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课程，温铁军和卢麒元两位老师的对话，一起学习下。
一、新殖民主义：幸免的社会主义阵营
温铁军：大家好，今天有机会请卢老师跟我一起做个对话，对话的第一个题目就很有刺激性，俄乌战争2022年2月24日爆发，大家应该知道，战争是有规律的，我们把这场战争，从一般的策略分析上升到全球化的趋势，上升到全球化解体；特别是这次全球化，我们在以前的很多分析中讲到，这次全球化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卢老师的分析中讲的是“新殖民主义时代的全球化”；我们正好把我们两个在这方面的分析做一个结合，我们来讨论以下，在这一次金融资本全球化/新殖民主义全球化解体的最后阶段，为什么是以战争作为结局，请卢老师先把关于三次全球化的观点给大家做个介绍
卢麒元：首先热烈欢迎温老师南下，虽然过完年了，还是恭祝新春快乐；我先念叨几句对俄乌战争的思考，温老师的思考是有哲学高度的，就是我们必须将战争放在资本流转的大背景下思考
我将500年的殖民历史概述为三个阶段，这个概述，算是依据马克思《资本论》24章的分阶段，一是古典殖民主义，西班牙葡萄牙人开始的，特征是“杀人留地”，大规模印第安人、澳洲土著被杀光，土地留下；二是《资本论》中的现代殖民是“留人留地”，只不过留下的人是他们培养的买办、代理人，他们不再是拥有土地主权的主人，经典代表是印度，中国不完整，算是半殖民地，这是马克思概述的现代殖民；1945年之后，我们以一个特殊事件为标志（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理解为“新殖民主义”，它不再是杀人留地/留人留地，已经对人和地没有很大兴趣，这个时候是“资本殖民”；可能并不触碰所在国主权，要求的是资本完成对资源的掌控，获得资本利得；1945年之后的新殖民主义特征，开始了一种很惊人的“去殖民化运动”，实际上是美元资本发动的，在很多现代殖民国家出现了各种民族解放运动——表面上是一种去殖民化运动，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殖民安排/殖民运动；在新殖民主义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得以豁免，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被美元资本进行新殖民主义压迫
（关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温铁军老师依据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方式，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了阶段性划分，一是资本主义早期重商主义与殖民掠夺，二是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扩张，三是资本主义晚期金融资本扩张，这三个阶段与古典殖民、现代殖民、新殖民主义可以清晰对应。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表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确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关贸总协定作为补充；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
（民族解放运动：二战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殖民主义，掀起民族过阿鸡独立热潮。众多新独立的国家爱难以摆脱殖民者留下的旧有的上层建筑，或者说，只能被迫继承殖民制度，因为，在后续的世界贸易体系演变中，再度陷入殖民困境）
温铁军：插问一句，如果把资源转化为资本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内涵，这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说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得以幸免，那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的资源是不是也要转化成资本？
卢麒元：肯定需要资本化的过程，但不是美元资本完成资本化
温铁军：不是金融主导国家用它的货币来资本化其他国家的资源，然后资本化的收益由金融主导国家占有，不是以这种方式的就是所谓豁免的
卢麒元：对；新殖民主义，资本化过程，就是美元资本以马歇尔计划（美国对战后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的方式迅速推到全世界，进行资本殖民的历史进程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得以暂时豁免，但时间不长；在一部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资本化过程中遇到了障碍，这件事情在中国表达的比较充分、明确；1960年毛主席带着部分经济学家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斯大林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著作，进行深刻讨论，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资本化中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是由深邃洞见力的，就是任何的资本化过程中有它好的地方，因为工业化前提是必须完成对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包括土地，有它的正面意义；但资本本身，马克思看的是透彻的——它会异化一切，所以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不是胎生的、卵生的，是化生的，而且就化生在我们的党内；当我们的国家，中国在1949年开始完成土改和工商业改造时，中国就变成以国家资本主导的国家，国家资本不可能由人民直接掌握，只能由代表人民的政府来掌握，政府是具体和现实的，由官员们组成，当官员们触碰到资本时，异化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伤害、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
（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这一过程实质是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即通过一定主体完成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确认，这一主体与劳动的关系，确定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和表现形式）
温铁军：插一句，你说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幸免，有个客观情况，就是它拒绝了货币化；它的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以产业资本运行，就是产业来产业化了资源，形成的是产业资本，但并不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经济基本叫“非货币化经济”；也因此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体系内大家是“换货贸易”，没有给金融资本超越实体经济获取收益留下体制空间；所谓的幸免遇难和去货币化有一定的相关性；中国也一样；刚才说资本是化生的，不是胎生、卵生的，那么掌握资本的人容易成为资本利益的代表，或者直接就是与资本一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分析；但在中国，之所以早期并不是那么明显表现，也是因为这些资本并不是货币化的，而是实体化的，只有直接掌控这些实体资本，才有可能从实体资本演化收益过程中，可能比别人多得到一点收益；毛主席也会认为，这些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一个客观过程，但并不表现为用货币来占有收益这样的条件，所以你说幸免遇难并且没有被金融资本剥夺方式形成超额剥夺，这恐怕有一定的相关性
（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带头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解散，存续期间，是世界上贸易额仅次于欧共体的区域性经济组织）
（马克思关于资本家的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就是劳动条件与劳动的分离，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反对劳动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职能，是资本的人格化，是具有自己的意志、个性并与劳动对立的劳动产物，他们是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表现，是服从于资本增殖指挥社会生产的当事人）
卢麒元：对，毛主席在1960年时发现问题以后，经过思考，认为异化不可避免，所以要不断革命；通过不断更换与资本接触的这部分人，来保持永续的革命，或者永续的政治上的正确；就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的方式，这显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同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还有刘少奇，他带家人去海南，也在读；还有人在读，就是小平同志，那时他理解了国家资本；我们将列宁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叫国家资本主义，它不是马克思本以上的社会主义；毛主席认识到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必然出问题，小平同志在江西想明白了，单一的国家资本主义一定会效率递减，最后内卷完蛋；那么如何解决国家经济永续高速发展？他认为应该引入社会资本+引入金融资本也就是国际资本；所以，1978年，思考完成后，所谓的改革，就是让社会资本进来
（国家资本主义：列宁1917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或者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
温铁军：既然这么说，我还想再插一句，难道1949年之前，不就是既有国民政府官僚资本，也就是国家资本，又有引入的国际资本，又有大量的社会资本，不就是这个结构吗？
卢麒元：因为资本是有主权的，在1949之前的资本主权和资本利得被极少数人垄断和控制，而且这个极少数人还是具有某种外国特征
温铁军：如果资本是化生的，只要这个资本存在，就会使与资本直接相关的利益人或利益群体演化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假如是这样，其实这个内生性的规律决定，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种体制下，它只要是内生的规律，就应该都发生作用；再进一步说，难道别的发展中国家不是吗？不也是多种资本构成一个互相之间竞争和制约关系吗？
卢麒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毛和邓都有超越常人的哲学高度，小平同志引入社会资本、国际资本或金融资本时，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逻辑上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我党历届文件上基本上是描述了三种资本的关系是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社会资本为基础，金融资本为补充，大概是这么个结构；我们现在的看法可能要略作调整，就是社会资本成为主导，国家资本成为基础，因为它要跨周期的，是基础的定盘石，它不能主导是因为不够有活力，另外就是国际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地位是补充，必须做好限制；1978之后，中国将三个资本打“斗地主”，达至了资本利得的历史性的平衡，极大地调动了中国的资本的效率，和劳动力吻合之后，爆发出经济奇迹
二、资源资本化：苏东灾祸与中国之困
卢麒元：新殖民主义问题，1994-1995是关键节点，80年代末我们受重击，然后思考，哪里做了哪里对了，思考的结论是我们缺两个东西，一是我们是严重资本稀缺的国家，国家资本不够……
温铁军：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定需要资本增密，而且是不断增密，如果你属于资本绝对稀缺，工业化几乎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几乎所有后发国家在面临资本稀缺条件下，都会有亲资本的政策导向
卢麒元：对，所以资本稀缺怎么解决？中国人很幸运，理解了两件事情，一是要将生产要素迅速资本化，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要素资本化的确是《资本论》里非常重要的论述过程，如果不能将生产要素资本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做不到的
温铁军：回到你刚开始的分析了，进入到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就是一个如何把资源要素推进资本化的过程；中国90年代开始全面推进土地资源要素资本化，获取了地租
卢麒元：对，在形式上是理解为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我在北京，中央地方要分灶吃饭了，中央拿走80%税收，地方不够，伤害动起来了，就是卖地；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卖地实际是土地主权使用权的租赁，有70年限制，这样开始通过土地要素/地租来形成庞大社会资本的资本再生/资本滋生的历史过程，这里有很多问题
（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明确，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用途确定，居住用地70，工业用地50，教育科技等用地50，商业旅游娱乐40，综合或其他50）
温铁军：就是以地租的方式完成了土地资源的资本化
卢麒元：对，第二部分，就是中国内生资本是不够的，需要外部资本进来，这时就是1995年的联汇（联系汇率）；1994分税，1995联汇，这两个动作，导致美元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经济体系
（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确定了以市场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追求促进出口和获得外汇的目标，为此设计了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不对称外汇市场和及其优惠的利用外资政策三大配套政策）
温铁军：来分享你长期土地资源段时间变现所形成的地租收益
卢麒元：太好了，就是这个，这是根；就是当我们1994-1995年形成完整的地租经济，并非我们本意要它这个样子，是国际资本要它必须是这个样子，它才能完成国际资本殖民延伸的历史进程
温铁军：也就是说，金融资本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是借着中国土地市场放开，进入到中国分配收益的过程中
卢麒元：对，这里有两件事情中国是幸运的；一是我们在处理土地要素时没有采取前苏联那么极端的方法，前苏联对生产要素处理、资本化过程太极端了，当然，中国现实条件不允许，并未采取它的前提条件，就是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和物价放开两个是联动的，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物价放开”，我们只采用了放开物价，前“三化”原地踏步，貌似我们做的不好，苏联做的彻底，但实际上，我们也迟滞了美元资本化的进程
（1988年8月19日，一则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中央讨论通古偶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计划用5年时间让物价“闯关”。出乎意料的是，“闯关”的物价很快就如脱缰野马，全国多地出现抢购潮，这场因“闯关”而爆发的物价暴涨和抢购，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8月27日，中央紧急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温铁军：我们在这个所谓第三次全球化，就是你说的新殖民主义的历史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在80年代先发展起来的是2700多万家农村企业，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并且绝大部分是私有性质的，集体其实也是股份制，不是真正意义公有制，即使完全是集体，没有股份制，也是准共有，算不上公有制；中国市场放开之前，先在1983-1984年放开农村企业发展，已经形成面广量大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微观主体，2700万家，足够量大；他们的需求，无论是要原材料还是资金，这些需求基本全部在市场上；所以当时双轨制，是因为这些乡镇企业承担了很多创汇责任，它很多产品可以拿到国际市场的，它是中国在外债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帮忙减轻外债的，所以得到了双轨制给予的一定的条件，也就是它们早就在原材料市场上、资金市场上去相对比较自主的开展经营了；中国所谓改革不是一步到位，苏联是“沙塔林计划”500天完成，我们是已经做了很多年，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微观主体，这些微观主体本来经济活动就在市场上，然后才在1988年推出所谓放开市场的改革，然后在90年代再进一步，就是把原有的国有部门抓大放小，也推进市场；它是一个这样起伏的演化过程，所以才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过于激进的、段时间完成的改革，而且一步到位，所有都包在一起来推出，不是这样的激进措施；所以，如果讲前苏联带领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1945年金融资本全球化/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幸免于难的体系，我们则是前苏联和苏东完全解体过程中幸免于难的一个个案；这样理解，可以帮助大家更清楚您讲的1945年之后的过程，为什么中国是个特例
（双轨制：1979年之前，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部门控制，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
（沙塔林计划：1990年8月，沙塔林起草了一份苏联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纲领，《500天纲领》）
（《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温铁军：再补充几句，说清楚第三次全球化/新殖民主义全球化，假如资源转化成资本是这次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性特征，那么除了90年代学到地租这一招，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香港的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从90年代初开始，大举进军珠三角，这其实是把劳动力资源作为一个要素资本化了；而且，不仅资本化了珠三角的劳动力，珠三角的土地资本化了，劳动力资本化，当然也包括不应该资本化的珠三角环境也被资本化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代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把内地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安徽四川贵州等，人口大省的劳动力资源都调集到了沿海地区，在沿海地区完成了内地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化；这是中国在90年代，所谓借助你说的三种资本，就是外部资本进来，解决了你的资本稀缺，但这个外部资本因为它是低端制造业，它切掉的是原来中国在自己国家资本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完整产业结构的工业体系的下游市场，你在上游形成的庞大的国家资本，是从采掘开始，然后选矿、洗矿、冶炼，然后成型、设备生产等工业体系，但上游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要支撑下游的轻工业、纺织业、一般商品生产的这些工业的，当这些变成外部资本进入的时候，客观上导致上游工业的下游市场被切断了；所以，当我们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型香港的资本引进到中国沿海、珠三角，客观上，不仅推动了其他要素的资本化，包括劳动力要素——把不是这里的劳动力要素也用劳动力流动方式资本化了，占有了巨额的劳动力资本化的收益，否则的话，外部资本是很难进得来的——它进来就是为了获取暴利的；同时，它造成的制度性成本是对原有工业体系切断了下游市场，使得原来上游的工业也很难再运作，这就是后来大家说国有企业无效率等等——哪怕你再拼，拼国企，但假如下游没市场了，你拼的所有的都是成本，不会转换成收益，这是我想补充的
卢麒元：在讨论中国资本化过程中，我们有内在的我们的因素导致中国的资本化过程不完全被美元掌控，直到今天；有内部+外部因素，先说外部因素；美元在1945年之后，开始全球殖民化/资本化过程中，遇到一次重大障碍，就是1971年，1945-1971都是美元黄金本位，35美元一盎司，1971年脱离了黄金本位，它遇到了巨大问题；作为美元资本的美国是拥有非常清醒的战略思考的，特别是地缘政治的战略思考，实际上是美元需要“充值”，它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支撑，这个支撑只有中国；那时我们有差不多10亿人口，并且是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经济体，正好可以与美国经济形成完美契合；另外政治上取得中国支撑的话，美元的已经殖民的体系里将增加新的活力，而卢布体系将遭到重创，对美元转型具有战略意义；所以1971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1，不要理解成1978
（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美元危机、美国经济危机频发，以及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于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布结束）
温铁军：还要插一句，这不是简单的“小球带大球”，也不是中国主动形成的中国融入到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客观上是多种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演变；我们都应该知道中国原来的工业结构是“偏重+偏军”的，这个工业结构不产生直接收益，就是国家资本的产业再怎么运行，刚才只是说下游被切断的时候，你再努力，哪怕抵上命也没有结果，这个道理和现在说的，国有资本的实质是一致的，是因为如果你偏军重，你不产生直接产品，我们没有轻、纺、化工、电器，没有一般消费品生产，你从苏联接收的只是大工业，占了绝对比重，60年代还要把这些军重工业分散到陕西贵州等山沟里，涪陵的核能在大山肚子里，一个项目200亿，而一年财政用于扩大在生寒的基本投资也不过200-300亿，一个项目就干掉国家一年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偏军重工业居然是立国之本、国家资本主力，但不产生直接经济收益，没有可交换的产品；所以早在60年代就提出要调整工业结构，要农/轻/重比例协调；所以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它所形成的结构，内生性的提出，要上轻、上纺、上电、上一般消费品，要上这些，才能让上游工业能够对接上市场，它自身有这个要求；一方面是你说1971年美元放弃和黄金固定兑换率体制，美元有进一步获得像中国这样庞大人口规模市场，除了这个之外，中国自身也在做结构调整，也在追求如何能工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完成；多种因素一起；我同意不是用简单的“小球带大球”来解读这个过程，但它不是单一方面能够促成的
（2023年我国轻工业实现营业收入22.2万亿元，同比增长1.6%；实现利润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轻工业以占全国工业13.2%的资产，实现了全国工业16.7%的营业收入和18.1%的利润）
卢麒元：通过这个历史过程，讲一下资本化的外部性；我们资本化的外部性，美国人对中国当时的设计和构想并不是通过美元进来占有中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它只是希望，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转里边的资本流转部分纳入美元体系，就变成了美元流转的新支撑；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
温铁军：先别着急，跨度别太大了，回到1971以后；中国当时的主动——刚才说多种因素构成的，中国的主动在于1972尼克松访华的同时，放开了对中国一般的技术封锁、原材料封锁，使中国有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同时，在这些封锁放开条件下，中国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引进关键设备、关键技术，通过国内产业的消化，吸收为补充国内产业发展的养分；它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直接使用美元资本进入到中国来资本化中国已经形成的固定资产；这个渐进过程，是中国后来得以相对稳定的重要条件
卢麒元：没错，因为中国是从1971年一直干到1991年，有20年时间，苏联没有
温铁军：我们是有步骤有计划的，非常严格的按照比例来
卢麒元：貌似磕磕碰碰，其实逻辑完整；我和温老师知道，70年代开始穿上的确良
温铁军：我是1973年穿上第一件的确良衬衣，第一双尼龙丝袜；
卢麒元：1973年开始技术进来了，开始有了石化工业，化纤纺织开始迅速进步；到1978年已经有黑鹰直升机了；美国人给了很多技术进来，很多设备、技术；贡献最大的是日本，日元给了大量无息贷款，还有贴息的、长期的
（1973年1月，计委报周总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求报告》，建议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方案，简称“四三方案”；报告提出，引进进口设备的主要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二是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由现在的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提升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赶上和超过先进水平；三是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准备次啊去分期付款，设备投产后所增加的工矿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扩大出口，是能够做到外汇平衡的——后来采用利用国外存款承担部分外汇；四是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也可以用些半新不旧的；五是当前与长远兼顾，进口七八百万吨化肥，所需外汇三四亿美元，进口钢材二三百万吨，所需外汇4-6亿美元，进口10套话费设备只需3-4亿，可生产1000万吨，进口生产350万吨钢厂设备只需6-7亿；六是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内陆）
温铁军：1978年谈成的，1979年开始连续多期的日元贷款，但有一个问题要提，日元贷款，进的是日本设备、生产线，意味着你的市场给他了，能不能返销日本？没门；只能占有你的国内市场；那么你返还他什么？日元贷款，返还美元
卢麒元：没错，形成了环流，温老师厉害
温铁军：日本一点都不亏
卢麒元：看资本的流转过程，看整个的殖民套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整个的历史脉络，就大概齐出来了，慢慢推导出今天的立论，就是新殖民主义/新全球化走到特定节点，用资本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只能依靠战争，依靠战争完成、创造一种新的平衡结构
温铁军：说的非常好，当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进一步推进它的产业资本扩张、金融资本扩张的时候，它不需要战争；这时看到的都是非常美好的说法——推进你们的改革、开放，帮助你们的人民得到更好福利等；这些都是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扩张阶段形成；同时，它使得大多数接受这些产业资本、接受西方贷款的国家变成债务国，于是有了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国凭借债权国的优势地位形成比较制度优势、比较文化优势，然后是一系列的比较优势，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不断地等而下之，接受债权国对中国制度改革的要求，乃至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等所有体系改革要求
卢麒元：今天最后讨论的，就是关于教育学术和文化传媒的问题，因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嵌套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构件
温铁军：这个构件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恰恰是我们50年代，全面接受苏联体系，而苏联体系在1991年12月解体，那么我们国内的整个文化教育科技医疗等体系再下一步照搬谁呢？照搬了美国；所以从1992以后，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思想理论的，乃至教育，医疗科技等
卢麒元：而且这套体系具有非常清晰，虽然都是政治文化的东西，它有非常清晰的地租特征，是为地租经济服务的一整套体系
温铁军：为资源转化成资本并占有收益的目的做必要的铺垫
卢麒元：温老师厉害，完成了哲学的总结
三、后冷战时代：美元危机与中国飞跃
卢麒元：我把外部性讲完；外部性，到1991年；美元1944年以来经历过两次危机，现在正好在第三次危机里；第一次危机时70年代，第二次是90年代，90年代这次，其实中国压力很大，中国正处于1994-1995开放之后，美国完成了对日本、前苏联收割之后，进入相对舒适阶段，但美元发行总是在阶段性失控，在克林顿完成了一个新的财政平衡之后，进入到美元新的危机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美元需要反复进行“充值”，但可充值的对象不多，中国就成为新世纪的目标选择；美国比我们国家进入地租经济更早地完成了对中国地租经济的设计——我们可以看高盛什么时候成立第一个中国房地产基金，大规模的进入
（克林顿，1993-2001，美国全球战略进一步收缩，在欧洲、亚太地区削减军事规模，同时削减国防预算和对外援助；明确介入国际热点冲突底线；互联网经济热潮和主动的公共经济政策，使得美国进入阶段性经济繁荣期，实现了二战后少有的收支平衡）
温铁军：高盛成立中国地产基金是什么年代？
卢麒元：本世纪初
温铁军：就是进入21世纪，不是90年代
卢麒元：不是，他们已经开始为美元做准备了；我们现在知道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过程，实际上是美元资本流转的过程；它用价格的方式形成美元资本流转，流转的过程必须完成美元的“充值”；在1971年之前的美元，是无限法偿的信用货币；1971之后，不再是无限法偿货币；在一个错误概念上激烈争吵，其实没意义；你面对一个已经不是无限法偿的货币，它不叫信用货币，它叫计价单位，价值是0；美元就是一张纸，必须赋予它价值，赋予价值的方法就是必须强行让它在资产和商品交易中起定价的定盘星的作用；不一定是直接用美元交易，但是定价基础就是它；这个构成美元殖民，在本世纪逐渐露出凶恶面目——因为必须强行完成定价；而在资本流转过程中，又是将中国的经济超过70%完成地租经济转型，就是我国的资本大量从实体经济、产业资本中退出进入到地租里，然后地租造富，然后形成回流
（法偿货币：在金属货币流通时，因为本位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内在价值相符，国家爱赋予其无限支付能力，每次支付的数额不受限制，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接受，是无限法偿货币；而辅币却多用贱金属铸造，名义价值高于其内在价值，只能凭其法律效力使用，故国家规定每次多辅币使用量不得超过一定限额，否则允许拒绝接受，是有限法偿货币；在纸币流通时代，本位币和辅币都为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或其名义价值不同内在价值相联系，二者都凭国家赋予的权力流通，都是无限法偿货币）
温铁军：当你说到美元已经不再是无限法偿的货币，需要增加一点解释的内容，就是美元怎样从原来的法偿货币变成非法偿货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刚才说到美国投资人很早就意识到要介入到中国地租化的过程，成立了高盛地产基金，在中国的，这个年代你说是在新世纪初，其实正好我也是在新世纪初2001年，被人拉去到西方大的投行做一圈路演，和他们战略部门对话，有一个机会了解西方大的跨国公司金融资本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意图；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当欧元区的各种硬通货，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等，遇到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是美国把苏联东欧搞解体了，非货币化的苏联东欧资源性资产和实体性资产——它的工业体系、实体资产总量非常大，但不是货币化的，当他们是一次性到位地推进私有化/市场化时，这些没有经过货币化的资产，乍一进入市场，其实是“萝卜价”，本来应该是“人参价”的，结果导致西方就近的这些硬通货直接货币化了苏联东欧的资源性资产和实体产业资产，得到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这些就变成了支撑欧共体向欧盟转化、欧元区各硬通货向欧元转化的一个客观过程；原来美元已经完成了对整个西方世界统治地位，但这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欧盟崛起和欧元形成的条件，这个条件导致主要的竞争对手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不再是敌对双方竞争（美苏），而是本阵营内部量大金融资本集团的竞争，这是美元地位下降，逐渐变成非法偿货币的一个重要的内因；我把这段时间叫“后冷战阶段”，主要矛盾是金融资本集团内部，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它使得美元原来具有足够的法偿性货币淡化，因为欧元崛起了，欧元崛起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因为它吸纳了大量苏联东欧的资源和劳动力，乃至实体产业，以至于使得欧元区对应的实体资产，也就是可以被无限法偿的货币基础被建立起来了，而美元则因为失去了这么庞大的一块市场，就是美元不能覆盖欧洲，于是美元相对收缩；是这么个过程
为什么中国崛起成为美元资本要进入的呢？因为我们在90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国企改革过程中，我们完成了抓大放小，把大量国有资产推进市场，在推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各种金融机构和资产之间的交易过程，中国的经济货币化过程是在本国国土范围内，在主权可控范围内，接近于完成的；这就和欧洲货币化了苏东的资产不一样；我们是在一国范围内自主完成了货币化；同时，我们从1997遭遇东亚金融危机开始，大规模增发国债，启动国债投资，拉动基本建设增长，这个也为后来房地产发展形成地租增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搭便车条件；房地产投资商不需要在支付基本建设，基本建设已经被国家用应对1997危机的国债投资大体上完成了建设过程；所以才有了双重搭便车，一方面是搭了中国基本建设相对完善的便车，另一方面是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型资产随着基本建设向内陆延伸，而拥有了更进一步去扩大资源资本化的条件，这是21世纪初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大量进入中国的重要的时空条件；把这个分析出来
卢麒元：你的分析非常重要，刚才我说美元一共两次危机，第二次就是你刚才说的，1994-1995年，欧元出现；第一次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那时它打了两次中东战争（1973年第四次，1982年第五次），把中国拉进阵营，平稳渡过；第二次是打了科索沃战争（1999年3-6月），这时苏联已经解体，原本美国对剩余的俄罗斯和中国是有想法的，但由于欧元崛起，还需要我们再做一段时间支撑；注意，1994我们分税，1995联汇，欧元是1995年建立，为什么那一年允许我们和它联汇？正式和美元挂钩，就是冲着欧元去的；中国也很整争气，我们在获得了必要的资本和国际市场空间之后，迅速起飞了；起飞后，所有事情有正面意义就有负面意义，经济学没有好坏，只有边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