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职业教育新时代
受人才需求、产业迭代和政策鼓励的影响，职业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的权重未来将不断提升，在规模和形式上不断发展和完善。
首先人才端方面，根据领英2018中国人才招聘趋势报告，中国职场人均跳槽周期逐年缩短，平均在职时间由2014年的34个月已缩短为2018 年的22个月，跨行业及地域流动趋势明显。随着人才供需不平衡加剧，单个岗位就业时间的缩短，人才自身对于职业技能水平的提升需求将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大动力。
其次产业方面，从十五计划（2001-2005）的重点发展原材料工业、轻纺工业、装备制造业以及建筑业，到十三五计划（2016-2020） 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人才发展为支撑”，产业从外向型朝内生型转化，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将迫使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机制上不断更迭。
再者，从2012年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到2019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在职教地位、办学主体、培养目的等多方面做出了进一步得明晰，政策的不断引导和鼓励支持将帮助中国职业教育更快得步入快车道。
4.1 中国职业教育市场现状
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侧重以就业和以提升技能的可持续性为目的，通过体系性的技能培训或者短期的知识培养从而满足从业和岗位需求。根据是否颁发学历证书，职教可以分为学历职教和非学历职教。学历职业教育以中高等职业院校为运营主体，院校性质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费用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非学历职教以民办机构为主要运营主体，主要支付方为企业和消费个体，根据培训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企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考试培训。
基于消费端针对职业教育支付的学费收入（不涉及教育产业链上下游的衍生服务），德勤对中国的职业教育市场进行了规模测算。过去五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11%的增速较快发展。2018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已经超过5000亿元，其中学历制职 业教育和非学历制职业培训的比例分别为37%和63%。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将保持12%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到2023年将超 过9000亿元的市场规模，其中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超过6000亿元。
整体职业教育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职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政策的支持和鼓励。
职场环境的不断变化。
随着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技术的不断迭代，专业知识的有效期越来越短，2016年牛津大学教授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和米迦勒·A·奥斯本就基于当时的人工智能技术预计，中国77%的工作在20年内将被人工智能替代，如果根据中国16-59岁有7.7亿就业人口推算，有近6亿人口面临职业技能提升和职业转型需求。
同时企业的组织结构将不断向扁平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对非核心业务板块进行外包成为常态，对于单一的劳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降低，相反企业对于项目管理、数理思维强的“技术性人才”和具备沟通、演绎和设计的混合型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再者单一长久的职业观念正成为过去式，随着人均寿命和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职场人士越来越看重持续性的学习和多样化的发展机会。
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
中国整体经济增速下行，GDP年均增速从2009年的9.4%下降到2018年的6.6%，产业端和人才供给端的不平衡进一步凸显。之前依靠人口红利，通过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逐步转化成为通过科技和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这将新增大量对于高端技能型、创新型和科技型人才的需求。同时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传统工业产能过剩，农民工和下岗工人面临大量的再就业和转岗需求。
而从供给端来说，从总量和结构看，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21.3%，而其中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6%。据人社部的数据，目前我国技工求人倍率近些年一直维持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维持在2以上的水平，求人倍率越高，说明岗位的需求人数越多，而求职者却供不应求，而且技工的短缺，从过去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更新。
“十二五”期间我国结构性失业人口规模大概为1,397万人，预计“十三五”期间将增长至1,425 万人。根据2017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0 年，制造业人才缺口将达到300万。根据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的透露，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产业发展催生了对于职业技能，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刚需。
政策的支持和鼓励。
首先从顶层设计方面，2018年11月底，国务院同意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旨在通过这一机制打通劳动端用人和教育端培养人的制度通道。同时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表明我国借助如德国等先进国家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制上面的体制优势，在社会观念上、就业待遇等方面平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同时在《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作为国家重要任务。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强化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垂直融通，通过学分银行，一种模拟或是借鉴银行的功能特点，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的一种管理模式，将学生完成学业的时间从固定学习制改变为弹性学习制，构建能实现各高等学校、各种教育形式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各级别“学分银行”之间通过学分的通兑，建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沟通的平台，从而形成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的水平融通。
其次在规模和经费上，国家在职业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从2009年的2,120亿元到2018年的4,613亿元，年化增速为8.1%。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高职要扩招100万人的批示；4月30日，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使用1,000亿失业保险基金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
今年5月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提出在三年计划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 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年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到2021年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在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大经费和人才培养力度，支持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再次从机制上，国家积极推行学历和非学历的融合发展，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即“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学生可持续的就业能力，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积极推行企业和院校的综合育人的培养模式，在办学主体上向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 转变，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成300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在培养体系上，积极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建立100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今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企业充分参与到在职业标准设立、培养阶段和评价体系上各个环节，确保专业和产业的与时俱进。
4.2学历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从学历职业教育来看，我们国家的职业框架制度大致可分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总在校学生数为3,398万人。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涵盖四大类细分教育形 式，即普通中专教育、职业高中教育、技工学校教育和成人中专教育。
其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受教育部主管， 2017年整体在校人数为1,254万人 ，占整体学历职业教育在校生数的37%；中等技工学校受人社部主管。中等职业教育大多为公办学校，学生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涵盖四大类细分教育形式，即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其中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受教育部主管，2017整体在校人数约为1,804 万人，占整体学历职业教育的53%；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学校受人社部主管。中等技工学校、高等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2017年技校整体在校人数约为338.21万人，占整体职业教育的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历职业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的起步发展阶段，确立高职和完整学历类体制教育的中高职体系化发展阶段以及中高职衔接、强调终身教育、鼓励产教融合的多层次多元化探索阶段。
阶段一：中职起步建设阶段（1978- 1995年）
1978年，邓小平做出了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批示，大力兴办中等职业院校和几个学校。中职院校数量（不包含中等技工学校）从1978年的2,760所增长到1995年的22,072所,在校人数也从213 万人增长到1,23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服务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布局，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基础技能型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大量标准化劳动力的需求。
阶段二：中高职体系化发展阶段（1996-2009年）
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和实施，我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并明确高等职业的地位，鼓励多渠道和多模式来发展高职。国家1994年开始建立高职，高职高教校数量也从1995年的410个增长到了2010年的1,246个，在校人数也随之从127万人增长到966万人， 初步完成规模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工业化水平明显提 高，第三产业不断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等职业教育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同时90年代国企改革以及三次经济危机也使得国家改变了对人才类型的需求偏好，开始加快培养大批技能型紧缺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以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
阶段三：多层次多元化探索阶段（2010-2017年）
在多元化探索阶段，中职高职衔接，中职院校（不包含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从2010年的2,237万人下降 至2017年的1,593万人，与高职逐渐趋近；而由于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人数从1978年的228万攀升到2017年的3,500多万，职业教育地位不断下降。这一时期，国家在鼓励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以及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社会力量办学方面做了多方政策尝试，但是效果甚微。
一方面职业教育和产业端结合不够，以促进校企合作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为例，大部分委员为退休干部和中高职退休校长等，对企业的人才诉求和相关核心利益的认知有限导致产教融合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教育端与劳动端没有打通，负责职业教育的两个监管部门——教育部和人社部各自为政，分别拥有各自的学徒计划，职责联系与划分不明确导致了低效的学校管理与不合理的财政预算分配，制约了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2018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加快，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越来越紧迫，职教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培养新兴专业和特色专业人才的需求促使校企合作和特色化高职学院的快速发展。
2018年，教育部提出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对这类新兴专业，职业院校自身的专业建设能力较弱，需要依托第三方来制定培养方案。同时产业端对这类人群的需求较为旺盛，下游千亿级大企业的产业生态拥有足够的岗位规模。
以国内发展校企合作方面领先的慧科教育科技集团为例，慧科通过整合产业端与职业院校端的资源与优势，建立轻资产院中院模式，推进产教融合。在产业端，一方面结合阿里巴巴等领先企业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的技术知识为课程内容，同时根据教育部要求自主研发部分专业培养方案。同时帮助产业端将实验室解决方案销售给职业院校，供其作为实训基地。此外，慧科积极打通领先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链人才需求，给与学生就业保障。
在学校端，慧科与职业院校通过学费分成的形式进行合作。专业培养的大部分师资配备来源于产业端，从而确保学生学有所用，最有效得完成从知识到实践的转化。同时每个项目都会配备班主任管理，以增强学院与学生的粘性。此外，随着“1+X”政策的深入实施，产业学院利用学历教育的教研能力，设计符合教育部要求、产业端认可的资格证书产品，通过线上课程转化，实现从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的业务拓展。
总结来看，慧科的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包括培养拥有渠道资源的销售团队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打造核心课程与IP、与下游产业端深度合作以保证就业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教育公司需要建立在当地有渠道资源的销售团队，借助其人脉与校方达成合作；同时建立有效的销售团队激励机制，驱动团队销售业绩提升。第二，院中院的建设离不开产业端的支援，教研团队需要与产业端领先企业合作，将教研与产业最新技术成果融合，打造核心课程与IP，确保市场领先地位。第三，开拓丰富的产业端资源，包括与领先企业深度合作或进行并购整合，确保学生就业，完成闭环。
趋势二： 发展高质量的高职院校，建立特色专业竞争力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港口、铁路、公路、管道、通信等众多领域，包括工程建设、施工、质量监控等岗位，都要求输出大量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同时，国内传统产业转型持续升级带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需要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具有现代工匠精神的新型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发展高质量的高职院校，建设特色专业、新兴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高职对本地生吸引力低，而欠发达地区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高职更具吸引力与发展空间。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发展先进制造的领先案例之一。学院重点打造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智能控制等发展前景较好的特色专业，目前在校人数7,300 人。依托三一集团的产业优势，学院建设了校内外实验实训教学场地90余个，内外顶岗实习基地50余个，并与国内外40余家行业领先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 系，为学生就业提供保障。根据《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7届大专毕业生共963人，就业951人，就业率 高达98.75%，高出省内高职平均值5.99 个百分点，高出本科就业率5.84个百分点，在湖南省内遥遥领先。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城镇化建设和一带一路的领先案例之一。近年来，江苏省轨道交通产业快速发展，预计运营人才缺口达3万人。依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交通产业，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原有的道路桥梁、机电技术、空中乘务等重点专业，开设3个城市轨道交通类专业。同时，重点建设与多家轨道交通集团联合开展的订单培养模式，提前确认学生就业。通过校企合作，在解决学校就业难问题的同时，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弥补轨道交通产业的人才缺口。
综上所述，建设高质量、具有特色专业竞争力的高职院校需以产业为核心、以就业为保证，根据市场趋势与产业动态设置差异化特色专业、建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4.3 非学历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非学历职教以民办机构为主要运营主体，主要支付方为企业和消费个体，根据培训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企业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考试培训。2018年，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总计3,224亿元；其中，企业管理培训的市场规模为1,720亿元，占整体非学历职业教育的53%；职业技能培训市场规模为1,090亿元，占整体非学历职业教育的34%；职业考试培训市场规模为414亿元，占整体非学历职业教育的13%。
企业管理培训的市场规模为从2013年的1,040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7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1%。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逐渐意识到企业管理培训对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对企业管理培训投入加大。此外，国家对“双创”的鼓励催生出大批初创企业，刺激企业管理培训市场迅速扩大。
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规模从2013年的630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09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从培训受众、培训周期来看，技能类培训年龄范围较广、培训周期较长、客单价较高，因此市场规模更为广阔，将稳步增长。在职业技能领域，IT类，财会类，市场营销类以及管理类培训业务占比近30%。
职业考试培训的市场规模从2013年的181 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41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8%。其中，教师资格证考试培训、研究生考试培训和以注册会计师考试为代表金融财会类考试培训的是增速最快的三个赛道，分别为18%，19%和28%。
传统非学历培训板块未来仍然存有较大刚需，特别是如何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效果和效率。同时，随着工作转换频次的增加、职场生命的延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业热度的提升，“招聘+职业教育”和“创业创新+职业教育”成为了非学历培训的新兴趋势：
趋势一：招聘+职业教育
“招聘+职业教育”模式即招聘往前后端延伸，通过职业教育加强和C端客户的粘性，延长客户的生命周期，同时为B端用户提供从招聘到培训更完善的产品体系，帮助B端更好得匹配C端人才。
智联招聘于2014年开拓了“智联人才发展中心”业务板块，主要定位于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增值的培训服务，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授课，提供包括面试招聘、团队管理、高效运营等课程。此外，也帮助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管理类为主的企业内训服务。
除了内生增长的模式，智联还于频频投资职业教育相关公司，通过外生模式拓展其职业教育业务，2016 年参与职问的天使投资论，职问是一个职业培训及咨询服务平台，主要为应届生和职场新人提供一站式职业规划、求职辅导、技能培训服务，旗下产品有职问行业训练营、职问微课等，2018年投资了猿圈，一家致力于程序员的垂直行业做测评和培训的公司。
相较于智联招聘，世界上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领英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B端和C端职业教育服务。2015年 5月，LinkedIn以15亿美元全资收购了在线职业教育网站Lynda.com，并在2016年9月正式将其整合到“人才解 决方案”内的“学习与发展（LinkedIn Learning）”板块。整合后的新板块可以为用户展示某项工作所需的职业技能并推荐相关的培训课程；同时，企业也可以为针对性地为员工定制合适的学习课程以帮助其成长。
新板块以招聘及求职为核心，职业教育为重要辅助服务，打造了求职到职培的闭环。一方面，新板块可以帮助企业的更好匹配人才并在雇佣期间持续为元哦概念股提升技能；另一方面，可以帮助C端求职者在通过在线职培提高竞争力的同时，利用LinkedIn的平台优势广泛向B端展示职业技能。
拓展职业教育业务使得LinkedIn能够更好的为人才和企业提供精准的匹配，实现完整的就业服务链条，这是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招聘企业将业务延伸至职业教育，以实现资源和流量之间的整合互通。
趋势二：创业创新+职业教育
自2014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各政府部门出台多份政策文件，以支持创业浪潮。受到相关促进创业环境升级的政策影响，近年来大众创业热情明显提升。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8年全国新增登记企业数量达到670万家，同比增长10.31%，2014-2018 年间年均增速高达16.39%。
此外，2019 年开设的科创板也为我国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驱动，科创版首批公司于7月22日上市，当日25家公司的平均涨幅高达140%，根据颁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科创板配套规则、《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及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将引导我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引领科技创新驱动技术经济发展，为创业企业提供发展方向和成长空间。
创业环境的持续优化为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创业生态圈由创业者、创业培训辅导机构、基金公司以及政府构成。创业者们希望学习创业成长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以更好的发展其创业项目，从而催生了一批创业辅导机构则为创业者们提供创业过程中的辅导服务，同时基金风投公司也希望寻找到优质的创业项目，加速其发展，政府则希望吸引创业者们能够在当地投资兴业。
以创业黑马为例，创业黑马是媒体公司出身，目前业务定位为“媒体+辅导”，主要客群聚焦创新型创业企业，为满足企业创始人不同阶段的成长需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
其辅导业务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商业模式，向创新型创业企业提供创业辅导培训和行业交流服务以收取培训费用，其线上模式通过低价方式吸引流量从而获客并为线下的高端课程导流，线上课程多为案例分享，平均标价仅为380元/年，而线下 则举办黑马成长营、黑马实验室等创业项目，通过聘请成功企业家、投资人、行业专家等担任导师向创业者授课，定价均在三万以上。
此外，为满足创业者推广项目、获取融资的需求，创业黑马衍生推出媒体营销服务，构建资源与创业者两端汇聚的线上线下平台，进行线下活动和线上传播，实现需求匹配和资源对接。通过邀请品牌企业、园区类政府机构等参与，以赞助费、冠名权等形式向其收取公关服务费，帮助创业者和知名企业或机构寻找资源、创造合作机会。
2018年创业黑马营收达3.35亿元， 其中培训辅导服务占比约32%，而营销服务占营收约67%。创业黑马以其集合了培训辅导、咨询顾问及资源配适的综合性创业服务平台，为创业者和投资者进行了精准的匹配，构建了完善的创业商业圈，展现了非学历职业教育发展中创业服务+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相较于创业黑马的“媒体+辅导”，混沌大学则更偏重于线上商学院模式，一方面是由于其创始人商学院背景，另一方面在于混沌大学其课程体系主要是基于传统MBA商学院课程的革新。混沌大学主要针对希望提升职业综合能力并广交人脉的职场人士，会员以企业中高层和创业者为主。
其通过线上会员模式， 结合不定期线下活动，提供综合商业课程。线上课程模块包含管理、营销、运营、产品、哲学、商业、创业、战略、财务和组织等，相较于较高的传统商学院学费，其课程年费仅千元左右，例如混沌研习社一年学费为1,198 元，拼团价为1,098元/年，商学院一年学费为1,998 元，拼团价为1,798元/年。
不同于创业黑马的线上低价获客导流至线下创业营，混沌大学主要依赖口碑获客，创始人利用其丰富的商学院资源，邀请众多商业领袖和KOL参与讲授，通过知名KOL获取较多用户，提升用户口碑。同时，良好的用户体验提升用户留存的同时促进老用户转介绍新用户，不断扩大用户规模。另外，混沌大学推出“研值”积分项目，会员积极推广课程即可获取相对应的“研值”，并以此兑换课程资源。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设置，以吸纳更多新会员。
无论是黑马还是混沌大学都通过线上社群运营，增强粘性，线下活动提高用户归属感，增强ARPU值，最优化资深商业人士的用户体验。
非学历职业教育近年来蓬勃发展，以其灵活的机制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填补学历职业教育对接产业需求的不足。
从细分赛道来看，职考类由于对于职业资格的从业要求，培训成为刚需，增速较快；从运营模式上，非学历职业教育板块也体现出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线下授课仍为主流，但线上占比不断提升的特点。从商业业态上，连接企业端和提升人才端的平台类机构，以及服务创新创业的类商学院机构，充分整合资源，赋能产业发展，有效解决商业痛点，成为近年来非学历的新兴趋势。
4.4 海外职业教育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模式借鉴
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国家经济和产业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海外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的变革上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才诉求的变化也经历了多次更迭从而最终实现较为健全和完善的职业教育和培养体系。
比如德国的二元制是经历了约200年的演变而英国的现代学徒制也是来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建立的机械化生产体系，建立了学徒制，不断演变形成了现在的半工半读的现代学徒制的制度。在职业教育的体系化建设和产融合作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海外国家的发展制度和做法提升职教机制的灵活度、社会的认可度、企业的参与度。
职业教育在垂直和水平体系上的融通发展
我国的中高职衔接从2011年推行试点，但是目前中高职衔接仍存在壁垒，在我国现行的高职招生录取政策中，高职生源主要以普高毕业生为主，而中职毕业生多为补充生源。
我国中职毕业生进高职的比例，各地高低不同，除上海等地已经接近60%之外，很多省市这一比例不到30%，比如，江苏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就读的比例由“十一五”末的18.6%提高至“十二五”末的31.4%；广东计划力争到2022年，中职毕业生升高职院校的比例达到30%，而上海2017年中职毕业生中有56.23% 的人升入高一级院校继续深造。
中职升高职比例较低的原因是我国职业院校在学制及升学渠道有所衔接，但在专业、课程、教学、管理等更深层次的维度上不够畅通，学院之间的培养目标脱节、课程内容重复等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导致中高职衔接进入瓶颈。
相比而言，德国“双元制”针对不同目的的学生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有多次分流。目前德国的教育体系分为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分流。
其中基础教育为4年制小学教育，德国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将进行第一次选择，初步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即进行第一次分流，分流后进入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相当于我国的初中阶段。之后进入中等教育初级阶段，学生可根据不同的职业目标和兴趣发展而选择进入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和职业预科，其中职业预科以职业教育为主，强调实务性与操作方法，而实科中学主要面向高等职业需求，毕业后可选择高等职业发展或继续升学，进入大学、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等高等学术教育体制。
完成中等教育初级阶段后，学生即进入第二次分流，接受中等教育的高级阶段教育，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教育。二次分流仍然是按照学生的兴趣和学校的推荐，一部分学生因为对上大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可以进入到文理中学高中部继续学习文理知识，毕业后直接进入综合大学继续深造；而大部分德国学生则分流到职业教育体系，毕业后可以主要进入专科大学，完成“双元制”职业教育。文理中学的学生，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的学生在中等教育阶段结束后，进入第三次分流阶段接受高等教育。
据统计，2016年德国中等教育高级阶段的各类学校（包括职业预科、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所有毕业生中，约60%的年轻人选择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为德国培养了大批的蓝领技术工人，对德国的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而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在中等教育初期、中等教育后期及高等教育阶段设置的多次分流和选择为学生提供了灵活的转换通道，这样的模式就确保了无论是中学希望就业的群体还是中学阶段后希望继续深造的群体都能最大化实现自己的职业需求。
从水平体系上说，目前中职的学生希望转换到高等教育，一般而言须先参加3+ 证书（3+证书指“高等院校高职班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考试）考试或自主招生的途径考取大专，之后通过专插本考取本科院校，例如2019年广东中职生（3+证书）本科招生院校只有4 所，招生人数仅260人。而2019年中职生（3+证书）本科上线人数高达18,055 人，要被本科院校机会仅为0.01%，因此中职生升本其难度很高，经历的时间也较长。同时在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上，现有的框架体系限制了技能人才在不同工作之间的可流动性也非常低，制约了工人在各类职业教育中的发展路径。
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是全世界首先建立国家级职业技能资格框架的国家之一， 覆盖大约1,800个职业工种，被划分为八大等级，国家资格框架为求学者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生涯之间灵活转换，为不同等级的学生提供了明确的职业标准和灵活的发展路径。英国的“规范资格框架”将各级各类普通与职业教育证书纳入统一框架内，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证书间建立起了一一对应关系，促进了证书间的互认于转换，促进普职融通。
首先，相同级别的普通与职业教育证书具有水平上的对等性，在升学时，学生所获得的同等级普/职教育证书能够互通使用。另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学分也可进行互认与转换，是普职融通的重要机制。
另外，英国资格框架彰显出了不同学习体制之间高度灵活的转换和衔接优势，在普通教育体制、职业教育体制和学徒制之间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进行相对灵活的转换和衔接，同时满足了学生对知识学习和未来求职的需求。例如，完成中等普通教育的学生可以选择参加学徒制中的高级学徒制项目。类似的，完成英国高中课程的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入到高等学徒制项目中去。
中国可以充分借鉴德国和英国在职业教育中纵向及横向的发展框架，在纵向的课程衔接上更加注重内容和课程设置，在横向上，贯通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形成可进可出，随时转换的多元化终身教育体系， 培养更多高质量的高技能人才。
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高度参与
中国企业目前对校企合作的主观参与积极性较低，一方面因为企业对于培养人才投入和产出抱有不确定，同时另一方面在外部也缺乏有效的激励因素，例如促进校企合作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由学校管理层及政府官员领导，对企业对人才的诉求和相关核心利益的考虑有限， 导致了大多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内容与实习岗位需求不符，企业看不到实际效用。在企业参与度较低的环境下，尤其是学习中的实践部分，例如学徒制计划，无法严格按照预期来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学习内容与岗位需求的不符，无法实现精细化的职业对口输出。
作为亚洲首个扫除文盲的国家，日本在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上亦有其借鉴价值。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从办学性质上分，有公立与私立；从办学主体上分，有学历类的学校教育、考证类的公共职业培训、实操类的企业教育；从学校层次上分，有职业高中、专修学校、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等，通过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机构实现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从而达到人才的对口输出。
在各类培训中，企业培训是日本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企业内的职业教育多种多样，按种类可分为工人教育、技术人员教育和领导人员教育等，按形式可分为在职培训和离岗培训。为了促进产学结合，加深企业和学校间的紧密合作，日本通过立法来使产学结合制度化。学校和企业间通过资源交互，例如学校的丰富师资、
完善的教学体系等能够和企业的实用器材、先进技术等进行融合，在促进学生学习的同时增加实战的经验，从而达到学校和企业对于人才的双重认可。
参考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趋势，我国职业教育应注重学校、企业和社会三者有机结合机制，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相互促进，明确职教发展方向。
而德国企业也同样高度参与职业教育，形成了良好的职教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形成了企业占主导地位，学校为辅助，行业协会参与的教学体系。企业的高度参与促使学生学习内容和实际岗位需求的匹配度高，企业能够精准的找到与岗位相匹配的员工，更加愿意投入到“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实现良性循环。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2018年职业教育报告》显示，德国企业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持续保持着较高的参与意愿，2017年企业为职业教育总共提供了高达55.63万个岗位，相对于2016年增加了1.01万个。参加“双元制”的学生毕业后，有68%的比例为原就学企业留用，留用比例达到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最高值。
而德国在立方层面，也设置了清晰的指责框架推动企业有效参与职业教育。《联邦职业教育法》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根本大法”，在此基础上，《手工业条例》、《企业宪法》和《继续教育促进法》等法规作为补充。德国共有16 个联邦州，各州享有教育文化主权，因此职业教育主要由各州负责实施，而企业的实践培训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为保持教育政策在整体上的一致，各州通过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协调教育政策，并在该会议下设立由州教育部、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代表组成的职业教育委员会。
地区上看，德国有如工商业协会、手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以及900 多家跨企业培训机构，是德国职业教育重要的参与者和自我管理机构，尤其行业协会，在政府、企业和培训人员中发挥着连接枢纽的作用。
从经费投入上来看，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完全承担企业中的培训经费，包括培训设施、器材、学员津贴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经费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根据统计，在中等职业教育的总体经费分担比例为企业投入占70%左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投入仅占30%。
在对职业教育教师资格的要求上，技能培训老师除了学历大多是本科以上以外，都需要具有技师及以上职称，且有丰富的企业实践工作经验，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在职业教育的影响力度，更有效地把人才技能的培养落实到行业需求中去，确保构建良性的职业教育体系。
通过借鉴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我国职业教育应完善职教法律体系，加强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和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职业教育的学习大纲及内容，建立一套规范的国家职教法制体系。开展多元化办学，注重学校、企业和社会三者有机结合机制，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相互促进，明确职教发展方向，并鼓励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中，让企业具有更大的积极性与学校进行合作，打破学校一元制角色，明确企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起到的主体作用，真正实现学校教授的课程内容与企业的职业标准相对接，为职业教育的学生打通学历提升的通道。将职业教育延伸，推进终身教育，建立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的桥梁，促进学习型社会建立。
在经济处于脱实向虚、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中国应从多维度借鉴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职普融合和产教