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利用长线风险资本持续支持知识产权的创新创造，将最终推动中国在与全球国家的竞合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作者为凯思博投资创始人及首席投资官。
01 上一次改革给今天的启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始于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会议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时至今日对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深远影响。
其中，生产要素改革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项改革内容，为生产力带来了真正的解放，激发了人们生产和创造的活力。
我们知道，维系国民经济运行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各种社会资源，即生产要素。
无论是古典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作为三大基本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如何促进更多的生产要素；通过高效利用生产要素，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的生产要素改革，涵盖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方面。
土地改革方面，提出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同时放开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
在农业生产领域，农田使用权被放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激活。
在工业生产领域，民企和外企可以通过租赁土地实现扩大生产和快速发展。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以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资本改革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进入中国，解决了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难题。
劳动力改革方面，允许人口流动和自主择业。 一时间，乡镇企业、个体户、企业承包经营等新型生产关系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改变了以往“吃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提到大幅提升。
02 新质生产力，核心在知识产权
经过40年发展，中国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粗犷式开发和提效空间接近饱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调整，结构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人口方面，我们面临老龄化的挑战， 土地财政也困难重重， 虽然资本在40年中有了极大的积累，但许多条条框框和不成熟的资本巿场限制了资本的充份利用， 改革如何突破呢？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经济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培育除三大生产要素之外的新生产要素，同时围绕该生产要素，构建新的生产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提出的新贸易理论，把技术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
不过，在我看来，技术只有在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制造、管理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与权利，才能称之为生产要素。
这种情况下，技术就是以知识产权的形态存在，即IP（Intellectual Property）。因此，我认为知识产权可以是补充三大生产要素的第四种有价值、有潜力的新生产要素。
知识产权（IP）经过具体的开发和应用，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即是通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高质量生产力的发展。
“先进技术- 知识产权-生产力”的闭环，与新质生产力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个闭环的核心在于知识产权（IP）。
如此来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加速推进先进技术转化来的IP的开发和应用。
目前，世界各主要大国的竞争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在IP层面展开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等国对中国半导体领域实施的“卡脖子”方略，底气就是这些发达国家在EDA、指令集、光刻机、晶圆工艺等形成了强大的IP储备。
如果中国半导体行业在这些核心环节无法取得突破、形成自主IP，将很难突破这些国家设置的技术封锁，甚至恐怕长期落后下去。
展望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必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和延伸。而其中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会聚焦在如何释放知识产权（IP）的发展潜力上面。
03 新质生产力，推动力在长线风险资本
无论知识产权还是底层的技术，不像土地等生产要素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需要人创造出来的。因此，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配套的改革举措去培育和推动。
以改革吸引人才敢于创新的新机制，构建完整知识产权（IP）产业化体系，用市场化机制鼓励长期资本担当风险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性工程，不是单单靠一两项措施，就能达到目的。
首先，IP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才在IP开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需要推进人才支持政策的改革，激发高端人才的生产力和创新动力。
培育IP不仅要利用好国内人才，还有借助国外优质技术人才。
一些利于人才流动和吸纳的政策，想必会有助推效果。比如，放松国内一线城市对户籍的管制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基地、通过绿卡政策吸引海外优质研发人才来华发展等等。
此外：我们要培养社会对创新，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对于创业失败的人，是否都要用“失信”来惩罚呢。
其次，IP的创造和开发等环节，不仅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持续的资金“输血”，过程中还伴随着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
这就需要大量且稳定的长线风险资金，支持IP的前期创生。 这就需要改变目前金融机构普遍的风险厌恶到风险担当。
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借鉴淡马锡模式。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已明确提出“借鉴新加坡经验”。
为了学习新加坡的工业化成功经验，中新两国合作在苏州打造苏州工业园、并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再次学习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设立“中国版的淡马锡”。
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家层面出资，集合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用市场化手段设立长线风险投资机构或创业投资机构，主要聚焦于先进技术的IP转化以及IP的开发、创造及商业化应用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投资活动。
5月23日，总书记在山东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邀请了安踏（2020.HK）、传化和博世等民企和外企的负责人，以及投资机构深创投的负责人。
联想到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此次座谈会传达的信号，颇有深意。
在本次举办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有来自深创投等投资机构负责人谈到了“发展风险投资”的内容；安踏和传化等民营企业负责人则发表了以“用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主题的发言。
在某种层面上，这透露出未来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如何利用长线风险资金来释放创新活力。
比如安踏，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一家体育用品制造商，更是一家体育科技装备的研发公司。
安踏一年研发投入高达16亿，在全球建立了5大设计研发中心，相继研发出了安踏膜、柔心纱、儿童骑行服、国家队竞技装备等一系列科技IP成果。
传化集团更是在智能物流领域打造出无人化、数字化、标准化的智能云仓，并研发出“中国物流大脑”、“鲸眼系统”和“风豹2.0”等智慧物流黑科技。
座谈会上，德国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徐大全，分享了企业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有效保护的故事，并就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提出了意见建议。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令人欣喜的是，无论保护机构还是保护机制，中国正在逐步完善一整套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治”系统，不断塑造“新质法律保护与监督能力”。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构建出全方位、立体化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近日，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出台，截至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71家，快速维权中心42家。
但我们也应看到，AI等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挑战将层出不穷。构建适应本土技术发展的治理系统，同时加强全球合作、开启对话与交流，是未来全球IP共建生态体系的核心。
截至2023年底，博世在中国设有34家生产基地和26个技术中心，当年投入研发费用达110亿人民币，亦参投多个中国汽车产业链项目，充分体现了“走出去、引进来”共同发展下，互通有无、链接共融的IP国际化。
“国际IP本土化”和“中国IP国际化”——两者共建共融，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能真正引导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创新。
总结起来，以政策吸引和留住高端技术人才，并利用长线风险资本持续支持IP创新创造，将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落到实处，充分呵护IP成长，最终推动中国在与全球国家的竞合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