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乏反思

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

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

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

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