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主要想谈谈对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开门见山，我认为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电力、通信、能源等大规模新基建的投资规划可能正在路上，夸张点说就是产业革命新基建超前建设。
先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十多年。其实大概10年前（2013-2016）就隐约开始感受到各种资产的投资收益都在下降，各方普遍开始面对资产荒问题。当时社会各界就已意识到要创新和独立自主发展高端产业的必要性。那时城镇化还有提升空间，还能通过棚改等一系列房地产政策稳住经济增长，有能力在经济不失速的同时完成迭代升级。所以就看到在2015-2016年开启供给侧改革之时，一边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再次复苏解决库存、产能高企问题，一边大力发展新型产业。随着2018毛衣战和2020年疫情开启，直到截止2023年底的几年间，无论是通过扩大贷款和债券融资，还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新增IPO等方式，社会融资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和居民的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在此期间，还出现20年一遇的房地产行业调整，期望彻底改变依赖债务杠杆提升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十来年奋发努力，中高端制造业也逐渐进入收获期，刚好与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做了对冲。这一系列操作让经济整体保持在年均5%左右的增长，并且阶段性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但随着从2020年开始（实际上从2018年就开始了）不断降息和IPO扩容，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2023年开始逐渐缩小，甚至开始出现资金空转、贷款利率无法覆盖存款成本等乱象。因此，从去年开始，央行就提出一方面要保证融资环境平稳，注重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存量信贷资源的高质量循环利用，这就是为什么看到信贷增长从过去两位数降低至个位数。资本市场这边，同样面临“流动性收缩-上市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市场波动下行-流动性进一步收缩”的循环，监管层意识到后，重新审视市场A股市场问题，及时发布“新国九条”。一方面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向市场输入流动性，一方面让IPO减速，并严格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期望通过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稳定投资者预期和信心。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金融大战略的提出，即在经过近十年的金融资源大发展后，拥有超过315万亿债权资产规模的银行业和5400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已足够大，都迫切需要匹配新经济结构的改革，从大向强进行转变。
近年来，经济多次面临下行压力，我认为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如当下是20年一遇的房地产下行周期、10年中周期的投资下行期、3年库存周期的底部区域；外部原因，比如逆全球化、强势美元周期等。
简单说说房地产下行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当下居民存款高企，住房消费不振，房地产产业链的一系列行业都会受到收入和就业收缩影响，最终影响总体消费，出现有钱不花、经济循环不畅的现象。另外，房产价值占居民财富占比很高，随着房价下跌，产生财富缩水效应，对于拥有多套房的人来说，卖房持有现金成为重要选项，从而进一步迫使房价下跌，往复循环。货币层面表现为，居民存款没有转化为企业活期存款，企业因为无法通过扩大再生产提高利润，也将剩余的资金变成定期存款，最终看到代表企业活期存款的M1 持续走低，5月出现负增长。当然，住房消费不行既有深层原因也有表层原因，从根本上讲房地产行业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住房的边际消费能力确实有所下降，这是大趋势。但从短期视角看，房价的不断下降同样会抑制合理需求。因为房产购买不具有急迫性，外加“买涨不买跌”人之常情，下降周期调整有自我加强的倾向，从而最终导致房地产投资（曾经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头戏）连续几年出现收缩。综上，内部原因主要是支柱产业的长、中、短周期性叠加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关于外部原因，相信对国际形势有关注的朋友都有了解，不多说。
但经过上面关于长中短周期性的解释，是不是就找到了经济下行压力的根源？我看还不行。其实过去十多年社会各界非常努力，科技不断进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似乎每隔几年总要面对经济下行问题，这可与90年代初期，我们总要面对经济过热和通胀问题恰好相反。所以，还是要找到根本原因。我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和“资产荒”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要么创新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足，要么货币创造总是超过创新速度，又或许二者兼有，但归根到底还是创新的供给问题，因为创新是因，货币创造是果。如果货币创造持续超过创新速度，通胀高企恐怕是最终归宿。但在现实中，我们并未看到通胀高企，反而看到的是相对通缩的压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和模式创新。凡是通过革新和改变带来新价值的创造和经济增长，都可以叫创新，而技术方面的创新往往是最初推动力。但无论是哪种创新，如果站在经济增长和资本回报角度，最终都会体现在至少以下三项之一：1、需求和市场空间扩大（比如，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贸易全球化），收入提高；2、成本（原材料资源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降低，销售利润率提高；3、新技术引发生产和流通效率提高（比如电商行业对商品流通效率的提升、智能设备的使用对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周转率提高。近十几年，我们确实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不少创新成果（比如：5G网络、高铁、光伏、储能、电动车、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而且在模式、机制、规则上也做出很多创新（比如：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国内区域内要素互补的经济带、国际一带一路等）。经济稳定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就是创新成果的最好证明。
正如前文所说，即便有如此多的创新，我们却依然要时不时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这就说明过往的技术创新广度、深度、力度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球性问题。似乎眼下只有颠覆性创新才能有力的让全球经济走出底部。再通俗点讲，要么当下出现类似蒸汽机、铁路运输、电气化、信息化等产业革命的突破性创新，要么重现2000年左右全球化时代开启，要么二者结合，就像90年代初一样，否则可能这个底部会持续很久，反复在这里遇到增长瓶颈。规律上来看，当前也已逐渐走到50年左右康波创新周期的新起点。
好消息是，随着过去几年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仿佛已经能看到这些技术能够在很多行业上带来具有相当程度的革新，也许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开启。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对电力和通信需求非常巨大，这为新基建投资带来机会。正如十多年前，光纤入户、4G网络普及和低资费孕育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电力网络投资建设为高铁大发展奠定基础一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对算力、电力、通信的巨大需求，结合绿色能源技术成熟发展，必然再次带来电力、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机会，对资本的需求将是巨大的，这必将根本性改变多年以来“资产荒”和投资收益持续下降的现状，并在适度超前投资的同时带动新一轮中长周期的经济持续增长。
如果回到当下，从短、中周期5-10年角度出发，可能现在也是逐步开启超前投资的合适时点，主要是这几方面原因：
1、从中周期（投资周期）角度来看，当前是过去十年以来投资的下行期底部。由于房地产投资持续收缩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偏弱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更加突出。稳住房地产投资目前看还需要时间，但如果另辟蹊径，进行新一轮的超前投资，可能正好能对冲当下投资不足问题。反过来，新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对促进房地产消费和投资需求回升也有促进作用，从而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多一道手段，更容易调节经济增长的波动和通胀问题；
2、短周期来看，即使过去2年不断降息，经济仍然持续呈现弱复苏态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逐渐收窄，如果此时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做出反应，下行压力会持续；
3、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加强，国际环境依然动荡。通过提升内需，特别是保证一定规模的基建投资力度，能够有效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为未来进一步高速发展，迎接下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