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本位的死结，在于黄金总量有限，所能容许的银行贷款存款和债券股票的总量，就数量稀少，而且很不稳定，因为源头稍有挤提，就有可能掉进倍数和循环式缩减。从加州到南非等超大金矿的连续发现，也不够多数国家的基本需求，比如铁路采矿钢铁机械纺织军工等行业，和粮食棉花橡胶煤铁石油等必需品。这些行业“钱”不够或者危机紧缩时，那可是致命的，因此能留给市政基建和住宅消费等的额度，就非常少。
而缺了市政基建住宅等印钱采购雇佣的大项，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育空间也就非常有限，大量人口就只能呆在农村继续吃土，或者挤在工棚里喂养结核菌，这又会持续推动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激烈敌对。
因此这期间发明迭代并互相竞争或融合的各种观念、理论和权力-制度结构，大多就聚焦于工业生产、贸易保护、原料供应、经济危机、阶级冲突、国民认同等议题，至于病根则少有人能理解，更难以协调出来有效解决方案。
到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尽管金本位终于被放弃，但近乎全球也都进入了应激和癫狂状态。各种集中协调资源和人力，以应对萧条并赢得全民战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成功上位。它们彼此看似敌对，实际上共享很多代码，包括计划经济和萨缪尔森综合，也包括苏共的宣传、希特勒和罗斯福的就职演说。稍作比对，就能发现它们内核的相似程度有多么高。
二战以后，黄金不再是主要约束，布雷顿体系以及各国制度的演变，变成了主导性因素，权重高于地理物产人口和技术。那些债权网络能发挥作用、能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的地区，就快速走向富裕并能长期稳定。其余地区则长期中低收入，各种贫穷动荡，或改革转型，或崩溃重启。敌视并清除债权网络、试图以指令计划代替的苏东集团，只是第一波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