可能会让投资者倾家荡产（如果你采用上述2∶1的保证金形式，当市场下跌50%时，你就会一无所有），该研究显示，长期来看，只要他们没有受到致命打击，能继续执行这项计划，在账户清零后仍然以2∶1的保证金形式将钱投入这个退休金账户，他们到老后依然能拥有财富。
这个观点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是一种绝对理性的策略。
但从现实角度看，它几乎是不可能落实的。
没有哪个正常人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退休金账户清零而内心毫无波澜，继续一如既往地执行这种投资策略。相反，他们会选择放弃这种策略，去寻求其他方案，或许还会起诉他们的理财顾问。
这两位研究者认为，采用他们的投资策略后，“投资者退休后的财富比采用生命周期基金(life-cycle fund)积累的财富要高90%”。然而，他们这种投资策略和生命周期基金相比却是100%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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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曾说过一句应该被每个关注经济或投资市场的人挂在墙上的话：“世界上总在发生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意料之外的事件，但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却经常将其看作对未来不容置疑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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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分析的错误，而在于想象的贫瘠。认识到“将来和过去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很重要，但在金融预测领域，人们对此并不重视。
2017年，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晚宴。席间有人问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当预测出错时，作为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卡尼曼说：
每当我们遇到新的问题时，即使我们在心里承认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也会说：“哦，下次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但事实上，如果你犯错是因为你没能预测到某些意外，你得到的教训应该是：世界很难预测。每天都在发生意料外的事。这就是你应该从意外事件中领悟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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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不仅阐释了理论，还提供了像公式一样的实践指南。投资者们使用这些公式，就可以做出聪明的投资决策。
我在十多岁时读了这本书，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投资的知识。书中的投资公式很吸引我，因为这些公式会一步步地告诉你如何致富。你只需要按这些指导来行动就够了。事情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当你真的去套用这些公式时，你就会明白问题所在：这些公式中真正有效的寥寥无几。
格雷厄姆主张以低于股票净营运资本（即存在银行里的现金减去债务）的价格买入股票。这听起来很美妙，但实际上很少有股票能以这么低廉的价格交易，除非，比如说，这只股票被爆出做假账。
格雷厄姆提出的准则之一是，保守型的投资者不要选择交易价格超过账面价值1.5倍的股票。在过去的10年中，如果你遵从了这条准则，那么你就只能购入保险股和银行股了。这条准则如今已经没有适用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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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他说，“都带着一种幻觉在生活。这种幻觉让我们以为，历史——我们个人的历史——刚刚尘埃落定。我们刚刚成为那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成为的人，且余生中再也不会改变了。”我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始终在变化的这个事实。吉尔伯特在研究中发现，下至18岁、上至68岁的人都会低估自己未来会发生的改变。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现象是如何影响长期理财计划的。查理·芒格曾表示，复利的第一条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永远不要打断这个过程。但当你的生活目标发生了改变时，你与理财相关的计划——比如你的职业规划、投资、消费、财务预算等等——怎么可能不跟着改变呢？不改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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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投资专栏的撰稿人杰森·茨威格曾协助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撰写其代表作《思考，快与慢》。茨威格讲过一个关于卡尼曼的怪癖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他受益匪浅。茨威格写道：“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丹尼有时候会彻底推翻我们刚刚写完的内容。”他和卡尼曼常常对一章内容进行不厌其烦的反复修改，但是：
下一刻你就会发现，（卡尼曼）发来了一个彻底重写过的版本。你已经认不出它来了：开头和结尾都完全不同，里面提到的轶事和证据是你从没想过的，引用的研究也是你从没听说过的。
“当我问丹尼他为什么可以彻底推翻前一版，就好像它不存在时，”茨威格说，“他说的话我永远都忘不了：‘我没有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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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500指数在截至2018年的50年中上涨了119倍。可见你需要做的只是坐下来安心等待，看着你的财富因为复利不断增长。当然，当你不是那个成功的投资者本人时，他的成功从表面上看确实很简单。
“你需要长期持股。”人们会这样告诉你。这自然是个好建议。
但是，你知道当股市暴跌时，依然坚持长期计划有多难吗？
像其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样，投资的成功需要投资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衡量这种代价的不是金钱，而是波动、恐惧、怀疑、不确定感和悔恨——如果你不是那个直接面对它们的人，这些代价都容易被你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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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波动看作要买的入场券，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是100美元，但付出这笔钱后，你和孩子们会度过终生难忘的美好一天。2020年，超过1,800万人觉得这100美元物有所值，很少有人觉得它是一种惩罚或者一笔罚款。当你清楚自己在为购买某物付款时，这笔钱的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
投资也是如此。几乎所有波动都是一种费用，而非一笔罚款。
市场回报永远不会是免费的，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你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像要花钱购买一件产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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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内的一条铁律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们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在他们需要的时间段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入场。
然后，一切就开始加速了。
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使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时，泡沫就开始形成了。
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不久之后——通常时间都不会太久——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者了。
泡沫与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它体现的其实是另一种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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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汉斯·罗斯林在《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你能意识到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等各个领域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你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悲观主义散发的理性吸引力。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写道：“我发现，一个在众人心怀绝望时满怀希望的人不会被看重，但一个在众人都心怀希望时满怀绝望的人却会被视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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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很多事在我们看来是真的，是因为我们无比希望它们成真。
我把这些事称为“吸引人的故事”。它们对我们的金钱观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投资和经济发展方面。
吸引人的故事总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你很聪明，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处于一种控制力有限而风险很高的局面中。
在这种时刻，故事的力量非常强大，能让你相信任何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也门人阿里·哈贾吉的儿子生病了。村庄里的长老们提出了一种民间偏方：用一根燃烧的棍子刺穿他儿子的胸膛，把他体内的顽疾排出来。
在这样做之后，哈贾吉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你是个穷光蛋，你的孩子又生病了，你什么都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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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尼曼曾告诉我，人们会编故事讲给自己听，以此来理解发生过的事。他说：
后见之明，即人们解释过去事件的能力，给了我们一种仿佛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的错觉，也给了我们一种仿佛这个世界自有其原则的错觉，哪怕在实际上一团混乱的情况下。这是我们在很多领域犯错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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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多场合向创新型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和参与者们提过一个问题：公司发展的成绩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本身的作为？这显然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人们也会迅速给出答案：没有人的答案会低于80%。就算知道自己不一定会成功，这些大胆的人也会认为他们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很明显，他们错了：竞争对手的表现和市场的变化对初创公司命运的影响，和公司自身作为的影响一样大。然而，企业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关注他们最熟悉的方面——他们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以及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和机遇，后者包括融资的可能性。他们对竞争对手的了解更少，因此在对未来的想象中，他们很少会考虑到竞争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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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提高投资回报，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拉长时间。时间是投资中最强大的力量。它能让微不足道的事物成长壮大，而让重大错误的影响渐渐消失。它不能抵消运气和风险，但它会让结果对参与者而言更公平。
就算很多事出了错，也不要心态失衡。你就算错了一半，依然能积累财富，因为是少数的几件事决定了整体的结果。无论你在以什么方式理财，无论有多少事物不如预期，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始终通过衡量自己的整体投资情况，而不是根据某一笔投资的成败来评价自己的表现。同时有一大笔糟糕的和几笔出色的投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最好的局面。通过个别投资来判断整体表现，会夸大赢家的聪明才智，也会对输家过分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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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和我是在大学里相识的。我们在结婚之前几年就住在了一起。下课后，我们会去做一些初级的兼职，拿到一份相对底层的报酬，过着还算过得去的生活。人类的生活方式都位于一个光谱的范围内，因此一个人眼中的体面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高不可攀或穷困潦倒的。不过，我们购买了相对我们的收入而言不错的公寓、汽车、衣服和食物。我们的生活很舒适，但与奢侈完全无关。
尽管十多年来，我们的收入一直在增长——我从事金融业，我妻子从事医疗业——我们却或多或少始终保持着此前的生活方式。这使得我们的储蓄率不断上升。实际上，我们增长的每一美元收入都变成了储蓄——我们的“自主基金”。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远低于我们的收入水平，因此前者并不能反映后者，反映的更多的是我们在20多岁时确立的生活方式的决定。
如果说我的家庭理财计划中有哪一部分是我引以为傲的，那便是我们在年轻时就已经决定，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欲望不会随着收入水涨船高。我们的储蓄率相当高，但我们很少觉得这种节俭是靠压制欲望实现的，因为我们对物质的欲望并没有随之升高多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欲望。我们也喜欢美好的事物和舒适的生活。我们只是不会让生活目标无限制膨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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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里，我改变过投资策略，所以我当然有可能在未来再次改变。
不过，无论我家如何储蓄或投资，我确信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将永远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会一直做出能让我们睡踏实的选择。
我们认为，对金钱心理学的把握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
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而且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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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年收入有90万美元。他买了一套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2辆奔驰车，把3个孩子送进了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因为他负担得起。
彼得是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年薪8万美元。看着乔的生活，彼得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也有权利过上类似的生活，因为彼得的父母相信并向他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使从事不同的工作，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这种观念在他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是符合现实的，因为当时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彼得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但与父母相比，他的预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彼得是怎么做的呢？
他申请了巨额的抵押贷款，背上了4.5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他租了两辆车。他的孩子将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毕业。他买不起乔买得起的东西，但他被迫追求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巨大的撕裂。
这种行为放在20世纪30年代看可谓荒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花了75年的时间，培养出了普通家庭对债务文化的高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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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这种心态一旦受到社交媒体和有线新闻网强大的传播力量催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些平台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看到别人是怎样生活的——这就像火上浇油一样。著名分析师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说：“互联网让人们越频繁地接触新观点，人们对这些新观点的存在就越感到愤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形势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当时经济观点的传播范围要小得多，既因为观点产生的实际影响的范围更小，也因为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轻轻松松地看到和了解别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经济学是关于周期的。好年景和坏年头来来去去，轮流坐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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