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萍 | 我在德国看中国制造业大出海【万字长文
知识自动化
2024年07月17日
$中远海控(SH601919)$ $比亚迪(SZ002594)$ $美的集团(SZ0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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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笔者7月上旬在德国、匈牙利调研中国企业出海的情况。本文为德国部分调研结果。下一期推出匈牙利调研札记。敬请关注每周三《知识自动化》)
令人困惑的德国铁路
欧洲杯的盛宴散去，而德国铁路引起的海啸般的愤怒，则会继续留在这里。四面八方的足球狂热者一度陷入崩溃状态，因为铁路总是无法准时而错过许多球赛。昔日德国为之骄傲的国家机器-德国铁路DB，正在成为这个国家公开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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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兰克福火车站，2024年夏
在2023年，德国有1/3的铁路是晚点，这还不包含大量6分钟以内的晚点。为此，瑞士铁路也深受其害，正在打算将德国列车从它的铁路网线路中一脚踢出去。
拥有最精密机器的德国，为什么铁路如此不靠谱？简单地说，德国铁路已经年久失修。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国家系统需要翻新的一个隐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更好筹集资金，德国发起了国有资产私有化运动。德国联邦邮局被拆分成德国电信、德国邮政等三家机构，这也大大激活了电信市场。而德国政府也有意让德国铁路变得更加国际化、更多私有化。它也开始大幅度瘦身，关闭不盈利的线路，拆除部分基础设施缩短铁路，以迎合投资者的需要。但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至少被拖延了30年。
德国在高铁的投资漫不经心，但却将大量的资金用在公路上。这似乎也是德国作为汽车大国而注重公路建设的代价。在欧洲国家，德国铁路的资金投入是最少的，排名倒数第三。而铁路基础设施的更新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列车、信号系统、动力系统同时切换。这里就暴露出德国的缓慢多层的官僚机构，在决策和执行力上面的乏力。卡斯鲁尔市的一段只有1公里长的地铁，德国铁路DB从2004年就开始讨论，2008年开始建设，但直到2022年才修建完毕。这中间经历了无数环保者的抗议、议员的出尔反尔和各种施工单位的推延。
决策只能分段考虑，资金只能分步下放，项目审批则无比之慢。这使得项目只能在不同时间段，以不同的子系统进入一个大系统中。不同代际的技术混在一起，并不能使得性能得到显著提升。
德国是一个有着外部观察者难以理解的包容力。它似乎从来不会因为追求新生事物，而加速旧事物的退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司机，使用的驾驶证依然是四五十年前的一张纸，皱皱巴巴的纸，依然具有官方的权威。如果司机不想改成带有芯片的驾驶证，也不会有人推进这种切换。这就像一个考古现场，多层不同时间段的化石，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同时呈现出来。
这种不同代际的技术包容，会带来一种恶性循环的结果。保留不同的系统，会使得处理效率非常慢。这容易加剧人们的不满，而政府要安抚这些不满则需要更大的成本损耗。正如德铁会为不准时而提供补偿，但这种补偿太多又进一步恶化德铁的造血功能。
二十年前的德国高铁技术ICE，曾经是人们心目中的效率准星。而现在，ICE还是ICE，缺乏更新已经让它变得平庸不堪。一套曾经无比成熟的体系，正在日渐陈旧。
就社会转型而言，德国是一个无法自我快速更新的系统。太多的自由主张分散了人们的合力。而德国铁路则是一个最具戏剧性效果的参考物，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多样性。它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制造误差，但却能放任交通工具像蜘蛛丝一样在空中飘荡不定。认识德国如何将完全相反特性的事物捆绑在一起，在法兰克福的火车站里，迎着迟迟不到的火车轨道方向，就能看见的答案。
艰难的德国制造
在某种形式上，德国高铁是德国制造的一种遥远的寓言。人们昔日钟爱的经典，会在眼皮子底下经历岁月侵蚀而老化。德国铁路，正是这样的一个经典。而一向闪亮的德国制造，也出现了新的锈迹。
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正在伤害着这个国家的神经，而牢固的中德贸易关系，也在出现新的异常。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超过中国而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国。这是过去八年所未曾见到的情况。德国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选择了更加昂贵的供应链。
而德国工厂，正在经历无情的老化。许多古老的工厂、陈旧的设备，依然在德国的小镇上，但年迈的气息正在传来。一家做汽车零部件公司，员工平均年龄达到了49岁。这让厂长也感到不安。
在德国西南部的萨尔布吕肯市，高峰期曾经达到8000人的福特工厂，正在寻求关闭冲压车间而寻找厂地买家。德国一度提供补贴让福特工厂持续下去，但无济于事，该来的还会来。而此前，米其林和大陆轮胎，都已经关闭这里的厂房。这里的许多工厂往往非常封闭，举目望去都是浓密的树林和丘陵，颇有“环滁皆山也”的感觉。而在20公里开外的开阔平地，就是蜂巢能源动力电池的新工厂厂址。这里的娱乐并不多，电影院零星地分布在小镇上。这样的地理位置，其实很难找到工厂所需要的管理者。于是一个奇怪的高管涟漪效应出现了，职位越高的人，居住得离工厂越远。只有工人，则相对都居住在工厂五公里的范畴。有的管理者，甚至住在邻国比利时的卢森堡。卢森堡作为一个欧洲的心脏，正在得到越来越大企业总部的青睐。
在德国中部和西北部的城市，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正在大力建设生产线。这些工厂的建设周期，超过了原来的想象。而德国的税收检查，总是慢腾腾地无法收尾。这些缓慢的行政效率，往往会让遥远的东方总部感到无可奈何，难以理解。而对于下游汽车厂的电池一致性信息，也很难及时获取。这些汽车厂的员工，往往整个7月都在休假。休假期间，是没有任何时间窗口，让人去讨论工作内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放在无可挑战的地位。
德国的慢节奏，让人无计可施。但更具挑战的是越来越高的劳工成本。德国工会，总是在寻求涨工资、降时间的周期往复之中。
各种新的名堂也开始出现，德国工会开始要求企业为员工支付护理险。这样当员工将来退休之后，就可以请人来进行护理。这种看上去“无礼”的要求，来自一些非常强势的工会，如德国化工业业主联合会(BAVC)。化工与制药行业的巨头如巴斯夫，已经在连绵征战中无奈地向工会妥协。这也带来了整个行业的妥协。当大企业的利润受损的时候，也连带了类似橡胶化学品的中小企业，也不得不跟着吞进“护理险”。
而对于员工而言，则显得漫不经心。即使这些人失业，也依然会有救济金。当地政府也很着急，在失业期间会为失业者提供各种培训补贴，目的就一条，希望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尽管欧洲对中国发起了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但这种表面上的锋利武器，容易掩盖德国内在的负面成本。老德国人，二战重建的观念，似乎已经走过去了。新一代德国人，有了不同的想法。
风险、对冲与战略防守
中国制造在德国的投资，激发了不同的情绪。
2016年美的家电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事件。这一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是21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而中国在德国的投资，也第一次超过了德国对中国的投资。可以说，2016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最值得记忆的一年。这是一个跨国并购的巅峰时刻，也是命运的拐点。
库卡被中国企业成功并购，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方向。尽管失去的是流血负债的一家公司，但这家代表“工业4.0”方向的机器人公司，还是让德国媒体舆论产生了巨大的情绪反应。德国政府一度想否决这次并购，但被律师援引法条而拒绝。德国政府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必须修改德国法律，才能阻止收购。于是德国《对外经济条例AWV》的投资管理法由此出台，限制条件不断收口，这使得中国的并购机会越来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起对德国公司的并购，都需要将美国法律风险加入其中，否则后患无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而又需要经常沟通的组织。如果公司包含过某军用基地曾经用过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正式并购前，必须剥离出去。
不利的因素在叠加。德国的投资法案，先后经历了20多次改动以堵塞各种漏洞，原来的25%需要报审批，已经收紧到15%，并一步缩小到10%。而审批时间也从最早四个月左右，拖到十个月甚至更长。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并购的力度开始走衰。到了2021年，根据咨询公司荣鼎的报告，中国的绿地投资已经超过并购，而且差距开始拉大。
库卡的收购，发酵了一种敌意的情绪。以此为界，此前的黄金时光，欧洲在热烈地欢迎中国来投资。而现在，即使企业破产，中国的投资也容易遭到拒绝。十年之内，巨大反转。早日的敌意情绪，已经被放大到更多的敌意行动。这让中国企业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猎物。
而有些中国企业容易漠视专业会计律所、咨询公司的价值而自行其是，大量不合规的种子也开始撒得到处都是。
而德国公司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则要谨慎得多。2004年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巴斯夫BASF在广东茂名与中石化建立合资公司的时候，借助大型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的陪伴。同样，西门子的磁悬浮导轨，入选上海地铁的时候，同样使用了普华永道的支撑。这些德企巨头进入中国时都提前做好了准备。当前，对中国企业进入德国市场而言，凶险关会更多。
德国的税率，几乎是欧洲最高的，比瑞士还高。而它的税种又特别多，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企业的各个业务不能够分得清楚，那么所有的业务都会搅在一起。当一种高税率的业务出现审计的时候，会连带其他业务一起触达高限税率，而导致交税更多。而且在很多国家，行为一旦产生，税收立刻就伴随产生。这与当事人是否知情毫无关系。要防范这类风险，往往需要构建一个更高一级的公司架构，并且建立预防性费用机制。
企业决策者容易套用国内思维，试图将国内做法复制到海外。这已经被反复证明是行不通的。海外的公司治理架构，与国内有很大的不同。
在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下，是没有中国的“董事会”。只有股东会和职业经理层这两个层级。这让很多中国企业不适应。同样，在德国法律框架下，如果一个企业面临破产而总经理没有提前说明，那么总经理将要承担巨大责任。在这种情况，总经理往往会抛开母公司，而自行雇佣律师，并向法院寻求破产。
这种被动型破产，对母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这种危险时刻，往往源自一些很小的细节。例如母公司在某个时间节点未能及时付款，而导致资金临时断裂。这就可能触发管理者的自保行为。
然而很多企业采用了“以罚代学”的方式，不肯提前布防，而宁肯事后挨罚，息事宁人。而这些消息，则往往是德国媒体最擅长挖掘的命题，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在德国的中国企业，每个企业都与整体形象相关。一个企业名誉受损，污名也往往会同时蔓延到其他中国企业。
实际上，面对挑战中国企业也要善于诉讼，将打官司视为一个正常不过的行动。可惜的是，中国的文化气质，往往让很多人选择了隐忍。
2017年，中国一家公司试图收购德国50赫兹电网公司的部分股份。德国政府无法直接否定，于是劝说大股东比利时国家电网实现优先购买。而在随后面对再次被出让的股份，德国政府直接给复兴银行下达了命令，要求后者参与收购行为。这是一起用行政行为干扰经济行为的典型案例，存在明显的法律瑕疵。
如果这家中国公司坚决跟德国政府打官司，那么或许有机会获得这部分股权。然而中方选择了沉默和放弃。最后，该公司也不得不退出了德国电网市场。
就在第二年，一家烟台公司收购德国快要破产的金属材料公司，德国政府又开始进行阻拦。这种阻拦，依然有很多法律漏洞。但是，这家公司也选择了毫无抵抗地放弃。中国公司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打官司是一件很麻烦和不值当的事情。
在德国，利用当地法律的缝隙，要敢于打官司和诉讼，反而可能会赢得尊重。而总是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收获失败的同时，也容易强化对方蔑视的心态。
文化的挫折
德国日耳曼是一个交友慢热型和行事计划型的典型民族。德语有两个专有词，能够反映出这种底层逻辑的特征。德国人在向别人介绍他人的时候，会严格区分“朋友（Freund）”与“认识的人（Bekannter）”，谨慎地传递信任链。同样，德语有一个特别的词“计划的安全性（Planungssicherheit）”，将更改计划视为一种威胁。这些独一无二的德国专用词，正是人们需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