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昧 来源：中信书院
未来10年是人类历史上特别具有破坏性的时期，新旧各类挑战交织，具有不确定性和动荡等特征。当然，在面临各种挑战的同时，世界经济也面临着诸多机遇。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新能源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2023年，“中国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多位学者专家先后作了专题报告，聚焦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并及时提出了中国方案，研究成果汇编成《变局与应对》一书，我们特将书中关于五大变局内容整编如下，以飨读者。
变局一
“滞胀”“新三高一低”
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新常态
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相比之前已经出现下滑的趋势，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拉入低增长轨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也从增长的“快车道”开始降速。
2022年之后，世界经济将出现新的变局，以“滞胀”为核心特征的“新三高一低”将成为未来5-10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我们可以将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分为长期和短期来进行分析，其中长期因素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以及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等；短期因素主要指疫情对供需的冲击、碳中和能源转型的短期冲击以及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等。
2022年之后，低增长的长短期因素相互叠加，推动全球经济不断走向“滞胀”。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非常相似，并很有可能再次陷入“大通胀”。
从“增长”“利率”“通胀”“债务”四个维度来看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演变和发展，整体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走向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三低一高”，需求不足导致的低增长和低通胀情况持续数年，即使各经济体央行将利率水平维持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依旧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我们也将这种经济形态称为“日本式衰退”。
2020年疫情之后，各国纷纷推出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暂时性的高增长、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利率的“三高一低”。
在这一阶段，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经济体央行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两难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天量的流动性以及供应链扰动等因素造成通胀爆表，全球通胀逐渐由“暂时性”“单一性”向“持续性”“全面性”转变。
2022年是动荡和过渡之年，疫情的冲击持续蔓延，通货膨胀已在高位，叠加长期劳动生产力下降、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扰动、能源危机等要素，乌克兰危机更是“推波助澜”，加速世界经济进入以“滞胀”为核心特征的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新三高一低”的局面。
2022年之后，世界经济将发生趋势性的转变，由疫情后“三高一低”（高增长、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利率）转变成“新三高一低”（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其中，高通胀和低增长形成的“滞胀”是“新三高一低”的核心特征，高利率与高债务的组合考验各国债务的可持续性，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将因此出现债务危机。
面对通胀不断走高、经济复苏态势十分不明确的世界经济新形势，中国应当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国内外需求锐减风险、输入性通胀风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推进，通过减税、转移支付和居民消费再贷款等增量政策工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增长。
第二、稳定基建、出口和房地产等传统经济支柱，培育消费、绿色投资和科技创新等新经济增长点。碳中和与数字化的转型已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新赛道，必将引起经济增长的范式转变。中国应大力推进以绿色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和新消费，使之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第三、要积极防范和应对房地产及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输入性通胀风险和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避免金融风险的负面冲击波及实体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变局二
未来能源的必然趋势
低碳化、电气化、智能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成为我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历次工业革命中，能源转型与工业革命往往相伴而生，拥抱并引领能源转型大势，将有助于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能源对“旧”能源的替代也在不断加快。分别以1776年第一次工业革命、1859年美国人德雷克打出第一口具有商业性质的油井、1916年美国发现门罗气田为起点，煤炭、石油、天然气均用了约100年才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达20%。
而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2022年，非化石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达18%，化石能源占比仍高达82%，仍旧维持着主体能源地位。然而能源转型已在路上，未来能源低碳化、电气化、智能化成为必然趋势。
1. 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成果显著
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领域是关键。当前人类面对的气候问题，正是化石能源造成的。2022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850-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了约1.15℃，2015-2022年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年。2022年二氧化碳排放量0.9%的增长率远低于全球GDP3.42%的增长率。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过去十多年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的加速推进。
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8.81%，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上涨至14.21%。如果将天然气与核能加上可再生能源都算作清洁能源，那么2022年清洁能源的占比已达41.69%，接近石油占比的历史峰值。因此，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是人类最终能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
2. 终端用能电气化发展潜力巨大
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占比是扩大可再生能源消纳市场空间、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目前，电力已经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终端能源。
2022年，电力占全球终端用能的20.1%。工业、住房等领域电气化率不断提升，在2022年全球电力终端用能中，工业占比达42.5%。交通是终端电气化发展极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各国纷纷推出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欧洲是全球最早提出禁售燃油车的地区。挪威计划在202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英国、法国、西班牙则将时间点定在2040年。
目前，电气化仍有极大的发展潜力。2022年，在全部终端用能中，石油占比高达38%。如果电能可以进一步替代化石能源在终端的使用，则可有效降低碳排放。一般来说，电能的终端利用效率通常在90%以上，远高于其他能源：燃煤的终端利用效率一般不高于40%，燃油终端利用效率在30%-40%。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预计到2030年电气化水平每上升1%，能源强度可下降3.2%。这将进一步助力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
3. 能源产业智能化升级进程加快
《巴黎协定》实施之后，世界各国均加大了对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智慧能源、新型储能、氢能等新能源技术是投资的重点。依托新一轮科技革命，能源产业智能化升级成为推动能源供需两侧系统发力，实现能源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大云物移智链”等新技术与能源生产、能源运输、能源贸易等深度融合创新，能源系统灵活性与可靠性将显著提升。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发展，能源设施无人化、自动化的特点将更加凸显。以海上油气作业平台为例，截至2019年，全球共有海上油气作业平台近7000个，无人驻守平台占比约为23%。
企业成为能源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重要参与者。谷歌在2009年成立了自己在能源领域的子公司谷歌能源，苹果则在2016年成立了自己在能源领域的公司苹果能源，二者均参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智能电网等项目，并向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申请获得电力交易许可。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能源格局发生了深刻调整，各国深刻认识到：
一是全球能源系统的韧性远不及预期，难以承受疫情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浪潮、地缘政治危机等诸多因素叠加的冲击；
二是从长期来看，可再生能源将是各国实现本土能源独立的关键，如何统筹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将成为决策者和能源行业的首要议题；
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俄乌冲突进一步暴露了南北不平衡，南方国家必须平衡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能源行业要站在全球视角，系统、客观地看待能源转型问题；
四是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能源转型背景下的能源格局调整也将成为促进各国合作、弥合全球化裂痕的重要窗口。
在这一重要窗口期，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将是中国能源行业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
变局三
数据要素市场
将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
随着全球竞争加剧，进入动荡新阶段，制度竞争、战略竞争、标准竞争成为各国竞争新高地。数字技术带来的系统性变革正催化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B区块链（Block Chain）、C云计算（Cloud）、D大数据（Big Data）、E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奠定了当前“ABCDE”数字技术格局。
“ABCDE”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的普及，催生了产品消费、生产制造、城市治理、医疗卫生、教育研发等多个领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
在生产端，数字技术使企业能够更高效地管理业务、优化生产流程、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在消费端，智能家居系统使家庭居住更加智能化和便利化，无人驾驶技术为交通运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便利和机会。
事实上，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要素并不简单指代日常产生的数据，我国的国家标准也给出了数据的明确定义：数据是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可以看出，数据已经不是简单、狭义的统计数字，而是一种囊括并保存了所有事实信息的媒介。目前，数据已经成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比肩的第五类生产要素，对经济生产活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数据催生的巨大价值。从生产的角度，数据经过提取收集变成了数据资源，再通过进一步加工处理变成了数据要素。然而，在数据产生经济价值变成生产要素的同时，数据自身也成为储藏价值的媒介。因此，从金融角度看，数据在发挥价值的过程中，也变成了一种有价商品或是资产，并伴随着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过程。
1. 数据资源化
数据通过传感器、网络、社交媒体等渠道收集清理后，还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挖掘，充分探索数据蕴含的价值，之后再通过数据库、云存储等数据管理技术进行保存管理。当有需求时，该数据资源的拥有者则将有价值的数据与他人合作共享。
2. 数据资产化
数据资产化则指将数据资源进一步加工，转换成在特定商业场景可交易、可应用的数据资产的过程。此时的数据资产具有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明确的权益归属，并且具备客观评估其内在价值或价格的资质，能够在一定规则下有序高效地流通交易。
3. 数据资本化
当数据资产化后，数据资产便能通过进一步资本化使其金融属性得到最大限发挥，从而满足掌握有价值数据的企业完成信贷抵押、证券化融资等金融需求。不仅如此，对于依赖数据要素进行生产的企业而言，还可以通过衍生品对数据进行套期保值。
当前，数字经济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力。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41.5%。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数据，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到545亿元，而在“十三五”期间，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速超过了30%。
我国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高比例且快速增长的非结构化数据，数据集中、整合和流通引发的数据融合汇聚以及模型化数据和人工智能化数据的参与，都为我国在全球数据要素市场中提供了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价值将突破千亿元甚至万亿元级别。
变局四
全球贸易低迷
服务贸易成为新增长点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深度调整：从贸易主体看，全球贸易从一体化逐渐走向分裂；从贸易性质看，服务贸易正在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全球贸易治理变革也呈现出新趋势：从力量对比看，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性力量；从治理方式看，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得到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 货物贸易占GDP比重早已见顶
过去60年来，世界商品贸易占GDP比重确实曾长期处在一个上行区间，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世界商品贸易占GDP比重的拐点就已出现，在此拐点之后，世界商品贸易占GDP比重波动下降，直到2021年，再也没有回到50%以上的水平。由此可见，2008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基本已经见顶。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以下两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大国经济遭受重创，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开始兴起，商品贸易遭受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第二，商品贸易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的冲击逐渐显现，受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影响，供应链安全也逐渐成为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因素，商品贸易效率属性的重要性下降，这也抑制了商品贸易的进一步扩张。
2.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过去40年来，世界商业服务贸易占GDP比重基本保持在上行区间，只是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从商业服务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看，1979年商业服务贸易占全球GDP比重仅为7%，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重大影响之前的2019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14%，这反映出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这一现象同样并非偶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将越来越多不可贸易的服务转变为可贸易的服务，并且服务贸易的成本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大幅降低，相比之下，货物贸易更加受到地理因素和运输成本的限制；
第二，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明显更有优势的领域，更愿意倡导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降低对服务贸易的限制。
贸易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50-2008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了7倍，是GDP增速的3倍以上。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趋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球贸易增速开始接近甚至低于GDP增速。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经济活动和投资的不足、全球供应链扩张势头放缓、金融与投资对贸易下行支持的递减效应等。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增速可能仍将维持低迷态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疫情导致全球消费结构的变化，一些领域的消费需求出现大幅下降甚至消失，对总需求造成较大负面冲击；
二是供应链的中断和扰动阻碍全球贸易的正常运行；
三是贸易摩擦加剧、贸易自由度下降以及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放缓等因素进一步导致贸易增速下降。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应对，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升科技自主性，大力培育国内市场，积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积极参与 FTA谈判，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推动制度型开放。
变局五
“去美元化”势在必行
“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
2023年初以来，“去美元化”一度成为热门词汇。大致说来，所谓“去美元化”，就是指一些国家推行非美元的双边支付结算、重构区域性货币联盟清算体系、减持美元储备和增持黄金及其他货币等。
如，俄罗斯、伊朗共同宣布推出加密货币进行国际贸易；沙特阿拉伯宣布同意以美元以外的货币出售石油；南非宣布金砖国家希望绕开美元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支付体系；巴西和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等。
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当前之所以会出现“去美元化”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全球性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对俄实施金融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元信誉的担忧。
二是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疫情后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8%，居高不下。2008年美国国债只有10万亿美元，如今已经上升到31.4万亿美元。这无疑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元长期保持稳定的信心。
早在2011年，世界银行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全球发展地平线2011——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预测国际货币体系到2025年会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以美元为主导；第二种是三足鼎立，美元、欧元和某种亚洲货币；第三种是SDR（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报告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第二种可能性，即三足鼎立，最不可能的是SDR。
这场看似如火如荼的“去美元化”浪潮能否动摇美元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否会出现如一些自媒体所说的这一轮“去美元化”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好机会？
现在这些变化还只是量变，没有达到质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元仍是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研究国际金融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从长远来看，今后很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的三足鼎立局面。然而，占统治地位的货币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和惯性，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取代的。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原因一：美国的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金融开放程度、科技创新能力、军事实力，在全球还是第一位的。
原因二：还没有可以抗衡美元的货币。欧元天生有缺陷，虽有银行联盟，但无财政联盟。
中国对这一轮“去美元化”浪潮的态度应是：静观其变、乐观其成、谨慎有为。
首先，“静观其变”指要客观分析这些呼声的合理性和措施的有效性，要冷静，不要过分炒作。
其次，“乐观其成”指“去美元化”的趋势有利于长期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建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也是好事。
最后，“谨慎有为”指在保证中国经济合理运行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元在支付、清算、储备等方面的依赖。要练好内功，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框架下注入更多新动能。
*本文摘编自《变局与应对：全球经济金融趋势与中国未来》，内容有删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