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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销量暴增近30倍，哪些企业在疯狂买入
网页链接原创 环球零碳研究中心 环球零碳 2024-06-20 20:39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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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零碳
碳中和领域的《新青年》
摘要：
绿证市场比想象中的更加火热，今年仅前半年已成交绿证达3516万张，是去年同期的29倍。然而，绿证绿电市场的升温也引发了新的担忧——无区别纳入强制碳市场，会对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撰文 | Yinyin
编辑 | Tang
→这是《环球零碳》的第1111篇原创
绿证市场似乎比想象中的更加火热。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6月12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国绿色电力、绿证消费总量达1871亿千瓦时，其中1481亿千瓦时来自绿电交易，同比增长254%；390.7亿千瓦时来源于绿证交易，同比增长1839%。
根据国家电网报最新消息，截至6月11日，国家电网绿证交易平台累计交易绿证6025万张，折合电量602.5亿千瓦时。
其中，今年已成交绿证3516万张，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9倍。
从售方看，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了绿证交易，其中吉林省绿证售出量最大，达887万张，占15%。
目前吉林是东三省里省级电网碳排因子最低的，以“无限风光”为代表的绿电资源十分丰富。
从购方看，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了绿证交易，其中上海市绿证购买量最大，达1652万张，占27%，和去年全年绿证交易量的46万张相比，直接暴涨40倍。
绿证成交量大幅增长的态势，和近一年来不断出台的相关政策紧密相关。
去年，我国绿证、绿电的发展经历了重要转折点。
经常看《环球零碳》文章的朋友可能知道，“绿电交易”指以绿色电力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市场，电力用户可以直接与发电企业进行交易，购买绿电，并获取相应的绿电消费认证（绿证），是一种“证电合一”的交易模式。
我国自2021年8月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初期只面向风电和光伏发电。
而我国的绿证市场则起步于2017年，早期是对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电子证书，是消费绿电的凭证。绿证交易将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属性与环境属性分开销售，是“证电分离”的交易模式。
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将绿证核发范围扩大到所有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并明确绿证为绿电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绿电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来源：国家发改委官网
自此以后，我国绿证核发规模迅速扩大，仅2023年，全国核发超1亿个绿证。政策强调“绿证是绿色电力消费的唯一凭证”，也提高了绿证的接受度。
绿证销量暴涨，都有哪些企业在买单？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电力市场发展论坛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了“2023年中国绿色电力（绿证）消费TOP100企业名录”。
来源：中电联
从名单上看，电力、石油、钢铁等重点减排行业名列前茅。
前六名企业被“中”字头大型央企包揽，按顺序分别是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石化、中石油、·宝武钢铁和中海油。
这些行业目前普遍面临较高的节能降碳压力，电力企业是第一批加入强制碳市场的行业，而即将加入强制碳市场的传统行业比如钢铁、石油一直以来也在谋求转型。
“五大六小”电力公司中的“六小”企业虽然不在前100名，但根据一些公司披露的ESG报告，“购买绿证、核电”也是这些电力企业重要的减排手段，用于减少范围二的碳排放。
以中广核为例，其2023年范围二碳排放量为32.56万吨，扣除购买核电和绿证的电力后，该公司外购电为2884.13万千瓦时，采用相同的计算公式，范围2碳排放量为23.8万吨，相当于减排8.76万吨。
除此之外，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也榜上有名，包括第7名的阿里巴巴，第21名的腾讯和第66名的华为等。
而比亚迪、华晨宝马、吉利控股、一汽集团等汽车行业则普遍集中在绿证消费量的前三分之一。
在榜单中，还能大型外企和跨国集团也都在中国通过购买绿证的方式减少自身的碳排放，比如苹果、百威和巴斯夫。这类企业主要是由于母公司的压力，位于中国的公司主体面临同样的减排要求。
此外，还有一批公司也进入了榜单，且排的十分靠前，那就是作为大型跨国公司的重点供应商企业，比如第12名的富士康和第20名的立讯精密等。这些企业在供应链链主减排的压力传导下，必须关注自身的碳排放。
中电联表示，TOP100企业名录的发布，对于鼓励企业以能源消费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发展，营造全社会主动消费绿色电力氛围，激发绿色消费活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而当参与强制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可通过绿证绿电抵扣碳排放之后，绿证绿电还将会更加火热。
不过，绿证、绿电市场的升温也引发了更多关切。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认为，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都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交易制度，但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不易做到完全替代。
以电力购买协议为基础的绿电交易能够确定从发电到输配到最终使用整个电力供应链的可再生能源属性，而绿证交易本身只能在发电环节确认电力的可再生能源属性，因而在很多情况下绿电交易的电力溯源可信度要高于绿证交易。
而且，我国的绿证，在国际市场中接受度还是比较低，比如中国绿证仅被国际倡议RE100有条件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绿证的价值就难以完全显现。
提高绿证的国际认可度，不仅需要政策的跟进，同样也需要国际机构回归理性和公平的视角。
而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近日在中国环境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提出了另一个角度。
王所长认为，目前绿电绿证代表的年间接碳减排量预计高达17亿吨左右，如果无区别全部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扣除企业碳排放，将会动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也会对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来源：中国环境网
这一点其实是站在“电碳协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目前绿证（绿电）和自愿碳市场都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补充机制。
在碳交易制度下，碳排放资源的稀缺性很关键。市场机制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而碳排放资源的稀缺性则是靠法律法规人为搭出来的。
从自愿碳市场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如果企业可以通过绿证绿电抵扣范围二的排放，就可以降低企业整体排放，因而会影响对于自愿碳市场的主要产品碳抵消（比如CCER）的需求，引发相关担忧。
不过，笔者也认为，绿电（绿证）和CCER（碳信用）目前算不上是一对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替代品（Substitutes）”。
这两种机制既不是同一个体系，对于企业来说减排作用和范围也不一样。
企业转型既需要电气化和绿电，也需要通过碳信用来抵消自身无法通过电气化和其它减排手段降低的碳排放。
能源转型需要多条腿走路，在两种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前，不如多留一些可能性。
或许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和讨论中，“Best Practice”才会慢慢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