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形势正处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关键阶段。不久的将来，全球生育率将降至保持人口规模不变所需水平之下。这或许已经发生了。
世界人口形势正处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关键阶段。不久的将来，全球生育率将降至保持人口规模不变所需水平之下。这或许已经发生了。
几乎在所有地方，就各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参与情况的妇女而言，生育率都在下降。出生率日益下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情况以及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都有巨大影响。
在高收入国家，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下，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走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降低。印度去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生育率现在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侧重研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说：“人口寒冬将至。”
许多政府领导人把这视为一个全国性的紧迫问题。他们担心劳动力大军缩减、经济增长放缓、养老资金不足，担心儿童越来越少会让社会缺乏活力。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减少，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可能随之减弱，引发有关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能否长期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疑问。
一些人口学家认为，世界人口可能会在四十年内开始减少——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特朗普(Donald Trump)已经把生育率大幅走低称作一个对西方文明来说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他已锁定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年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称，日本出生率的大幅下降使该国“站在了关乎我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社会运转的悬崖边缘”。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已经把提高本国的“人口GDP”作为优先事项。
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推出阻止人口下降的计划，但迄今为止，这些计划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人口意外
在2017年全球生育率为2.5时，联合国(United Nations)认为，到2020年代末，全球的出生率将降至2.4；生育率是指一名妇女一生中预计的生育人数。然而，到2021年时，联合国得出的结论认为，生育率已降至2.3，接近人口学家认为的2.2左右的全球人口替代率 。富裕国家的替代率为2.1，发展中国家略高，因为这些国家出生的女孩比男孩少，而在生育期间死亡的母亲更多。
虽然联合国尚未公布2022年和2023年的估计生育率，但Fernandez-Villaverde利用这两年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实际数据对联合国的预测进行了补充，从而得出了自己的估计值。他发现，各国出生登记处报告的出生人数通常比联合国的预测少10%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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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年报告的出生人数为900万，比联合国的中间预测低16%。美国去年的出生人数为359万，比联合国的预测低4%。在其他国家，出生人数低于联合国预测的幅度更大：埃及去年的出生人数比联合国的预测少17%。肯尼亚公布的2022年出生人数比联合国的预测少18%。
Fernandez-Villaverde估计，去年的全球生育率已降至2.1至2.2之间，他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生育率首次低于全球人口替代率。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人口经济学家Dean Spears说，虽然数据还不足以准确地知道生育率何时或是否已降至替代率水平以下，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确信......离交叉点已经不远了”。
2017年时，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世界人口将继续攀升至112亿；当时的全球人口为76亿。到2022年，联合国又将全球人口的预测峰值下调至104亿，预测时间也提前到本世纪80年代 。这一预测也可能已经过时。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现在认为，全球人口数将于2061年在95亿左右见顶 ，之后将开始下降。
在美国，疫情期间短暂出现的婴儿出生潮已经退却。根据政府的初步数据，去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62，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新罕布什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的资深人口学家Kenneth Johnson称，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007年的2.1附近，那就意味着自那时以来，美国估计会多出生1,060万名婴儿。
2017年当生育率达到1.8时，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曾预测生育率在长期将收缩至2.0。在那之后，人口普查局将预测的生育率又下调至1.5。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专门研究人口统计学的经济学家Melissa Kearney说，“生育率下降的情景已经悄悄降临至我们身上。”
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
历史学家将18世纪工业化国家开始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称为人口结构转型。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生育更多孩子的动力减少了。并且由于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加入劳动力大军，她们推迟了结婚和生育，从而导致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
Spears说，现在，“现实大环境就是，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和经济体中，都出现了生育率很低或正在下降的情况。”
一些人口学家将此视为“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的一部分，是全社会范围内对个人主义的重新定位，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婚姻和养育子女的重要性，少生或不生孩子变得更易被大众接受。
在美国，一些人起初曾认为，女性推迟生育只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挥之不去。
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马里兰大学的Kearney和另两位合著者探索了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可能原因。他们发现，各州在父母堕胎通知法、失业率、医疗补助的可获得性、住房成本、避孕药具的使用、宗教信仰、育儿成本和学生债务方面的差异，几乎根本无法解释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他们总结说：“我们怀疑这一转变反映出的是难以衡量或量化的广泛社会变化。”
Kearney说，虽然养育孩子的成本并不比以前高，但父母的选择偏好和可被认识到的限制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人们倾向于把时间花在事业发展、休闲、家庭以外的关系上，这就更有可能与生儿育女的理念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时间使用数据显示，母亲和父亲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比过去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尤其如此。Kearney表示，养育子女的投入强度是一个制约因素。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45岁的商业银行家Erica Pittman说，她和丈夫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的时间紧张，包括要照顾她的母亲。Pittman的母亲在与多发性硬化症长期斗争后于去年去世。这两人八岁的儿子可以参加戏剧讲习班、足球班和夏令营，因为这对年收入合计约22.5万美元的夫妇有较多时间和金钱。
Pittman称，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好的母亲。Pittman表示，虽然她的工作相当繁重，但她觉得自己既能去上班，也可以抽出时间去儿子的学校做志愿者以及做郊游的陪护等事情，因为在日程安排方面只需要和一个人协调。
Pittman说，只有当儿子说希望有一个兄弟姐妹一起玩时，她才会质疑他们的决定。她和担任中学?史教师的丈夫为此会选择有儿童游乐场的度假地，比如迪斯尼游轮，这样儿子就可以和同龄人一起玩。
融入全球文化
印度仍然贫穷，许多妇女不工作，这些因素通常会维持生育率，但该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非营利研究和教育机构全球老龄化研究所(Global Aging Institute)的主席Richard Jackson表示，城市化和互联网让一般由男性所主导村庄的妇女也能够了解以少生孩子和提高生活质量为常态的社会是什么样子。Jackson称，人们融入了全球文化。
38岁的梅·玛丽亚姆·托马斯(Mae Mariyam Thomas)住在孟买，经营着一家音频制作公司。她说，她选择不生孩子，因为她从未感受到过对做母亲的渴望。她看到同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较晚，有的甚至还没有孩子就离婚了。她说，她的朋友中至少有三位已经做了冻卵。
她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人找到伴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撒哈拉以南非洲曾一度似乎抵挡住了全球生育率的下滑，但当地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国际组织Family Planning 2030的数据，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育龄妇女比例从2012年的17%增长到2022年的2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公共卫生教授何塞·里蒙(Jose Rimon)认为，这要归因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他预测，这将使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超过联合国的预测。
Jackson说，低生育周期一旦启动，实际上会重新设定社会规范，因此很难打破。他说：“你看到你的同事、同龄人和邻居生的孩子更少，这会改变整个社会风气。”
丹妮尔·弗米尔(Danielle Vermeer)住在芝加哥北区，在家中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们那片有很多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裔天主教徒，她身边一半的好友都有和她一样甚至更多的兄弟姐妹。她的父亲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共有14个孙辈。现在，她的父母有五个孙辈，包括弗米尔的两个孩子，一个四岁，另一个七岁。
现年35岁的弗米尔是一款时尚二手货购物应用的联合创始人。她说，在决定要孩子之前，她咨询了其他几十对夫妇和她所在的天主教教会，并阅读了至少八本相关书籍，其中包括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的一本著作。她和丈夫最终决定两个孩子是最合适的。
她说：“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责任。”
新政策
各国政府已经尝试通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来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努力的时间更长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到1.5，之后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育儿假和儿童保育补贴。但生育率却持续下降。
2005年，猪口邦子(Kuniko Inoguchi)被任命为该国首位负责性别平等和出生率的大臣。她宣称主要障碍是钱：人们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于是日本实施了免费孕产医疗，并为每个新生儿发放补贴。
日本的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攀升至2015年的1.45。但随后又开始下降，到2022年又回到了1.26。
今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又推出了一项旨在增加出生率的计划，为所有未满18岁的儿童提供每月津贴，无论其家庭收入如何；为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以及提供全薪育儿假。
猪口邦子现在是议会上议院议员，她说，对想做父母的人来说，限制因素不再是金钱，而是时间。她敦促政府和企业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她说：“如果你是一名政府官员或一家大公司的经理，你现在不应该担心工资问题，而应该担心20年后你将没有顾客、没有客户、没有人申请加入自卫队”。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推动了欧洲最雄心勃勃的生育议程之一。去年，他扩大了对母亲的税收优惠，30岁以下的女性只要有一个孩子，就可以终身免缴个人所得税。除此之外，还有住房和育儿补贴以及慷慨的产假。
虽然仍远低于人口替代率，但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的生育率已有所上升。但维也纳人口研究所(Vienna Institute of Demography)认为，这主要是由于2010年左右爆发的一场债务危机导致女性推迟了生育。该研究所得出结论称，经该因素调整后，匈牙利的生育率仅略有上升。
在美国，虽然一些州和联邦立法者已经在推动增加育儿补贴和育儿假，但他们一般都没有将提高生育率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过，一些共和党人正倾向于这一方向。特朗普去年曾表示，他支持通过发放“婴儿奖金” 来提高美国的生育率，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Kari Lake近期也对这一想法表示了支持。
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J.D. Vance说，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不仅限于劳动力减少和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不足带来的经济压力。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你生活在孩子们笑得很开心的社区，还是人们正在老去的社区？他表示，缺少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会造成儿童的社会隔离。”
他研究了潜在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匈牙利的方法，但还没有看到有关任何措施会有长期效果的证据。
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几乎没有找到表明鼓励生育的政策会导致生育率持续反弹的证据。研究人员说，妇女可能会为了获得婴儿奖金而更快怀孕，但她一生中很可能不会有更多孩子。
经济压力
在生育率没有逆转迹象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也在加剧。自新冠疫情以来，劳动力短缺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由于危机后出生率的下降，年轻劳动力的流入会不断减少，未来几年劳动力短期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从而会给医疗健康和退休体系带来更大压力。
Hedgeye Risk Management的人口学家Neil Howe指出，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持续恶化的人口结构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长经历连续第二个“失去的十年”。
发达国家给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引进更多移民，但这样做会带来两个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人口增长停滞，移民方案就成为这些国家之间的一场零和游戏。从历史上看，寻求引入移民的国家想要的是通过正规合法渠道进来的技术移民，但最近流入的却主要是非技术移民，他们往往是非法入境并申请庇护。
历史上，大量移民也曾引起政治层面的抵制，通常是出于对本国文化和人口结构被改变的担忧。而本土出生人口的减少可能会加剧这种担忧。许多最热衷于提高生育率的领导人都是最抵制移民政策的。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将有更多的地区和社区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包括学校关闭和财产不再升值等等。Fernández-Villaverde说，由于2007年开始的生育率骤降，招生面较窄的大学将很快就难以招满学生。Vance说，由于当地人口减少，乡村医院无法继续营业。
一个孩子越来越少的经济体将很难为人数日益增多的老年人提供退休金和医疗健康保障资金。韩国的国家养老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预计可用资金将在2055年耗尽。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在最近提出了几项可能的退休金改革方案，但鉴于下届总统大选很快将变得激烈起来，本届政府能有所行动的时间窗口很短。
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Sok Chul Hong说，公众要求采取退休金改革行动的意愿很低。“韩国老年人对退休金改革不感兴趣，年轻人对政治也很冷漠。”他说，“这确实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